夫妻財產涉及物權、債權、知識產權甚至股權，因此，夫妻財產制與物權法、債權法、知識產權法以及公司法等財產法規則常有交集。如果規定不一，必然產生沖突。如何協調這些沖突是擺在學者面前的重要任務，本文就這一問題展開探討。

一、夫妻財產制與財產法規則沖突的具體表現和類型劃分

(一)夫妻財產制與財產法規則沖突的具體表現

夫妻財產制是規范夫妻財產關系的法律制度，涉及夫妻財產的歸屬(取得)、變動、權利行使、債務承擔、清算與分割等多個環節，每一個環節都可能與財產法規則產生沖突。理論界和實務界較為關注的沖突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1.在財產歸屬上夫妻財產制與物權法規則的沖突

夫妻財產制最重要的功能是確定夫妻的婚前財產和婚后所得財產的歸屬，而關于物的歸屬同樣是物權法的重要內容，由此，在物的歸屬(取得)問題上，夫妻財產制與物權法規則的沖突是所有夫妻財產制與財產法規則的沖突中最為明顯的。根據婚姻法的規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原則上為夫妻共同財產，夫妻一方的婚前財產為其個人財產。那么，夫妻一方的婚前個人財產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收益是個人財產還是夫妻共同財產?按照我國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似應解釋為夫妻共同財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法釋〔2003〕19號，下稱“婚姻法解釋二”)也是將其中的投資收益解釋為夫妻共同財產。而孳息和增值收益的歸屬一直較有爭議。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法釋〔2011〕18號，下稱 “ 婚姻法解釋三”)將孳息和自然增值明確為個人財產，但是這一解釋在學術界受到質疑，將其作為共同財產的呼聲仍然較高。而根據物權法關于孳息的原理，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孳息應當歸屬于物權人(所有權人、用益物權人)。以此為據，夫妻一方婚前財產于婚后產生的收益應當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

2.在物權變動中夫妻財產制與物權法規則的沖突

根據我國物權法第9條和第23條的規定，不動產物權的變動應依法登記始發生效力，動產物權的變動自交付時發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那么，夫妻間的物權變動(如一方個人財產變動為雙方共同財產)是否須滿足上述登記或交付的公示要件?就夫妻法定財產制而言，由于有法律規定這一事實依據，可以歸入上述物權法規則的例外情形，物權變動不必以公示為生效要件，對此學者已經達成共識，可以說婚姻法與物權法沒有沖突。但是，夫妻約定財產制是夫妻雙方通過意思表示確立的財產制度，這里沒有法律的直接規定，而且從表面上看是法律行為的結果，那么由其產生的物權變動是否應適用前述物權法的規定，履行公示程序?“婚姻法解釋三”第6條在規定夫妻間贈與的法律適用時隱含了這樣的意思：夫妻雙方約定將一方的房產轉移給另一方，約定本身并不產生物權變動的效力，若要實現物權變動，須辦理變更登記。這里顯然遵循了物權法中基于法律行為之物權變動模式。但是之后多位學者討論這一問題，結論極其相似：約定財產制下夫妻間物權變動無須進行公示，在夫妻財產約定發生效力時，夫妻間的物權即發生變動，只是理由各異。由此，物權變動中的夫妻財產制與物權法產生了沖突。

3.在權利行使中夫妻財產制與物權法規則的沖突

婚姻法第17條第2款規定：“夫妻對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法釋〔2001〕30號，下稱 “ 婚姻法解釋一”)第17條對此進行了補充： “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共同財產做重要處理決定，夫妻雙方應當平等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他人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為由對抗善意第三人。”這里已經明確提出保護善意第三人。在物權法之后出臺的 “ 婚姻法解釋三” 則將善意取得制度納入其中，其第11條規定：“ 一方未經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購買、支付合理對價并辦理產權登記手續，另一方主張追回該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該條在出臺前的征求意見稿中有一個但書：“但該房屋屬于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要的除外”。也就是說，如果夫妻一方擅自出售的房屋是家庭唯一居所，共有權人可以以此對抗善意第三人。即使在“婚姻法解釋三”出臺后，這種聲音也沒有停歇。如果這一主張成立，那么物權法的善意取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將被架空。

4.在夫妻債務認定上夫妻財產制與合同法規則的沖突

婚姻法第41條規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因此，認定債務性質的標準是債務的目的— —是否為夫妻共同生活。但是這里強調“離婚時”，是針對夫妻內部。那么在夫妻外部，即對債權人而言，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應當認定為共同債務還是個人債務，婚姻法沒有明確規定。“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補充為：“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照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19條第3款規定情形的除外。”即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負債務對于債權人而言原則上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這一規定明顯違反了債的相對性原理。債是特定當事人之間得請求一定給付的法律關系。合同作為債之一種，當然具有這一特性。合同之債的形成是債權人與債務人雙方相互選擇的結果，是雙方間相互信賴的結果。在債權人與夫妻一方所形成的債權債務關系中，是債權人對形成債權債務關系的夫妻一方個人資歷、能力和信用的信任，而不涉及當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包括其配偶。

5.在夫妻間贈與問題上夫妻財產制與合同法規則的沖突

夫妻間贈與是指夫妻或即將成為夫妻的雙方約定，將一方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對方的行為。夫妻間贈與與夫妻財產約定和普通贈與都有相似之處，那么是應當歸入夫妻財產約定而適用夫妻財產制，還是應當歸入普通贈與而適用合同法規則，對夫妻雙方利益攸關。例如，夫妻雙方約定將一方個人所有的房屋作為共同財產或另一方的財產，但是沒有辦理相應的產權變更登記，離婚時原產權人是否享有撤銷權?按照婚姻法第19條的規定，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的約定，對雙方具有約束力，就不動產而言無需辦理產權變更登記，因此雙方財產約定已經生效，離婚時原產權人不享有撤銷權;而按照合同法第186條，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即離婚時原產權人享有撤銷權。最終，“婚姻法解釋三”對此作出了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186條的規定處理。但是學術界的爭論依然不斷，多位學者對此規定提出批評。在夫妻間贈與問題上夫妻財產制與合同法規則的沖突依然存在。

(二)夫妻財產制與財產法規則沖突的類型劃分

從理論上來說，法律沖突是指由于法律產生的原因和條件不同而導致的對同一調整對象都有管轄權的法律之間內容的不一致，法官或有關專門機關認為適用不同的法律將會產生不同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現象。從對象性角度看，同一調整對象是構成法律沖突的基礎，同一個調整對象把不同的法律規范連接在一起。如果不同的法律規范不針對同一調整對象，那么即使法律規范內容不同，它們之間是表面的沖突而非真正的法律沖突，本文稱之為非實質性法律沖突;只有不同的法律規范針對同一調整對象時，才有可能發生真正的法律沖突，本文稱之為實質性法律沖突。按照這一標準考察上述五個方面的夫妻財產制與財產法規則的沖突，它們可以分別歸入這兩種不同的類型。

1.非實質性法律沖突

在財產歸屬方面和物權變動方面夫妻財產制與物權法規則的沖突屬于這種類型的沖突。夫妻財產制的調整對象是夫妻之間的財產關系，而物權法調整的是一般民事主體之間的物權關系(物的歸屬和利用關系)。婚姻作為一個組織體具有內部關系和外部關系，在通常情況下，婚姻法調整婚姻內部關系，即夫妻之間的關系;財產法(包括物權法)調整婚姻外部關系，即夫妻與第三人之間的關系，也就是夫妻財產對于第三人的效力。夫妻財產歸屬和夫妻間的物權變動解決的是夫妻內部問題，應當受夫妻財產制的規范，只有該財產與第三人發生聯系時才有物權法規則適用的可能。比如夫妻一方的房屋出租后產生的租金，在夫妻之間是共同財產還是個人財產由婚姻法規定;對于承租方來說應當將租金支付給出租人，這是財產法決定的。夫妻間物權變動在夫妻財產約定發生效力時即已發生，對于第三人則應適用公示公信原則，在沒有變更登記之前不得對抗第三人。由此可見，在夫妻財產歸屬和物權變動方面，夫妻財產制與物權法規則有著各自的適用范圍，調整的不是同一對象。形象地說，此時兩個規則是平行的，并不存在沖突。

2.實質性法律沖突

在權利行使中夫妻財產制與物權法規則的沖突和在夫妻債務認定、夫妻間贈與問題上夫妻財產制與合同法規則的沖突均屬于這種類型的沖突。前述已言，在通常情況下，婚姻法調整婚姻內部關系，財產法調整婚姻外部關系。就夫妻對共同財產權利的行使而言，其內部關系是雙方如何行使權利，對此“婚姻法解釋一”第17條已作出規定。夫妻一方擅自處分了共同財產對交易對方(第三人)的效力如何，則是外部關系。就夫妻債務而言，離婚時債務應當如何承擔是內部關系，對此婚姻法第41條已有明確規定(以債務的目的為標準)。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對于債權人(第三人)的效力如何則是外部關系。夫妻財產的外部關系本應當由財產法予以規范，如果婚姻法也作了規定，那么二者覆蓋的范圍重疊，調整的對象同一，如果二者規定的內容不同，自然產生實質性沖突。形象地說，此時兩個規則是重疊的。

在夫妻間贈與問題上夫妻財產制與合同法規則的沖突也是實質性法律沖突，因為兩個規則針對的對象是同一的——夫妻一方將自己的財產無償轉讓給另一方的效力問題，而兩個規則的內容并不相同。但是在夫妻間贈與問題上夫妻財產制與合同法規則的沖突與前二個實質性沖突相比較存在特殊之處：第一，在夫妻間贈與問題上的沖突針對的是夫妻內部關系，而前二個實質性沖突則是針對夫妻外部關系。在通常情況下，婚姻法調整婚姻內部關系，財產法調整婚姻外部關系，即婚姻法不出家門、財產法不入家門。但是婚姻法不出家門是絕對的，而財產法不入家門是相對的，也就是說，財產法不調整婚姻內部關系不是絕對的，因為民事主體可以覆蓋婚姻主體而不是相反。那么財產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夫妻內部財產關系則是更具挑戰性的課題。第二，在前兩個實質性沖突中，相互沖突的兩個規則是 “ 你死我活” 的關系，它們同時存在影響法治的統一性和協調性，必須將其中一項宣布為無效，有學者稱之為真正沖突，也有學者稱之為法律本身的沖突;而夫妻間贈與問題上的沖突，可以通過選擇適用其中某一法律而使案件獲得公正處理，并不需要宣布另一法律無效，有學者稱之為虛假沖突，也有學者稱之為法律適用中的沖突。形象地說，此時兩個規則是交叉的，均有適用的可能。

二、夫妻財產制與財產法規則非實質性沖突的闡釋

法律沖突的協調是指按照一定的規則和方法解決各種類型的法律沖突，以保證相關法律體系的一致性與穩定性的過程。如前所述，在財產歸屬方面、物權變動方面夫妻財產制與財產法規則的沖突只是表面上的沖突而非實質性的法律沖突，它們有著各自的適用范圍和調整對象。但是大多數學者認為它們之間存在法律沖突，說明這些表面上的沖突具有較大的迷惑性。因此在這里，解決這些所謂法律沖突的方式并非真正的 “協調”，而是 “闡釋”。

(一)夫妻財產關系內外有別論的理由

夫妻財產制與財產法規則具有不同的效力范圍，其原因在于二者適用的主體以及立法目的和理念是不同的，二者的適用范圍不能混淆。

1.二者的適用主體不同

馬克思認為，民法是“經濟關系直接翻譯為法律原則的法律，是以法律形式表現了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準則”。財產法為市場之法。傳統私法按照商人的形象設計人，是“ 模仿著始終追求和打算著利潤的商人像創造出的概念，并非出于義務，而是受利益誘導的個人”。也有學者表述為“原子化的個人”，是“抽象、均質、獨立的個人”。這種抽象的人，剔除了其一切具體身份，如國籍、性別、經濟地位、宗教信仰等等，無論任何人，只要站在商品市場中就是這樣一個抽象的“人”; “這種‘人’有為商品之靈魂或為其手足之屬性，且有自由不受任何拘束之性格”。“其存在自不是國民的，又不是民族的，當然也不是家族構成員的存在”，也就是說，“財產法關系上之‘人’，系與國民的身份或家族構成員的身份或其他一切身份的支配服從關系毫無關系之存在”。對于這種“抽象的人”，法律無差別地對待。

婚姻家庭是身份共同體，身份體的各個成員具有彼此不同的身份地位，形成相互差異和相對穩定的身份角色。例如，婚姻家庭中有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身份角色。不同的身份角色在地位差異的基礎上形成彼此之間的依賴、協作、限制關系，并依此獲得身份權力和身份利益份額。身份安排的基本邏輯是依 “身”定“份”，不同身份獲得相應的利益份額，身份差異促成利益份額分配上的差異。這樣，身份社會不同于商品社會，事實上否認了“均質強者”的假設，反映了社會成員之間強弱共存的現實。作為夫妻財產制適用對象的夫妻身份同樣具有這一屬性，他們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體的人、特定的人。他們有性別差異，有情感交流，有經濟地位之強弱，有婚姻角色之分工，在此基礎上取長補短，各司其職，共同努力，共同經營婚姻共同生活。以這種身份關系為前提的夫妻財產制必然要體現這些差異，回應相應的要求。比如，建立在婚姻角色分工基礎上的家務勞動，在婚姻生活中應被賦予價值，雙方離婚時，在一定情形下，付出勞動的一方可以要求對方予以補償。

2.二者的立法目的和理念不同

財產法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市場秩序。“市民社會是一種以個體理性為基礎、以市場機制為核心的社會關系的網絡，也是人們生產、交換和分配的特定場所。”“生產、交換、分配”關系，民法上統稱為交易關系。保障市場秩序具體表現為保障交易公平、交易自由、交易安全。以交易公平為例，它要求財產法規則應當遵循 “ 等價有償” 的原則。如果民事主體一方獲得的經濟利益與其付出的對價極不相當，就構成“顯失公平”。為了使自身利益不受損失，個人一定會對盈虧和得失進行精密的計算和計較，有學者稱“計算理性”。交易自由也就是意思自治，“傳統私法的基本理念是意思自治，主體的自由意志得到充分尊重，當事人通過法律行為設立彼此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法律行為是私法中的主要法律事實”。“以市場交易為基礎設立的私法關系是平等者之間的法律關系，平等者之間處理相互關系多采用平等協商方式。立法者相信每個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維護者，在充分意思自治的條件下，人們有能力通過平等協商達成符合各自利益和社會公平的利益均衡狀態。”交易安全則要求建立善意取得、表見代理、公示公信等具體制度。

婚姻法的目的是保障婚姻秩序，維護婚姻家庭關系的穩定與和諧。婚姻家庭是身份共同體，更是生活共同體，承載著養老育幼的社會職能。作為物質基礎的夫妻財產，其立法必然反映這種要求。世界上任何國家，無論采用何種夫妻財產制，對于夫妻一方為日常家事而負債務均規定由夫妻共同承擔。婚姻家庭同時也是倫理實體，因為它“蔓延著愛”，“以利他主義的倫理關懷為指引”。在這一領域中，“不適用冷酷的商品交易法則，不適用自私自利的計算理性”。夫妻財產制的設計應該考慮以人倫秩序為基礎，體現身份法與團體法屬性的婚姻法的特質。“人們已經意識到，身份關系中的利益往來并不適用等價有償原則，而是注重依據倫理規則對弱者給予扶助。”夫妻財產立法不僅不支持算計，相反，強調保護弱者、鼓勵奉獻。就保護弱者而言，“作為以婚姻家庭倫理關懷為最高追求的夫妻財產制度，無論任何國家或采納何種立法模式，均傾斜性保障因離婚導致利益失衡的弱勢一方的婚姻合理預期與財富分配的公平”。我國婚姻法也規定，在夫妻離婚分割共同財產時，要以照顧女方為原則;如果弱勢一方以離婚分割的財產仍然無法維繼生活，可以要求另一方予以經濟幫助，即離婚時經濟幫助制度(域外常稱離婚扶養費制度)。就鼓勵奉獻而言，《美國統一婚姻財產法》規定，如果一方婚前個人財產在婚后產生了實質性增值，而且凝聚了對方協力，則該增值為共同財產。

(二)財產法規則介入夫妻內部的后果

如果將財產法規則直接適用于婚姻內部而不考量財產法與婚姻法不同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理念，就會產生不和諧的結果。下面以夫妻一方婚前財產于婚后所生利益的歸屬和夫妻在約定財產制下的物權變動模式為例予以說明。

1.夫妻一方婚前財產于婚后所生收益的歸屬

原物產生的收益歸原物所有人所有，這是民法的傳統理論，也是物權法的相關規定。這一規則表明，原物所有人將原物進行利用，無論是用于投資、租賃或其他使用，產生的收益仍然歸屬該所有人，無疑是在鼓勵財產所有人利用財產創造財富，也就是鼓勵交易。但是這個規則不能用于婚姻內部。例如，丈夫以其個人婚前財產投資經營一實體，月平均收入2萬元，按照物權法規則，該收入為丈夫的個人財產;假如妻子是普通勞動者，月收入2千元，按照婚姻法第17條的規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工資所得為共同財產。不和諧的后果出現了：同樣付出了勞動，在婚姻生活中任何一方的勞動都離不開對方的照顧，都凝結著對方的貢獻，而妻子區區2千元收入由雙方共享，丈夫洋洋2萬元由其獨占。這樣的結果無論如何都是人們無法接受的。幸運的是，“婚姻法解釋二”將投資收益規定為共同財產，上述不和諧的后果并沒有出現。

“婚姻法解釋三”第5條規定：“夫妻一方個人財產在婚后產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應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也就是說，夫妻一方個人財產在婚后的孳息和自然增值為其個人財產。最高人民法院在闡述其制定依據時指出：“ 孳息的產生依附于原物，原物屬于一方個人財產，其產生的孳息亦歸其所有。這也符合民法傳統理論及我國物權法的相關規定。”這是直接將財產法規則作為確定夫妻財產歸屬的依據。該規則的適用同樣會產生不和諧的結果：以婚前一方所有房屋于婚后取得租金為例，如果夫妻雙方婚前都有各自房屋，婚后共同生活于其中一處房屋而將另一房屋出租，一方居住另一方婚前房屋并不需要支付費用，而該方將自己不再居住的房屋用來出租，如果按照物權法規則，該租金歸房屋所有人一方個人所有，對于夫妻另一方顯然是不公平的。其原因在于，基于夫妻身份關系，夫妻具有同居的權利和義務，一方居住另一方房屋是無償的。這里使用他人財產而不支付相應對價顯然不符合財產法基本原則。與之相聯系，另一方房屋的出租收益在夫妻之間也不應當按照財產法原理進行解釋。

2.夫妻在約定財產制下的物權變動模式

財產法主要調整交易關系。“公示為交易中的物權變動所必需，如果物權不發生交易性質的變動，則一般沒有公示問題。”基于法律行為的物權變動應當履行公示程序，是為了保障交易安全。“為第三人的公正起見，法律要求不動產物權變動必須登記、動產物權變動必須交付占有，目的就是給第三人提供知悉該物權變動的充分機會，使得第三人利益得到充分保護。”

基于法律行為的物權變動須經公示，是形式主義立法模式的結果。這種立法模式將一個交易行為切割為二段：雙方簽訂合同的負擔行為與動產交付和不動產登記的處分行為。前一段只在締約人之間產生履約請求權，完成后一行為才發生物權變動的效力。可以說，這是一種基于理性思考的 “ 法技術手段” 或法學家擬制出來的“技術概念”，只能用于交易行為。如果將其用于夫妻約定財產行為，則不符合社會實情。“夫妻之間訂立財產契約，其意義在于夫妻雙方期望由他們自身所訂立的契約來約束他們對夫妻財產的行為。基于婚姻生活的特殊性和對民事生活意思自治原則的尊重，法律在調整婚姻財產時應當肯認其約定之效力而適當排除一般的契約法則與物權制度”; “如若不動產登記之功能能夠為其他法之價值所取代，即可越過登記之藩籬，對夫妻財產契約中的物權變動效力予以直接肯認”。以一個最高院公報案例為例：夫妻雙方約定登記于男方名下的一套房屋為女方單獨所有，但始終未辦理房屋產權變更登記，后男方死亡，男方與前妻之女與女方就房屋是夫妻共同財產還是女方個人財產產生爭議。男方在生前沒有任何撤銷贈與的意思，如果判決該房屋仍為共同財產顯然違背了男方的意愿。該案一審法院判決該房屋為夫妻共同財產，但最終二審法院將其變更為女方的個人財產。

(三)夫妻財產制解決夫妻內部財產關系的應然之道

財產法規則通常不應當介入婚姻內部，夫妻財產關系應當由夫妻財產制按照婚姻的功能和理念進行規范。下面仍然以夫妻一方婚前財產于婚后所生收益的歸屬和夫妻在約定財產制下的物權變動模式為例予以說明。

1.夫妻一方婚前財產于婚后所生收益的歸屬

婚姻是夫妻生活共同體，夫妻財產規則應當體現“夫妻協力”。夫妻協力是婚姻共同體得以維系的基礎。由此確定夫妻一方婚前財產于婚后所生收益歸屬的基本標準是該利益的產生是否體現了“夫妻協力”。“協力”是指協助、幫助，也就是凝聚了他人的貢獻。如果夫妻一方婚前財產于婚后收益的產生離不開配偶的貢獻，該收益應當作為共同財產;如果沒有凝聚對方貢獻，則應當作為該方的個人財產。這里的貢獻包括直接貢獻和間接貢獻。直接貢獻，即配偶直接對婚前財產作出貢獻。至于其具體表現形式，《美國統一婚姻財產法》的規定具有借鑒意義：對配偶婚前財產付出了物資勞動、努力、投資、體力或智力的技能、創造和管理活動。例如，夫妻一方對配偶帶入的婚前所有的母畜進行飼養，婚后該母畜所生幼崽應作為共同財產;又如，婚前一方購買的房屋，婚后夫妻共同償還貸款，該房屋在婚后產生的增值中，由共同還貸所占的比例部分應當作為夫妻共同財產。間接貢獻，即配偶沒有直接對婚前財產作出貢獻，但是該婚前財產產生收益需要其所有人付出勞動，配偶對該方進行了生活上的照料。較具有代表性的是，夫妻一方婚前設立的企業在婚后繼續經營，其經營收益應當作為共同財產。

具體來說，第一，就孳息而言，天然孳息的取得通常需要人們付出勞動，如母畜需要喂養才能生產幼畜，果木需要澆水、剪枝才能結出果實，因此一方婚前財產于婚后所生天然孳息，要么體現配偶的直接貢獻，要么體現間接貢獻，應當作為夫妻共同財產。法定孳息復雜一些，在作為典型的法定孳息的租金和存款利息中，租金的取得通常凝聚人們的勞動，以出租房屋為例，按照合同法的規定，除雙方另有約定，房屋的維修義務由房主承擔，因此租金中體現配偶的貢獻，應當作為共同財產;而存款利息的取得并不需要付出勞動，因而通常應當作為個人財產。第二，就投資收益而言，直接投資收益的取得是投資人參與經營甚至配偶也參與經營的結果，體現對方貢獻，應當作為共同財產。間接投資收益要復雜得多，其中債券投資收益與銀行存款相似，應當作為個人財產，而股票投資和基金投資的收益一般是市場行情變化的結果，通常作為個人財產。但是如果投資人以炒作股票為業，則具有了經營的特點，其收益應當作為共同財產。第三，就增值而言，增值通常是通貨膨脹或市場行情變動的結果，與對方協力無關，應當作為個人財產;但是如果配偶作出了直接貢獻，如償還貸款或參與房屋改造等，相應部分的增值應當作為共同財產。

2.夫妻在約定財產制下的物權變動模式

夫妻財產關系以夫妻身份為前提，依附于人身關系而產生，不體現直接的經濟目的，反映的是婚姻共同生活和家庭職能的要求。夫妻財產關系的非交易性，決定無需嚴格按照交易規則在物權變動時履行公示程序。“登記的公示意義在夫妻間的財產權屬變動方面并不彰顯。夫妻之間的財產契約是雙方對共同財產的分配選擇具體方式，所涉及的財產并未進入市場流轉以追求物的交換價值，也就不存在保護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問題。”約定財產制下夫妻間物權變動無須進行公示行為，在夫妻關于財產制的協議發生效力時，夫妻間的物權即發生變動。

婚姻作為夫妻生活共同體，“雙方在夫妻財產契約中所作出的約定之全部動機均來源于兩者間的特殊身份關系，其最為重要的作用在于遵照夫妻雙方的意思配置其財產歸屬，維護夫妻這一特殊的利益共同體之存續與發展”。如果當事人約定婚后采用一般共同制，其真實的意思是：自結婚起雙方的婚前財產與婚后所得財產除特有財產外，均為共同所有;如果雙方再改為分別財產制，其真實的意思是：自約定簽訂后，其共有財產按照約定成為各自單獨所有的財產。如果法律以婚后未變更登記、未轉移占有而否定共同財產或個人財產，則違背了締約人的真實意思。更何況，在現實生活中，由于某些限制，如按揭貸款沒有還清等，不動產變更登記會遇到障礙。以此為原因而否認物權變動，當事人通常難以接受。

三、夫妻財產制與財產法規則實質性沖突的協調

與非實質性法律沖突不同，夫妻財產制與財產法規則的實質性沖突已經不是表面上的沖突而是真正的法律沖突。解決這些沖突的方法應當是真正的“協調”。實質性沖突又細分為不同的種類，具體解決方法亦有所不同：對于法律本身的沖突要明確適用財產法，產生的問題通過內部機制(內部的請求權制度)予以救濟;對于法律適用中的沖突，則應根據不同的情況作出不同的選擇。

(一)法律本身的沖突適用財產法規則

法律本身的沖突類型表現為在權利行使中夫妻財產制與物權法規則的沖突和在夫妻債務認定上夫妻財產制與合同法規則的沖突，它們是圍繞夫妻外部財產關系而產生。根據前述內外有別論，調整夫妻外部財產關系的應當是財產法，即婚姻法應當讓位于財產法。理由在于：當夫妻與第三人產生經濟關系時，其主體地位已經由“具體的人”轉變為 “抽象的人”，其活動的范圍已經從家庭領域進入市場領域，理應適用財產法規則。

1.在權利行使中夫妻財產制與物權法規則的沖突

這個沖突的核心問題是夫妻一方擅自處分共同財產時在外部關系上是否應當適用財產法規則，保護善意第三人。回答應當是肯定的：第三人代表的是不特定的社會交易人，保護第三人的利益，已經不單純是基于個人利益的衡量，而是具有了維護交易安全、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意義。在這里，交易安全的理念超過了個人而立足于社會整體的立場，被認為是現代民法最重要的指導觀念。在夫妻一方擅自處分共同財產場合，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制度主要有兩個：善意取得制度和表見代理制度。以不動產為例，夫妻共有的房屋登記在一方名下，該方以個人名義處分該房屋，如果第三人相信這一權利外觀，可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夫妻共有的房屋無論登記在一方或雙方名下，一方以雙方的名義處分該房屋，如果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具有對另一方的代理權，則適用表見代理制度。“婚姻法解釋三”第11條明確了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婚姻法解釋一”第17條中“ 他人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則包含了表見代理制度。

如前所述，這里的法律沖突來源于“婚姻法解釋三”(征求意見稿)第12條的但書 — — “但該房屋屬于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要的除外”。主張者的主要理由是： “優先保護婚姻家庭住房權，目的在于使婚姻家庭當事人有房可居，以維持家庭成員的基本生存需要，而法律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目的在于保護交易安全，以保障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從生存權與發展權的關系看，生存權應當優先于發展權。”這一理由并不充分，正如最高人民法院的反駁：“如果善意第三人付出全家全部積蓄購買的房屋也是其家庭唯一生活住房，此時保障了夫妻另一方的居住權益則可能使得第三人的居住利益落空。”本文認為，解決夫妻與第三人之間即婚姻外部的財產關系，婚姻法應當讓位于財產法，縱然“該房屋屬于家庭共同生活居住”，也要適用善意取得制度。至于另一方的生存居住權，可以通過其他措施予以救濟，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可以在民事執行程序中限制執行，但不限于此。

2.在夫妻債務認定上夫妻財產制與合同法規則的沖突

這個沖突的核心問題是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的債務對債權人來說是個人債務還是共同債務。根據合同的相對性原理，這個債務原則上應當認定為夫妻一方的個人債務。第一，合同只能發生在特定人之間，債權人的權利是基于對特定的個人信用的信任而產生的，這種信任可以是對其財力的信任，也可以是對其個人能力的信任。人們在從事經濟交易、進行社會往來時，關注更多的是交易對象自身的信譽和資質，通常不會考慮其是否結婚。第二，如果債權人對債務人的資質持懷疑態度，完全可以通過雙方間的協商，要求債務人提供擔保或要求債務人以夫妻雙方的名義共同為之。在交易之初，由于債權人擁有交易選擇權，他完全可以通過讓夫妻另一方對一方所借債務進行確認來規避這種交易上的風險。這種規避交易風險的成本，比訴訟中將該債務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從而導致夫妻另一方的反駁成本要小得多。

我國“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將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推定為共同債務。迄今為止對于這一規定最具說服力的說明是2016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網站的“院長信箱”欄目登載的一篇文章 — — 《關于“撤銷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的建議”的答復》。該文作者認為，“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是符合婚姻法立法精神的：“我國婚姻法規定的夫妻財產制是以婚后所得共同制為普遍原則。現實中多數中國家庭實行的也是婚后所得共同制。實行約定財產制的夫妻較少。既然結婚后夫妻的收入是共同的，那么為共同生活所負債務也就應當共同償還。”顯然，這是以調整婚姻內部的婚姻法規則規范婚姻外部的財產關系。但是這個答復也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為個人債務，而其財產已經歸入夫妻共同財產，是否會損害債權人的利益? “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正是本著“堅持保護交易安全、維護善意第三人的原則”出臺的。

這里應當區分“債務的認定”與“債務的清償”。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認定為個人債務，并不意味著只能以其個人財產清償，責任財產除其個人財產外，還應當包括夫妻共同財產，因為其婚后所得主要歸于共同財產。至于是以全部共同財產還是以屬于債務人的部分清償個人債務，國外立法有所不同。本文認為：鑒于我國夫妻一體的傳統觀念以及目前誠信意識的缺失，為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建議以全部夫妻共同財產作為一方債務的責任財產。如此一來，將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認定為個人債務還是共同債務似乎沒有了區別。其實二者有所不同：如果認定為共同債務，那么夫妻中非舉債方與舉債方承擔連帶責任;如果認定為舉債方個人債務，非舉債方只承擔有限責任，僅以共同財產承擔責任，其個人財產(婚前財產和離婚后取得的財產以及其他法定個人財產)不再是責任財產。這一主張與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的一起再審案件的結果不謀而合，能夠滿足實務的要求。

(二)婚姻內部設置救濟機制

調整夫妻與第三人的外部財產關系適用財產法規則，可能會損害非交易夫妻一方的財產利益，“婚姻法解釋三”第11條第1款在明確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后，第2款則規定：“夫妻一方擅自處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損失，離婚時另一方請求賠償損失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在將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推定為共同債務后，第25條第2款有類似規定：“一方就共同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后，基于離婚協議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書向另一方主張追償的，人民法院應當支持。”但是，如果另一方沒有選擇離婚，或者離婚前雙方已經用共同財產清償了一方的債務，另一方受損害的財產利益則無法得到救濟。本文建議在婚姻內部設置救濟機制(內部的請求權制度)，針對上述情形較為有效的是非常財產制和夫妻共同財產與個人財產之間的補償制度。

1.夫妻非常財產制

夫妻非常財產制是指，在特殊情況下，當出現法定事由時，依據法律之規定或經夫妻一方的申請，由法院宣告撤銷原以法定或約定設立的通常財產制，改設為分別財產制。其實質是，在婚姻生活發生特殊情形時，在不離婚的前提下，對夫妻財產進行分割，即婚內財產分割。非常財產制對于解決夫妻之間在財產上的糾紛或一方侵害對方財產利益時保護受害方的財產利益，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解決方法。以瑞士民法典為例，其第185條第2款列舉了相當全面的適用非常財產制的情形：(1)配偶他方的財產不足清償債務或其共同財產中的應有部分已被扣押。(2)配偶他方危害到申請人或婚姻共同生活的利益。(3)配偶他方以無理方式拒絕給與處分共同財產之必要同意。(4)配偶他方拒絕向申請人報告其收入、財產及債務或共同財產狀況。(5)配偶他方持續無判斷能力。

我國婚姻法沒有設定非常財產制，而物權法第99條規定：“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礎喪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時可以請求分割。”這里的 “重大理由”為司法實踐出現特殊情形需要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提供了空間。“婚姻法解釋三”第4條正是以此為依據，作出規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請求分割共同財產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重大理由且不損害債權人利益的除外：(一)一方有隱藏、轉移、變賣、毀損、揮霍夫妻共同財產或者偽造夫妻共同債務等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行為的;(二)一方負有法定扶養義務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醫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關醫療費用的。”但是這一規定還沒有構成完整的非常財產制，只列舉了適用情形，沒有涉及請求權人、分割后適用的財產制、非常財產制的解除等制度內容;而且其列舉的適用情形也過于狹窄。夫妻一方擅自處分了作為唯一居所的共有房屋，已經嚴重損害了另一方的利益，應當列入分割共同財產的情形，這樣，在不離婚的前提下，受害方可以分割出售房屋的房款。

2.夫妻共同財產與個人財產之間的補償制度

夫妻共同財產與個人財產之間的補償制度是指，兩種財產互相之間一方代替另一方承擔了本應當由對方承擔的負擔，而由對方補以相同價值財產的制度。雖然這種補償制度不僅僅針對夫妻債務問題，但主要適用于該問題。瑞士民法典第238條規定：“以配偶一方財產之資金支付另一方財產之債務的，在財產權分割時共同財產與配偶間任何一方的自有財產間存在賠償債權。”

我國臺灣民法第1038條規定：“共同財產之債務，而以特有財產清償，或特有財產之債務，而以共同財產清償者，有補償請求權。”我國澳門民法典第1565條也有類似規定：“夫妻雙方負責之債務，如已單由其中一方之財產支付，則該方即成為共同財產之債權人……僅由夫妻一方獨自負責之債務而由共同財產支付時，負債一方須向他方負責，以其個人財產將已由共同財產支付之債務金額償還予共同財產”。

我國婚姻法雖經幾次修訂，但都沒有關于共同財產與個人財產之間相互補償的規定。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法發〔1993〕32號)對此有所涉及。該解釋第16條規定： “ 婚前個人財產在婚后共同生活中自然毀損、消耗、滅失，離婚時一方要求以夫妻共同財產抵償的，不予支持。”嚴格地說，這個條款并不是完整的 “補償”的規定，它只涉及了共同財產是否給個人財產以補償，而且沒有涉及夫妻債務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其結論是不予補償。史尚寬先生曾言：“兩財團間一財團應負擔之債務，而以他財團之財產清償者，對于他財團應予補償。”夫妻共同財產與個人財產是獨立分開的兩個財產單位，用史先生的表述即兩個“財團”。夫妻共同財產由夫妻提供的財產組成，但是共同財產一旦形成就與夫妻各自的其他個人財產獨立開來。兩種財產承載的使命不同，共同財產用來維持婚姻生活及夫妻共同的其他利益，而個人財產則是滿足各自的利益。當某一“財團”替代另一“財團”承擔了本應由其承擔的負擔，意味著一個“財團”利益的減損而另一“財團”利益的增加。如果法律認可雙方各自利益的正當性，那么獲益“財團”理應給與對方補償。這樣，即使夫妻中非舉債方以共同財產替代舉債方清償債務，也可以請求舉債方予以補償，以維護自己的利益。

(三)法律適用中的沖突視情況選擇法律

在夫妻間贈與問題上夫妻財產制與合同法規則的沖突是這種沖突的代表。這種沖突針對的是婚姻內部的財產關系，但是并不絕對排斥財產法規則。那么財產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夫妻內部的財產關系?通行的說法是只要不違背婚姻的本質即可適用。但這個說法過于泛泛。本文以為，應當從婚姻法的視角對財產法規則作必要的區分，在此基礎上，對夫妻間贈與問題上的法律沖突予以分析和協調。

1.從婚姻法的視角看財產法規則的區分

從婚姻法角度區分財產法規則，是根據與夫妻財產關系的遠近對財產法規則進行排序。與夫妻財產關系最為密切的是物權法中的共有規則。有學者認為婚姻法中的財產法與一般財產法的關系是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本文以為，這種認識不夠準確。因為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不僅僅是優先適用特別法，而且在特別法沒有規定時應當適用一般法。財產法通常不調整夫妻內部財產關系。因此，夫妻共同財產制與物權法中的共有規則才是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因為它們的立法目的、立法理念一致，夫妻共有是共同共有的具體化，符合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在它們之間的關系上，只有當婚姻法沒有規定時才應當適用物權法(共同共有)規則。例如，面對債權人，夫妻對于共同債務應當承擔何種性質的責任，婚姻法未作明確規定，應當適用物權法第102條的規定。

共有規則之外，財產法中有關無償行為(如贈與)的規則可以適用于婚姻內部，因為它們不是交易行為，遵循特殊的規則;而且它們通常發生在熟人之間，與婚姻家庭的理念較為接近。以贈與為例，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在實際生活中，贈與往往發生在具有親密關系或者血緣關系的人之間，合同法對贈與問題的規定并沒有指明夫妻關系除外。”如果這類行為發生在夫妻之間，夫妻財產制與合同法規則便產生交叉。此外，一些并非僅用于交易行為、包容性較強的規則或者說交易色彩不是十分濃厚、更體現操作性的規則也可以適用于婚姻內部。比如合同的有效要件，在夫妻約定財產場合，如果婚姻法有規定的按照婚姻法的規則，如約定的形式要件、約定的效力等，如果婚姻法沒有規定，如主體適格、意思表示真實等，應當適用合同法的規定。再如，夫妻雙方約定的內容不夠明確時的解決方法，可以借鑒合同法的規定。距離夫妻財產關系最遠的是交易規則，如物權變動規則，不可適用于婚姻內部，前文已述。

2.在夫妻間贈與問題上夫妻財產制與合同法規則的適用

贈與行為作為無償行為，合同法的相關規則在婚姻內部自有適用的余地。夫妻間的贈與行為應當適用夫妻約定財產制還是合同法的贈與規則，應當以體系的和諧和結果的妥當為標準。從體系和諧的角度看，選擇適用夫妻約定財產制還是合同法規則，決定性因素是約定財產制的類型。通說認為，約定財產制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選擇式的夫妻約定財產制，即規定幾種典型的夫妻財產關系供當事人選擇，未規定者不得選擇，此類型為德國和瑞士等采用。二是獨創式的夫妻約定財產制，即在不違反法律或公序良俗的情況下，由當事人自由選擇夫妻財產關系，此類型為日本、韓國等采用。在選擇式的夫妻約定財產制下，夫妻間贈與不能歸入到夫妻約定財產制契約。因為在這種財產制度下，夫妻選定的財產制已經特定、明確，不再允許夫妻隨意約定，自然沒有贈與歸入的余地，這種夫妻約定財產制類型包容性較小。在獨創式的夫妻約定財產制下，夫妻間贈與可以被包容在夫妻約定財產制中。因為 “ 獨創式的夫妻約定財產制” 的本質是夫妻雙方可以自由約定，夫妻間贈與從夫妻財產的角度看就是雙方將一方的個人財產約定由另一方所有，符合自由約定的本質，可以歸入夫妻約定財產制當中。我國現行的夫妻約定財產制是獨創式的，當事人可以自由約定，夫妻財產制約定與夫妻間贈與難以區分，因此二者適用同一規則十分必要。具體來說，二者應當統一于婚姻法還是財產法之下?因為夫妻財產制更符合婚姻的本質，所以夫妻財產制約定和夫妻間贈與應當統一于婚姻法而非合同法之下。從結果的妥當性角度看，這種適用會產生夫妻間財產約定(贈與協議)發生法律效力后贈與物全部不再予以返還的剛性和保護不誠信的受贈方等問題，本文建議，運用法官自由裁量權，由法官根據誠實信用原則，綜合考察贈與行為的具體情況，調整(包括撤銷、變更、補償等)贈與行為，以平衡雙方之間的利益關系。

余論：夫妻財產制與財產法規則的銜接與契合

總結夫妻財產制與財產法規則的沖突并予以協調，只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目前我國民法典編纂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民法典的編纂不是法律規則的簡單匯編。法律的編纂應當是旨在通過系統的、邏輯的、科學的立法技術將相關法律規范納入在一個較為完整的立法體系之下，形成一個完整的立法文件”， “法律的編纂既重視規則內容又重視規則表現的形式”。一句話，民法典的本質在于體系化。同在民法典屋檐下的婚姻法和財產法，不僅在內容上要和諧無沖突，而且在形式也要首尾呼應，彼此銜接與契合。從財產法的角度看，應當為夫妻財產制留下“接口”。現行物權法的一些做法值得肯定，如第8條規定“ 其他相關法律對物權另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定”;第99條規定：“共有人約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以維持共有關系的，應當按照約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請求分割”，其中 “重大理由”便是夫妻非常財產制的依據。但是，物權法的規定還遠遠不夠。比如，在物權變動模式上，應當將夫妻財產制引發的物權變動歸入非基于法律行為的物權變動模式中，在第29條 “ 繼承” 的物權變動條款后增加一條：“因夫妻財產制取得物權的，自法律規定或者夫妻約定生效時發生效力”。再如，在孳息方面，在物權法第116條應增加一款：“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法律另有特別規定的，按照其規定”。另一方面，從婚姻法的角度看，婚姻法要有民法思維，夫妻財產制設計要與財產法規則相對接，比如婚姻法第19條第2款，在“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的約定，對雙方具有約束力”后面，應增加“但處分該財產時，依照法律規定需要辦理登記的，未經登記，不發生物權效力”。要改變婚姻立法一直以來奉行的“宜粗不宜細”的原則，細化夫妻財產制的規則，比如細化夫妻對共有財產的管理權和共有財產的分割，以回應物權法在共有部分的相關規定。

來源：法學研究

本文原載《法學研究》2017年第4期

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  裴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