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的仲裁理論與實踐中，仲裁條款一般不對未簽署人生效，仲裁庭也只能針對仲裁協議所約定的爭議事項進行仲裁。但如果將該原則僵化地適用在**公司中，將可能產生問題。現實經濟生活中經常出現**公司中的某一個成員與第三人簽訂合同，但合同的履行卻涉及到其他成員的情況，這就可能導致**公司成員濫用其相互聯系，侵犯第三人的合同權利。如果**公司的一個成員與第三人簽訂的合同中包含仲裁條款，該第三人是否可以要求與那些并非合同簽署人的成員進行仲裁呢？如果堅持仲裁條款不對未簽署人生效”的理念，禁止第三人與該**公司中的其他相關成員進行仲裁，是無法完全和公正地解決爭議的；但如果允許所有相關公司都仲裁，就必須將仲裁條款的效力在**公司中進行適當地拓展，使得所有相關成員都受其約束。公司集體理論”的產生及含義在公司法律責任的領域里，刺破公司面紗理論”已經得到了廣泛認同，法院和仲裁庭可以通過適用該理論將仲裁條款在母子公司之間進行拓展，從而要求那些沒有簽署合同但法律人格被濫用的公司承擔責任。然而，刺破公司面紗理論”的適用是通過否定公司的法律人格來實現的，而追究**公司成員責任并非要求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否定其法律人格。為了彌補刺破公司面紗理論”的上述局限，國際仲裁實踐中逐漸發展了公司集體理論”。依據這項理論，法院和仲裁庭可以在不否定公司法律人格的情況下，追究**公司相關成員的責任，要求其仲裁。公司集體理論”是由國際商會仲裁院在Dow公司案”中首次明確提出，并逐步得到各國法院與仲裁機構的認同。在該案中，Dow公司有四個子公司，僅有Dow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一與第三人簽訂合同，但其他部分子公司或參與了合同的談判與締結，或參與了合同的履行。爭議產生后，第三人在法院起訴Dow公司及四個子公司，而Dow公司及其子公司則依據合同中的仲裁條款要求仲裁。那么，Dow公司及其四個公司是否都應當受到仲裁條款的約束呢？這個問題涉及到仲裁條款的對于那些并沒有簽署合同，但參與了合同談判、締結以及履行的當事人的效力問題。對此，仲裁庭認為盡管有些子公司并非仲裁條款簽署人，但它實質性參與了合同的談判、締結及履行，且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這使得其事實上成為合同（包括仲裁條款）的當事人。仲裁庭并未采用刺破公司面紗理論”來拓展仲裁條款的效力，而是明確提出了公司集體”的概念。仲裁庭認為，公司集體理論”是指公司集團中的某一個成員與第三人簽訂了合同，而其他成員雖然未簽署合同，但實質性參與了合同的談判、締結、履行與終止，那么這些公司之間實際上就形成了一個事實上的經濟實體”，該實體”的成員之一與第三人之間的合同對于那些未簽署合同的成員也同樣具有約束力。Dow公司案”表明，在**公司中，如果多個公司之間在實際上構成了事實上的經濟聯合體”，那么法院和仲裁庭可以適用公司集體理論”將仲裁條款在這些公司之間進行拓展。判定這些公司之間構成事實上的經濟聯合體”，實際上要求多個公司之間必須存在著密切聯系”或內在不可分性”。上述Dow公司案”也已經表明，判定數個公司之間是否構成公司集體”的最終標準，就是它們對于同一筆交易的實質性參與”。換言之，只有在一個公司全面地參與了其他公司與第三人之間合同的談判、締結、履行與終止的情況下，才能被認為構成了對該筆交易的實質性參與”。實質性參與”之所以可以被認為是拓展仲裁條款的理由，是因為其后果通常是導致第三人有合理理由認為多個公司的身份產生了混同。易言之，在一筆交易中，如果多個公司的行為總是交織在一起，第三人就有合理理由認為這些公司構成了不可分割的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