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件的基本情

　　梁某生前在公證處立了一份遺囑，遺囑中她將自己的一套房子遺贈給她的侄女謝某，梁某遺贈的該房屋因為是危房，為改善住房條件，梁某生前改建了部分房體結構，并在原有房屋基礎上加建了一層，因梁某的改擴建行為導致謝某到公證處辦理接受遺贈公證時產生了爭議，公證處主要形成了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是謝某不能根據原有的遺囑取得該房屋。理由是現在的房屋已經不是梁某當時在公證處立遺囑時的遺贈標的物，該標的物已經發生改變，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遺囑中的標的物在拆遷安置后是否算標的物的變更，若是公證遺囑，是否因標的物的變更而需要辦理相關公證遺囑的變更”問題的答復》，在該答復中，最高院認為標的物所有人同意標的物被拆遷行為是導致標的物滅失的重要因素，該標的物所有權人在遺囑中將標的物處分給他人后，又以補償協議形式同意將標的物拆遷，這應被視為其在立遺囑后又以行為作出了與立遺囑時相反的意思表示并導致了標的物的滅失。所以，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 若干問題的意見》第39 條“遺囑人生前的行為與遺囑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遺囑處分的財產在繼承開始前滅失、部分滅失或所有權轉移、部分轉移的，遺囑視為被撤銷或部分被撤銷”之規定，該遺囑標的物由于梁某對其擴建加建，視為對標的物的實質性變更，應認為遺囑處分的財產在繼承開始前已經發生了部分改變，所以該遺囑應視為被撤銷，謝某不能按照原來的遺囑取得該房屋。

　　另一種意見是，謝某可以取得該房屋，關于以何種方式取得該房屋，也產生了兩種不同看法，第一種看法是同意第一種意見的理由，即梁某生前改擴建的行為視為對標的物實質性的變更，梁某生前所立該份遺囑視為被撤銷，但是梁某死亡時無配偶、子女，無兄弟姐妹，也無祖父母、外祖父母，也就是說，梁某的法定第一順序及第二順序繼承人均不存在。如果將該遺囑視為被撤銷，則該房屋將會成為無人繼承的財產，這與法理相違背，謝某可以依據對繼承人盡了較多扶養義務的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的身份而取得該房屋的所有權。另外一種看法是，謝某完全可以依照梁某生前所立的遺囑取得該房屋，本人贊同最后一種看法。

　　二、案件的法理分析

　　筆者認為，該案件的難點就在于如何理解遺囑人是否做出了與立遺囑時意思相反的行為，這主要涉及遺囑的兩個法理問題，其一為遺囑的解釋，其二為遺贈物上的代位推定。

　　(一)遺囑的解釋問題

　　遺囑為法律行為之一種，對遺囑的解釋應貫徹法律行為解釋的基本原則即應探求立遺囑人表意之真意。遺囑的解釋有多種方法，法律行為解釋所采用的文義解釋、整體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習慣解釋等方法均可以適用于遺囑解釋。從各國立法例來看，《德國民法典》第133條規定“在解釋意思表示時，應當探求表意人的真實意思，而不得拘泥于意思表示的字面意義。”第2084 條規定，終意處分的內容可作各種不同的解釋者，在發生疑問時，應首先作使處分能產生效果的解釋。日本的通說和判例亦認為，遺囑的解釋不同于一般的法律行為，應依遺囑人的真意(內心的效果意思)進行解釋。《菲律賓民法典》在第788 條規定：“如果遺囑可以解釋為多種含義，使遺囑有效的解釋優先采用”。第791 說明了對遺囑“有效解釋”的目的在于避免無遺囑繼承。智利民法典第 1069 條第 2 項規定，為認知遺囑人的意思，遺囑處分的要旨重于遺囑處分所用的文字。英美法上的“力求使解釋附合遺囑愿望原則”是目的解釋方法的具體運用。也就是說解釋者在對遺囑進行解釋時，應當綜合運用各種解釋方法去探尋遺囑人的真意，可以借助遺囑人個人經歷，結合其與受益人的關系，設身處地，把自身帶入立遺囑人當時立遺囑的狀況及立遺囑要追求的目的。

　　結合本案例，公證機構可以借助原來遺囑人梁某在公證處訂立遺囑時所作的談話記錄去追尋她當初立遺囑時的初衷，再結合梁某本人的生平歷史對該遺囑做解釋。經查閱梁某在公證處立遺囑時的談話記錄，梁某稱自己的丈夫謝某南很早就過世，夫妻沒有生育也沒有收養任何子女，梁某父母也已經過世多年，自己長期跟謝某夫婦住在一起，由謝某負責她的日常生活，故決定將房子留給謝某。此外，公證處經多方走訪核查，街坊領居都證實梁某是獨身，其配偶謝某南過世之后一直都沒有再婚，她也沒有任何子女，梁某長期與侄女謝某生活，并且一直都是謝某負責照顧梁某的起居生活并養老送終，多年來也未見有其他稱是梁某兄弟姐妹的人，梁某的兄弟姐妹早就先于梁某過世了。經登報告示，也沒有自稱是梁某繼承人的人來公證處。因此，從客觀事實我們作出判斷，梁某去世的時候，已經沒有第一、第二順序的法定繼承人，從法律解釋的角度我們不妨可以解釋立遺囑人的真實意思就是想把她自己的房產留給與她共同生活，對她予以照顧的侄女謝某，當初梁某立遺囑的行為就是為了使她的財產有人繼承，梁某對遺贈物的改擴建行為并不是想讓她的房屋變為無人繼承的財產。所以，梁某的改擴建行為不能被認定是做出了與立遺囑之時相反的意思表示的行為，也不能當然的否認遺囑的效力。

　　(二)遺贈物上的代位推定問題

　　“遺贈物上代位的推定制度”，是基于遺贈人既已死亡，其內心真意自無法知曉，法律遂于此場合推定遺囑人之真意即遺囑人無明確意思表示者，推定以其對第三人所取得之權利代替遺贈物而為遺贈的制度。

　　遺贈物上代位的原因可分為以下幾種 ：

　　第一，遺贈物之毀損、滅失。遺贈物因毀損、滅失，遺囑人因此而取得對他人之請求權，例如因遺贈物之毀損、滅失所產生的保險金請求權、因遺贈物被征收征用而產生的補償金請求權等等，均得推定為遺贈物之代位物。

　　第二，喪失遺贈物之占有。遺贈物因第三人之侵奪而喪失占有時，遺囑人得基于所有權向侵奪人請求所有物之返還，如有損害并得請求損害賠償，此損害賠償請求權即為遺贈物的代位物。

　　第三，遺贈物之添附。遺囑人因遺贈物與他人之物附合、混合或加工而取得合成物、混合物或加工物之單獨所有權或共有權時，推定遺囑人以其所有權或共有權為遺贈標的;若遺贈物因添附而喪失所有權，則推定以遺囑人因此而取得的補償金請求權而為遺贈。

　　遺贈成立后至發生效力之前，遺贈物因天災、地震等不可抗力毀損、滅失時，應由受遺贈人負擔其損失，即受遺贈人就遺贈物現存的利益限度內受其遺贈，但遺贈物之毀損、滅失、添附或喪失占有若因第三人或遺囑人自己之行為所致，則有物上代位推定之適用。

　　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日本民法、瑞士民法、韓國民法、德國民法等均對此有明文規定。如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第1203 條規定：“遺囑人因遺贈物滅失、毀損、變造、或喪失物之占有，而對于他人取得權利時，推定以其權利為遺贈;因遺贈物與他物附合或混合而對于所附合或混合之物取得權利時亦同。”《大清民律草案》第 1509 條規定：“遺贈物與他物附合或混合，遺囑人對所附合、混合之物生有權利者以其權利作為遺贈。”《日本民法典》第999 條規定 ：“(1)遺囑人因遺贈標的物滅失、變造或占有喪失而對第三人有請求賠償金的權利時，該權利推定為遺贈標的。(2)遺贈標的物與他物附合或混合，遺囑人依第243 條至 245 條的規定成為合成物或混合物的單獨所有人或共有人時，其全部所有權或共有權推定為遺贈標的。”《瑞士民法典》第 485 條規定：“遺贈物，不論有無毀損、增價或負擔，均須以其在繼承開始時的狀態及性質移交受遺贈人。”應該承認大多數國家的民法都對于因物的附合或混合而取得了所有權作了一系列的規定，一般的如果按照這一規定，附合或混合之后，新物的所有權仍然屬于原物所有，則遺贈的效力及于新物的所有權，否則遺贈對新物的所有權不生效力。既為推定，當然也允許通過反證予以推翻或遺囑人另有意思表示時遵從其意思。

　　因本案例梁某將遺贈物即房屋在原有基礎上加建一層的行為是典型的遺贈物添附，故重點討論遺贈物的添附所引起的代位推定。添附制度的產生是由不同所有人之物因附合、混合或加工而成新物時，以定其歸屬，而同一所有人之物因添附而成新物時，其所有權并不發生變動，無須設定歸屬規則。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遺囑人將遺贈物與自己所有之物以添附行為而成為新物時，遺贈標的物部分或全部滅失，其遺贈是否有效?

　　有學者認為：“如遺贈標的物，為合成物混合物之重要部分或遺贈標的物由遺囑人加工時，可推定遺囑人有以合成物、混合物或加工物給與受遺贈人之意思。” 學者史尚寬認為，此時，應該理解為應按遺贈標的物之價值與被結合物之價值比例，與受遺贈人以共有，較為符合遺囑人之意思。但在加工，則以遺囑人因加工所增之價值顯逾材料之價值，推定其遺贈為撤回，否則推定以新加工物為遺贈。 還有學者認為，如果遺囑訂立時物尚歸被繼承人所有，但是繼承開始前被繼承人已將物處分或物已出現滅失，此時應探求遺囑人的真意，遺囑人是否有將變價物贈與受遺贈人之意。一般而言，應推定此時受遺贈人對于標的物成立物上代位，否則，則發生遺囑的撤回或撤銷之效果，也就是說，此種情況應該堅持解釋優先原則，其次再推定成立物上代位。

　　結合本案例，從上述遺囑解釋的角度而言，梁某是希望將加建后的遺贈物歸其侄女謝某所有，而不是歸為無人繼承的財產;而從遺贈物添附的物上代位的效力，通說是添附之物及于新物所有權，梁某對自己所有之房屋的加擴建一層，其所增之價值并未遠遠超于原房屋的價值，因此可以推定添附之后的遺贈物歸受遺贈人所有，而非發生遺囑的撤銷之效果。

　　三、案件的認識與總結

　　此案產生最大的分歧在于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遺囑中的標的物在拆遷安置后是否算標的物的變更，若是公證遺囑，是否因標的物的變更而需要辦理相關公證遺囑的變更”問題的答復》的理解有偏差，該最高法的答復針對的是遺囑中的標的物被拆遷的情況。遺囑中的標的物被拆遷相應會產生補償金，補償金即為上述所說的代位物，受益人是否可以根據原遺囑獲得該代位物，根據最高法的答復，遺囑人生前通過遺囑將標的物處分給受益人，卻又以補償協議的形式同意標的物被拆遷，此后如果沒有通過變更遺囑或重立遺囑的方式明示相應的代位物也及于受益人，則最高法推定這是遺囑人生前行為作出了與立遺囑時相反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說，最高法對于遺囑中的標的物被拆遷安置的情況做了特別規定，在此種情況下遺囑是被認為是撤銷了的。之所以有理解偏差，是擴大解釋了所有的遺囑標的物發生變更的情況都當然的解釋為遺囑人做出了與遺囑時相反的意思表示的行為。本人認為，對于上述答復不應做擴大解釋，即不能當然的得出遺囑人死亡后發生的拆遷行為所導致標的物的毀損、滅失會產生受益人不能獲得該標的物的代位物的結論，對該答復所涉的時間點僅僅在于遺囑人生前同意了拆遷補償協議的情況，且該最高法的答復僅僅針對于拆遷情況，并不適用于所有的會發生遺贈物上代位推定的情況。因此，本案并不適用于上述最高法的答復，而是綜合遺囑解釋及遺贈物上的代位推定的法理依據，認定原遺囑成立。最終，筆者所在公證處認定該遺囑生效，并為謝某出具了公證書。

　　我們不妨可以總結今后在辦理遺囑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問題。過去，我們在辦理遺囑公證時，側重點更在于遺囑人的行為能力的判斷，因此主要是通過設計詢問筆錄的問題來固定對遺囑人行為能力的判斷，而在詢問與制作筆錄時疏于對遺囑人的立遺囑真實意思的探尋。因此，將來我們在制作遺囑筆錄時，一定要注意有針對性的設計問題去探求遺囑人立遺囑的真實意圖，這可以為將來解釋遺囑時提供文本依據。其次，需詳細詢問遺囑人的家庭情況，特別是對于遺囑人將標的物遺贈給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時候，要對遺囑人的家庭情況包括第一與第二順序的法定繼承人的情況均應該做詳細詢問記錄。第三，若有必要，可以酌情將遺囑人的個人經歷在筆錄中做記錄，這也不失為一種能更好了解遺囑人立遺囑真實意思的途徑。

　　來源：《中國公證》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