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向媒體通報了9種保險合同糾紛典型案例，其中多項涉及車險合同糾紛，針對這些糾紛，呼和浩特鐵路運輸中級法院也給出了相應的案例分析以及典型意義。

 一、保險人本人不是交強險的賠償對象

基本案情：2014年8月20日下午，史某駕駛輕型自卸貨車在工地清運建筑垃圾過程中，車輛發生異響，史某下車查時被下落的后廂砸傷多處骨折，后被送至醫院救治，住院15天后出院，共支付醫療費89582.56元。經鑒定，史某脊椎損傷評定為IX級傷殘，右下肢損傷評定為X級傷殘，其傷殘綜合賠償指數為25%。史某所使用的輕型自卸貨車，系2013年11月從原車主劉某處購得，2014年3月，史某為該車在中國人民財產保險某分公司投保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簡稱“交強險”)，期限自2014年3月27日至2015年3月26日。史某以上述事項為由，向承保的中國人民財產保險某分公司提出理賠要求未果，遂向人民法院起訴。

典型意義：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投保、賠償和監督管理，適用《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該條例為國務院頒布實施的行政法規，行政法規效力級別較高，一經公布便推定全民知曉。作為行政法規加以規范的強制保險險種，交強險實行統一的保險條款和基礎保費率，且不容許當事人在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以外附加其他條件。所以，交強險的履行，系以《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為強制和準則，其格式合同條款具有特別法意義上的優先強制力和約束力，一經簽訂即全部生效，不因當事人原因而影響各條款之效力。

 二、交強險中的搶救費用墊付責任

基本案情：陳某有輕型普通貨車一部，由付某在中國人民財產保險某支公司處投保了交強險，保險期間自2013年8月27日至2014年8月26日。2014年7月13日6時許，付長龍無證駕駛與張某無證駕駛的無牌照兩輪摩托車相撞，致張某受傷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公安機關交管部門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付某負該事故主要責任，張某負事故次要責任。該起事故在當地人民法院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過程中，責任人付某賠償受害人家屬全部經濟損失27萬元。后陳某、付某共同向保險公司申請保險賠償，保險公司以付某無證駕駛發生交通事故違反保險合同約定及相關法律規定，不屬于保險責任賠償范圍為由拒絕理賠。據此，陳、付二人訴至法院，請求判令保險公司在交強險限額(死殘11萬元、醫療1萬元)內賠償二原告因交通事故支付給受害人家屬的醫療費6534.78元，死亡賠償金11萬元，兩項總計116534.78元。

典型意義：《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險公司在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墊付搶救費用，并有權向致害人追償：(一)駕駛人未取得駕駛資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險機動車被盜搶期間肇事的;(三)被保險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八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第三人人身損害，當事人請求保險公司在交強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一)駕駛人未取得駕駛資格或者未取得相應駕駛資格的;(二)醉酒、服用國家管制的精神藥品或者麻醉藥品后駕駛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的;(三)駕駛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保險公司在賠償范圍內向侵權人主張追償權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追償權的訴訟時效期間自保險公司實際賠償之日起計算。依據上述法律規定，在保險期間內，無證駕駛機動車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人身傷亡的，保險公司應在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墊付搶救費用。但該規定實質上是保險公司免除承擔保險責任的規定，墊付搶救期間的醫療費僅是為了及時有效的救助受害人，在受害人脫離危險后，保險公司不承擔其他責任，且保險公司在賠付后具有向侵權人追償的權利。

 三、交通肇事逃逸者的責任

基本案情：張某于2014年4月12日，為其所有的輕型小客車向中國大地財產保險某支公司投保了機動車交強險、商業第三者責任險(30萬元)、不計免賠特約險。保險期間自2014年4月14日起至2015年4月13日止。2014年5月16日16時40分，張某駕駛該車，與任某駕駛的三輪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三輪車駕駛人任某當場死亡，張某肇事后逃逸。2014年5月19日，張某到公安部門投案自首，后被拘留、逮捕。經公安機關交管部門認定，張某負該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責任。2014年6月27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隊對張某作出肇事逃逸終身禁駕的行政處罰。2014年8月14日，張某經道路交通事故民事損害賠償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與受害人任某的家屬達成民事賠償和解協議，賠償人民幣43.5萬元(包含保險公司賠付受害人任某家屬的11萬元)并已履行，同時得到受害人家屬諒解。張某因構成交通肇事罪，于2014年 8月26日被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緩刑。后張某向保險公司提出商業第三者責任保險理賠要求。在未獲賠償后，向內蒙古保監局進行投訴。張某認為，其肇事逃逸行為已受到處罰，保險人不應再以此為由拒絕承擔保險理賠的民事責任;同時，保險公司未按《保險法》第17條之規定對肇事逃逸保險人免除保險責任的條款盡到提示義務。為此，張某將保險公司訴至法院，要求保險公司賠償商業第三者責任險保險金30萬元。

典型意義：機動車駕駛人員，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直接負有保護現場、救助傷員、協助交通管理部門調查的法定義務。交通肇事后逃逸是嚴重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且是受到行政和刑事雙重處罰的法律禁止性的行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為，屬于嚴重交通違法行為，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動機，客觀上也會使受害人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救助，是一種違反社會公共道德、損害公序良俗的嚴重違法行為。在風險防范和社會價值取向上，交通事故責任人逃逸后，如通過商業第三者責任險獲得賠償，客觀上不僅縱容了違法行為的發生，從長遠看更會引導錯誤的社會價值取向，使得違法者有恃無恐，從而會變相助長交通肇事逃逸行為的存在，嚴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使得受害者可能因無法得到及時救治，從而導致悲劇的發生。這與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鼓勵駕駛人謹慎、安全、守法駕駛的法律取向所違背，也違反了保險法關于誠實信用、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公共利益的基本原則。

 四、保險索賠方承擔初步證明責任

基本案情：2014年3月12日，趙某從富德生命人壽保險某支公司購買“福瑞保險卡”1份并于當日激活生效，保險期限為1年，保險費100元，保險責任約定：意外身故保險金額10萬元、意外全殘保險金額9萬元、意外傷殘保險金額1萬元、意外醫療費用補償5000元、意外住院補貼50元/每天，意外醫療費用補償保險的免賠額為100元，賠付比例為80%。保險期間為自激活注冊后約定的生效日起1年。同年7月17日被保險人趙某尸體在當地殯儀館火化，火化證明載明“趙某2014年7月17日因病死亡，死因明確，無異議，同意火化”。2016年5月31日李某等3人作為趙某的近親屬狀告保險公司，要求理賠。保險公司提出一下抗辯理由：1、趙某死后投保人、受益人均未通知保險公司;2、原告提供的火化證明中記載被保險人“因病”死亡;3、經法院調查，死者當地基層組織負責人出具證明稱趙某死因為自縊。4、原告起訴時距趙某死亡已近2年，原告方再未提供被保險人死因的證明材料、通過其他途徑也已不能獲知和查實。

典型意義：根據《保險法》規定，保險合同中，索賠方的舉證責任是初步舉證責任。索賠方需提供其所能提供的與確認保險事故性質、原因、損失程度等有關之材料，以證明事故發生在保險責任范圍內，就已完成證明保險事故發生的舉證責任，保險人知悉后有義務進一步核實具體事實。保險公司證明有以下三中情形之一的，不承擔賠償或給付保險金責任：1、證明事故不屬于保險事故;2、證明事故屬于保險事故但符合保險合同約定的免除保險人責任情形;3、證明事故屬于保險事故但符合保險法規的法定免除責任情形。本案中，被保險人是否意外死亡成為爭議焦點，所謂意外死亡是指，由于外力、且突發、非本意、非疾病原因導致的死亡的事件。被保險人死后其近親屬未及時報險，在保險公司未調查核實被保險人死亡原因之前已進行火化，重要證據滅失;2年之后索賠方要求理賠時，其提供的證據材料不足以證明待證事實，也不具有可據此查證的線索意義，所以索賠方沒有完成其初步舉證責任，應當承擔舉證不能得不利后果。

 五、駕駛證過期不能當然免除保險人責任

基本案情：烏某于2015年6月11日在中國人民財產保險某分公司為其所有的小型轎車投保了機動車損失保險、車上人員責任險(乘客)等保險。保險期間自2015年6月12日至2016年6月11日。機動車損失保險的賠償限額為72800元。車上人員責任險的賠償限額為1萬元/座。上述兩項保險均投保了附加險不計免賠。2015年7月14日，烏某駕駛保險車輛與案外人牛某駕駛的重型普通貨車發生尾隨相撞，致使本案保險車輛上的乘車人斯某受傷，兩車不同程度的損壞。公安機關交管部門作出認定：烏某負事故的主要責任，牛某承擔次要責任。事后，烏某支付修車費8687元，拖車費300元，為車上人員斯某支付醫療費27580元。為此，烏某向保險公司提出理賠請求，但保險公司以烏某無證駕駛為由，向其出具了保險拒賠通知書。烏某本人駕駛證有效期至2015年2月6日。事故發生時，原告的駕駛證已經超過有效期限。后烏某換領新的駕駛證，駕駛證的有效期2015年2月6日至2021年2月6日。

典型意義：無證駕駛和駕駛證過期，都有行為人未持有效駕駛證件之表象，但其實質是有所區別的。無證駕駛是指駕駛人員未合法取得有效駕駛資格、或者未取得與所駕駛車輛相應的駕駛資格，又或者因注銷、吊銷、暫扣駕駛證而喪失有效駕駛資格的情形下駕駛車輛的行為。這是違反行政法規禁止性規定的嚴重交通違法行為，理應受到相應處罰。駕駛證有效期一般為6年，學習駕駛證有效期為2年、臨時駕駛證有效期不超過1年，有效期屆滿后，持證人應于3個月內到車管所接受相應身體檢查、違章審核、事故處理后換證，超過換證期的需接受處罰和交通法教育后予以換證。可見，無駕駛資格而駕駛是嚴重違法行為，其危害性較為嚴重;而駕駛證有效期只是行政管理行為，并不必然導致駕駛資格的喪失。本案中，烏某未在有效期屆滿后的3個月內換證，但事后其領取的證件有效期與上期接續，證明烏某在事發時具有駕駛資格，故不屬于無證駕駛。

 六、保險人明確說明義務的免除

基本案情：2013年12月29日，吳某在一保險公司以100元價款購買了“綜合意外傷害保險卡”，保險期間為1年，意外傷害保險金額4萬元、意外醫療保險金額1萬元。2014年11月15日16時40分許，案外人田某駕駛低速貨車，在超越吳某駕駛的農用四輪拖拉機時與其相撞，致吳某身體多處損傷、雙方車輛不同程度損壞。公安局交警部門認定田某負本起事故全部責任，吳某無責任。事故發生后吳某被送往醫院治療，共支出醫療費148555.14元。醫院診斷為：左骨干粉碎性骨折，右脛腓骨下段粉碎性骨折，胸4、5椎棘突骨折，雙肺挫傷，胸腔積液，脾挫傷，腹腔積液。司法鑒定機構經鑒定認為，吳某傷殘程度為雙十級。事后，保險公司主張本期交通事故發生在吳某無合法有效駕駛證和行駛證期間，根據《保險法》及雙方保險合同，此種情形應當免除保險人責任，拒絕賠償。吳某狀告保險公司，要求其給付意外傷害保險金4萬元及意外醫療保險金1萬元，合計5萬元。

典型意義：法律一經公布便推定全民知曉，禁止性規定是法律和行政法規層面上的強制性規定，需社會公眾普遍遵守，禁止性規范應用由有權部門制定和解釋，不以保險人說明為轉移，所以投保人應當知曉或者被推定知曉現行法律、行政法規中禁止性規定的概念、內容及其法律后果。其次，投保人對違反禁止性規定行為能否獲得賠償應當較一般免責條款具有更高的關注度，投保人容易忽略的是違反某特定禁止性規定后將導致保險人免責的合同后果。再者，與加重保險人最大誠信責任，充分釋明合同相比較，加重被保險人違法責任的法律后果，將更有利于遏制保險人的違法行為。所以，以法律、行政法規作為免責事由的情形中，免除了保險人的 “明確說明”義務。

 七、保險人充分提示義務之必要

基本案情：2015年12月31日，邸某為其小型越野車在華泰財產保險某支公司投保了三者險和不計免賠險，保險責任限額50萬元，保險期間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6年5月2日15時許，邸某駕駛投保車輛與行人呂某、環衛工人趙某、同向行駛電動自行車及路邊停放的環衛作業三輪車發生碰撞，事故發生后邸某駕車逃逸。本起交通事故導致呂某受傷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電動車駕駛人郭某以及乘車的方某、趙某身體不同程度損傷，車輛不同程度受損。邸某于事發次日向公安機關自首，后受刑事責任追究。期間，邸某分別與呂某的家屬及郭某、方某、趙某達成賠償協議，并已全部履行，取得了交通事故傷者及死者家屬的諒解。同年9月，邸某因犯交通肇事罪受刑事處罰，刑滿釋放后向承保交強險的陽光財產保險某分公司提出理賠申請，獲賠122000元。邸某向承保三者險的華泰財產保險某支公司提出理賠申請遭拒，故訴至法院，要求其按約賠償50萬元。

典型意義：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與合同中采用某特定禁止性規定是不同范疇，保險人提供格式合同中采用哪些禁止性規定具有偶然性，需要根據最大誠信原則告知投保人，使之對保險合同中保險事故內容、范圍引起注意。所以保險人提示投保人“違反某特定禁止性規定”與“保險人免責”之間存在關聯性，是該條款生效之前提。只有盡到“提示”義務，再加之禁止性規范“眾所周知”的特點，才能符合保險人已充分履行了誠信義務的實質要件。《保險法解釋(二)》第十條規定，以法律、行政法規中的禁止性規定情形作為合同免責條款的免責事由的，需保險人盡到提示義務，說明義務的履行與否不影響對應免責條款產生法律效力。由此獲知，無論何種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一律需要保險人盡到充分提示義務。免責事由為法律、行政法規禁止性條款的，保險人即已完成提示說明義務;對于其他免責事由則仍需保險人就該事由的內容、法律后果等問題向投保人作以明確說明，提示和說明義務均已盡到之后該免責條款方生法律效力。

 八、保險格式條款應作有利于被保險人的解釋

基本案情：2015年6月30日大唐公司簽訂《外包企業員工人身意外傷害保險協議》，為其公司聘用員工(有高某等68人)投保團體人身意外傷害保險，由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某支公司承保。保險協議訂立過程中，保險公司進行充分提示說明義務，協議也取得了被保險人的同意。其中，附加險為駕駛非運營機動車、乘坐非運營機動車、交通事故加倍給付、意外醫療、意外住院津貼、意外燒傷。每人主險保險金額為60萬元。其中，協議第12條第2款第(3)項規定，“被保險人醉酒或受毒品、管制藥物的影響期間”情形，保險人對被保險人身故不負給付保險金責任。保險期間自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投保人依約交納了保險費。2015年10月14日，郭某飲酒后與工友相伴步行時被喬某所駕駛的車輛撞擊并當場死亡，公安局交管部門認定，駕駛員喬某負事故全部責任，郭某無責任。事故發生后，死者高某的近親屬向保險公司提出理賠要求，保險公司則認為，事發時高某處于醉酒狀態，屬于免責情形，拒絕理賠。高某的近親屬遂將保險公司訴至法院，要求其按約理賠60萬元。

典型意義：對于合同兩方而言，條款解釋之利益是此消彼長的,解釋對一方有利，則往往對另一方不利。《合同法》中關于格式條款的解釋采取了“應當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之說法;《保險法》采取了“應當作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的說法。二者觀點有殊途同歸之處，《保險法》的觀點更能體現保護被保險人、受益人合同權益的立法目的。本案合同中約定，“被保險人醉酒或受毒品、管制藥物的影響期間”情形為免除保險人責任條款，我們通常認為，醉酒或者服用精神藥物勢必影響認知，其自我保護意識將由此受限，自我保護能力減損，潛在危險也就加大。故無論醉酒與事故之間是并列存在之情形，還是嚴格的因果關系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從索賠方利益考慮，在醉酒與事故之間作因果關系為必要的限定解釋，則更有利于維護被保險人、受益人合法權益。由于本案事故已由交管部門作出被保險人無過錯的專業認定，該保險事故非因被保險人醉酒造成，故判決保險公司理賠。

 九、投保人如實告知義務的履行

基本案情：2006年8月30日，林某在一保險公司投保了“健康天使重大疾病保險”，保險金額10萬元，保險期間自2006年9月2日至2026年9月1日，保險費年繳3540元，由銀行代扣繳納。2006年至2008年，林某按約繳納了保險費，之后未繳納保險費。2011年7月6日，林某因身體不適在廣州市某醫院就診，醫院診斷為：慢性腎功能衰竭(衰竭期)、腎性高血壓、腎性貧血。同年7月9日，林某將7500元存入代扣保險費指定賬戶，并由其丈夫蔡某代替其辦理合同復效事宜，對此，保險公司認可2011年7月12日保險合同恢復效力。2012年7月23日林某被確診“慢性腎小球腎炎、慢性腎衰竭CKD5期、維持性血液透析”。2015年，林某以2012年患重大疾病為由，申請理賠。保險公司認為，1、2011年7月6日林某被診斷患病在保險合同中止期間，對此不應承擔保險責任;2、林某申請恢復合同效力時，未將其正在因腎病住院等事實如實告知保險人，保險公司就此有權解除合同;3、林某2012年7月23日的確診的病癥，并非初患重病，不屬于保險事故;此外，保險公司已與林某明確解除了合同，并退還了相應保險費。庭審中林某增加訴求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損失。

典型意義：實踐中，保險人通常用經投保人簽字確認的“風險詢問表”或者“健康告知”來證明其已經進行詢問以及詢問的具體內容，并以投保人回答的內容作為投保人告知的情況。根據《保險法解釋(二)》第三條之規定，保險業務人員代為填寫的內容經投保人簽字確認的，應視為投保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但若投保人有證據證明保險業務人員并未告知投保人需要回答風險詢問表上內容，就直接讓投保人在風險詢問表尾部簽字，其收回風險詢問表代為補填相關內容的，此時，因投保人的簽字形成于保險業務員代為填寫相關內容之前，不能認為保險人已經進行詢問，相關內容也不能認為是投保人的意思表示。此外，還應當注意，案件所爭訟的未告知事實內容對合同訂立是否具有決定性影響，是判斷如實告知義務履行的先決事項，需根據《保險法》第十六條第二款“足以影響保險人決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險費率”的標準，由保險人一方負擔舉證責任。

來源：財產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