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原告：谷某

　　被告：某醫院

　　死者馬某系原告谷某之夫，其于2006年5月4日到被告處就醫，入院時診斷病情為“1.腦梗塞，2.原發性高血壓，3.冠心病”。入院后經溶栓治療患者病情一度好轉，但于2006年5月13日突然病情危重，經診斷為腦出血，并于當日死亡。原告認為醫院在診療過程中存在過錯，并應當承擔責任，故起訴至法院，要求被告賠償各項損失共計人民幣351736.43元。

　　庭審中原告代理人律師對被告在救治馬某過程中用藥提出異議，為甄別被告在醫療過程中是否存有過錯，被告申請鑒定，經法院委托區醫學會鑒定，結論為不屬于醫療事故。原告對此不服申請重新鑒定，法院委托市醫學會鑒定，分析意見認為院方存在如下缺陷：1.在采取溶栓和抗凝、抗血小板聚集、降纖合并應用治療前未向家屬具體交代療效和風險以及簽署知情同意書;2.采取溶栓及抗凝等治療前未做影像學、實驗室及神經功能缺損評分等常規檢查;3.在用藥的選擇、時間、劑量、次數及合并用藥方面均不符合溶栓及抗凝等治療規范及治療指南;4.治療期間臨床觀察及實驗室檢查欠缺。分析意見同時認為：患者死亡的原因是腦梗塞后的丘腦和腦室繼發出血，丘腦及腦室出血與不規范應用溶栓及抗凝等治療有相當因果關系，結論為：本病例屬一級甲等醫療事故，醫方負主要責任。

　　鑒定結論作出后，針對一級甲等醫療事故是否應當賠償死亡賠償金這一焦點，原、被告代理人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原告代理人從相關法理、現行法律規定以及訴訟效果等方面入手，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堅決主張賠償原告死亡賠償金。

　　法院判決：

　　公民的生活健康權受法律保護，本案被告的醫生在治療過程中未按規范治療，對馬某的死亡有相當關系，故原告有權向被告主張權利，被告應承擔醫療事故的主要責任。結合本案事實，被告應承擔事故的80%責任，即賠償原告醫療費3716.93元，誤工費11471.1元，住院伙食補助費450元，護理費1630.8元，喪葬費12416元，被撫養人生活費9900元，交通費500元，精神損害撫慰金52740元，死亡賠償金71415元，共計人民幣164239.83元的80%即131391.86元。

　　律師分析：

　　經過委托人及代理人的共同努力，該醫療糾紛最終經過醫學會鑒定，構成一級甲等醫療事故，醫院承擔主要責任。但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一甲事故，死亡賠償金該不該賠償?

　　在目前司法實踐中，各法院掌握尺度不一。由于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知》,該《通知》規定，“人民法院審理因醫療事故引起的醫療賠償糾紛民事案件，在確定醫療事故賠償責任時，參照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和第五十二條的規定辦理”，因此，很多法院機械的依據該《通知》及《醫療事故處理條例》進行賠償，使得已經受到喪失親人之痛的患者家屬得不到應有的賠償。

　　對于本案的焦點即是否應當賠償死亡賠償金。在庭審過程中，代理人提出了以下觀點：

　　1、醫療事故技術鑒定也屬于民事訴訟法規定的鑒定結論，屬于證據類型的其中一種，“醫療事故鑒定結論只是人民法院審查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是否作為確定醫療單位承擔賠償責任的依據，應當通過法庭質證;是否構成醫療事故，不是認定醫療過失損害賠償責任的必要條件”(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國光在《突破民事審判新難點》的講話)。因此，法院應當對該證據進行綜合評定，不能簡單認為構成事故，就按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進行賠償，將死亡賠償金排除在外;

　　2、《民法通則》是基本法律，《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是行政法規，前者位階高于后者，故本案應當適用《民法通則》，死亡賠償金是賠償項目之一;

　　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出臺時間在《關于參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審理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的通知》之后，司法解釋的效力也高于通知，況且該解釋第三十六條第二款特別言明：“在本解釋公布施行之前已經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釋，其內容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準。”因此，《通知》已不再適用;

　　4、如果適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不賠償死亡賠償金將導致的后果是：在醫療事故中，醫院過錯程度較重(一級甲等醫療事故)的賠償數額較少;醫院過錯程度較輕的(不構成事故，按照《民法通則》審理)賠償數額較多，這種不公平的處理結果，背離了重錯重處、輕錯輕處的裁判尺度，背離了強調“公平正義”價值追求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

　　最終，法院采納了代理人的意見，為原告爭取到了死亡賠償金，最大限度的彌補了原告的經濟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