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全球環境急劇惡化，生態災難不斷發生，如何保護環境、善待自然，人類面臨嚴峻考驗。世界各國積極采取各種措施來減少環境破壞，改善生態平衡，其中用國際刑法來規制國際環境破壞行為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關注。但由于刑法較其他部門法更加本土化，各國刑法理論千差萬別，再加之環境保護投入大、周期長，使得國際環境犯罪研究異常艱辛。目前國際環境犯罪研究已經取的了很大進展，多次國際刑法學大會以此為主題，作為刑法學核心范疇的犯罪構成，在以往犯罪構成理論基礎上，加入各國新的環境犯罪研究成果，開始形成國際環境犯罪的犯罪構成。【關鍵詞】國家環境犯罪；環境破壞；發展現狀；犯罪構成【寫作年份】2010年【正文】一、國際環境破壞行為納入國際犯罪圈的根源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改造環境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特別是進入工業社會之后，人類對環境的影響急劇加強，大自然處處留下了人類的痕跡。人類是環境的驕子，同時，人類在尋求自身發展的過程中，又無情地毀滅著其賴以生存的環境。從產業革命帶來大規模的環境污染和破壞以來，人類就從來沒有擺脫過這種尷尬的局面。正是為了暫緩人類對環境的破壞，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使得考慮將環境破壞行為納入到犯罪圈，加大對環境破壞行為的懲罰力度，成為了世界各國亟待解決的問題。由此，環境刑法”的概念開始在各國出現，并迅速首先在發達國家上升為刑事立法。目前世界各國都基本上以各種立法模式，實現了環境破壞行為的犯罪化。我國學者也從環境與刑法之間的辯證關系論述了環境刑法的存在空間。[①]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到來，世界開放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環境破壞活動開始輸出，生態災難頻發，環境危機籠罩全球，環境問題成為了一個世界性話題。據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估算，由于環境破壞嚴重，全世界每年有600萬公頃的旱地變成沙漠，每年有1100多萬公頃的森林被毀，世界自然災害正以每千年增加一倍的速度銳增。而由于環境污染，不僅出現了全球性的并直接影響整個生物圈機制和平衡的三大問題，即被譽為空中死神”的酸雨、二氧化碳的溫室效應”和臭氧層破壞，而且導致了大量的公害事故的發生，如日本的熊本和新瀉水俉病、富山骨痛病、四日煙害案件，英國倫敦的毒霧事件，美國洛杉磯的光化學煙霧事件和多諾拉煙霧事件，印度博帕爾的劇毒物外泄事件，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核污染，等等。這些公害事件危害極大，它們不僅對自然環境造成了嚴重污染，而且還直接或間接地伴隨著大量的人員傷亡和巨大的財產損失。日本著名刑法家**英雄主張：應該把公害看作是同殺人和傷害一樣重大的犯罪行為。”[②]社會對人本的不斷關注，人權內涵得到了新的發展，環境權開始進入人權視野。而人權是一種人類平等享有的權利，由國際法律來保護已經在世界各國之間達成了共識。那么環境權也就理應上升為國際法律保護的層面上來。這樣，在面臨如何控制全球環境惡化，打擊國際環境破壞行為的問題時，世界各國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將實質影響范圍超出一國的環境犯罪國際化，國際環境犯罪應運而生。二、國際社會治理環境犯罪的發展現狀[③]1978年在波蘭召開的第12屆國際刑法學會預備會議上，曾討論過對環境的刑法保護問題。1979年在德國漢堡召開的第12屆國際刑法學大會上又以此為中心議題。而在此之前的1972年，聯合國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第一屆人類環境會議，產生了《聯合國環境宣言》確認了每個人的健康和環境權利。60-70年代日本的汞、鎬中毒事件引起了世界對于環境問題的關注，促進了日本和世界各國環境法的發展，其后由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立了環境委員會，負責處理化學污染問題，世界海洋組織(IMO)作出防止石油污染協議，歐洲議會(CUR)作出應用刑法保護環境”(77(28))和公司危害環境的責任”(88(18))的議案，1990年聯合國第8屆《預防犯罪和罪犯處遇大會》作出關于用刑法保護環境的決議”。這一系列有關環境保護和環境犯罪的重大事件，表明了隨著世界環境狀況的惡化，國際社會的環境保護意識正在加強。從1978年至1992年的14年間，國際刑法中關于國際環境犯罪的現狀及發展情況主要表現在如下4個方面：1．由于當今世界各國在文化傳統、社會政策、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差異，導致國際社會在懲治國際犯罪方面很難達成協調一致的全球一體化的刑事法律規范，即使是已經達成的國際公約，如果沒有國內法的支持和呼應，其效力往往也會大打折扣，甚至無法得到執行。將懲治國際犯罪的國際刑法規范在國內法中加以規定和完善，已是當務之急。[④]因此，在各種國際性會議的決議、協議或建議案中，規定或要求簽字國在他們國家的法律中對于違反環境規則和秩序的行為予以處罰。例如1972年關于傾倒拉圾的倫敦協議，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歐洲議會的決議案(77(28))，聯合國1990年第8屆《預防犯罪和罪犯處遇大會決議案》等。2．國際社會對于人類健康和安全環境權利的確認，主要表現在：（1）早在1948年的《聯合國人權宣言》中就承認了每一個人的健康和利益的權利；（2）1972年的斯德哥爾摩宣言（即《聯合國環境宣言》）聲明，人類具有自由、平等和在具有尊嚴和利益的環境中享受充分生活的權利，同時也應承擔保護和改善當前和后代生活環境的義務；（3）1990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呼吁各成員國政府，各政府或非政府組織，采取必要措施以確保科學和技術進步的成果用于人類的利益，用于促進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4）1985年世界環境法專家小組的報告中強調了對全人類的基本權利一一滿足其健康和利益的起碼環境的權利的保障；（5）1989年22國首腦于荷蘭的海牙簽署的關于全球氣候變化的聲明，宣告生活權是人類一切其他權利的主干，保障這一權利是世界各國的義務”。3．危害環境罪被認為是國際犯罪問題。危害環境罪是否為國際犯罪，首先由一些著名的國際刑法學家加以肯定，**奧尼(Bassiouni)教授認為環境犯罪具有國際犯罪的特征。此外**弗雷(Mccaffrey)教授，**特蘭德(Friedlander)教授和繆-勒(Mueller)教授分別從全球的普遍性的環境污染、核廢料的污染以及海洋上環境犯罪的角度進行了論證，但刑法理論界也有不同意見。此外，國際委員會在為1991年聯合國大會起草的國際刑法草案中，將嚴重地致使自然環境受到廣泛、長期、嚴重損害的”行為，包括在危害人類和平和安全的犯罪”之中。4．國際刑事制裁。刑罰是犯罪存在的前提，離開了刑罰，犯罪將不成其為犯罪，至少在罪刑法定原則下如此。因此，國際刑事制裁是設置國際環境犯罪的的重要目的，國際環境犯罪的控制效果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刑事制裁的效果。**奧尼、繆-勒教授主張不僅應建立國際性強制機構，而且應建立國際法院，以對國際犯罪，包括環境犯罪進行司法管轄。聯合國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員會也呼吁國家間、地區間和國際上進行司法協調，克服不同法律制度以及刑事司法管轄對于刑事制裁的限制，在不同的司法制度之間建立起橋梁。三、國際環境犯罪的概念及犯罪構成（一）國際環境犯罪的概念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國際條約有關國際環境犯罪的規定日益豐富，利用國際刑法來保護環境權的理論和實踐日漸成熟。但是國際、國內社會對于國際環境犯罪的概念可謂仁者見仁，難以統一。目前，國際環境刑法學界中，國際刑法學家**奧尼曾在其《國際刑法典及國際刑事法庭草案》中，為危害國際環境犯罪下了一個公認地比較權威的定義：一國違背了國際義務，對空氣、海洋和河流造成重大的污染，導致其他國家或另一國家的毀壞和損害，或嚴重影響了空氣、海洋和河流的生存性和潔凈性，或毀壞了全部或一部分環境，或嚴重危害了海洋和國際水道中的植物群和動物群，以及希望或放任對遭到危害的物種的破壞環境的行為。”[⑤]近年來，我國學者也對國際環境犯罪進行了探討。如邵*平教授認為，國際環境罪是指有意違反國際法保護環境的規定，嚴重危害環境的犯罪行為的總稱。[⑥]甘雨沛、高格先生認為，國際環境犯罪，是故意造成海洋、國際河流、大陸、空氣或外層空間等環境嚴重危害的行為。[⑦]本文基本贊成上述學者的觀點，但國際環境犯罪所涉及的環境問題不一定必須是全球性的問題，局部性的問題甚至一國內的問題也可以成為該罪的對象。有的環境犯罪雖然缺乏明顯的跨國因素，但它潛在地威脅著整個人類社會現今乃至今后的生存，因此，根據國際必要性理論，應將其視為國際犯罪。”[⑧]而且，關于其主觀方面也有不同看法，應當包含無過錯的情況。綜上，國際環境犯罪”可定義為，當事人實施污染破壞環境，實質上會對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乃至全球的環境造成嚴重后果，違反了一國所應承擔的國際法義務，依法應承擔國際刑法責任的犯罪行為。（二）國際環境犯罪的犯罪構成雖然國際刑法理論上對國際環境犯罪的犯罪構成尚未達成共識，但本文認為，清晰地界定一種犯罪的構成要素，在立法、司法以及學理上對于國際環境犯罪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價值。關于國際環境犯罪的犯罪構成，學說眾多，推行抽象犯罪構成學說便是其中之一，其核心內容是：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凡違反環境法而使人的生命健康或大量財富造成威脅的行為即構成犯罪。”[⑨]本文為了敘述方便，仍采用我國傳統犯罪構成理論的四要件進行分析，但為了體現當前學界對我國傳統耦合式犯罪構成的反思與重構思想，放棄了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遵循了先客觀后主觀的原則，并納入了犯罪定量因素。1．犯罪客體關于環境犯罪侵犯的客體，刑法理論界觀點不一，主要有四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侵犯的是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和大量物質財富的安全；第二種觀點認為，環境犯罪因違反環境保護義務而侵犯公民的人身權、環境權或公私財產的所有權、用益權；第三種觀點認為，環境犯罪侵犯的是國際刑法所保護的環境保護和環境管理關系；第四種觀點認為，環境犯罪侵犯的是國家、法人、公民的環境權。[⑩]我國1997年刑法將環境犯罪安排在破壞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將環境犯罪所侵犯的客體視為環境保護和環境管理關系，即第三種觀點。此種立法模式存在諸多缺陷：一是，造成我國刑法典體系混亂，環境犯罪沒有獨立成章，且分散于不同章節，不利于發揮刑法的環境保護作用；二是，造成了刑法保護重點的偏差，環境犯罪保護的應是環境生態和人類生存，而不是所謂的環境管理秩序；三是，隨著法定犯時代的到來，行政刑法必然會成為刑法的主體部分，環境犯罪應納入附屬立法。本文贊同第四種觀點，這一觀點也己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的認同。尤其是隨著21世紀環境時代的到來，生態主義法律觀日趨繁榮，原來以人類利益為中心的法哲學觀慢慢演變成以人類利益和生態利益為中心。將環境權作為國際刑事法律保護的客體，符合生態主義法哲學的價值取向與價值追求。在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環境保護愈加引起人們重視的今天，利用國際刑法來保護環境權必將為國際社會廣泛接受，而用國際刑事手段保護環境權的范圍將越來越廣。而且，從根本上說，環境犯罪是對人類生存和社會長久發展條件的侵害。2．犯罪客觀方面國際環境犯罪行為，是指違反國際刑法的禁止性規定，嚴重破壞人類生態環境并應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危害行為。這其中，根據行為方式的不同，危害行為可分為作為和不作為；根據行為的手段的不同，危害行為可分為破壞自然資源的行為和污染環境的行為。若對危害行為進行具體分類的話，大致包括如下幾大類：水污染行為、大氣污染行為、海洋污染行為、土地污染行為、噪聲污染行為、非法處理危險廢物行為、違反防治污染義務行為、轉嫁污染行為等。[11]國際環境犯罪的既遂構成，是指國際環境犯罪行為是以結果犯還是危險犯構成犯罪既遂.危險犯，系指行為人對法律所保護的客體或利益造成間接的、可能導致嚴重的危害結果發生的作為或不作為。環境刑法中的危險犯是指行為人實施了環境污染和破壞行為，對環境、財產造成了間接危害，或對公眾生命與健康構成了威脅，并可能造成更嚴重的后果。由子危害環境的行為與其危害后果之間，較之其他犯罪行為與其結果的發生，表面聯系不甚密切，需要時間較長，加之嚴重危害環境的行為一旦產生危害后果，則會對公共安全和環境質量產生巨大的非經濟價值所能衡量的損失，因此，各國環境刑法規定，不僅要對污染和破壞環境并已造成了嚴重后果的行為進行制裁，還應制裁那些孕育著危險的行為。如日本《公害罪處治法》第2條規定:由于企業的業務活動而排放有害于人體健康的物質并對公眾生命和健康造成危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萬日元以下的罰金。”又如原*德1976年通過的《水法》第39條規定:污染水源對他人健康或生命造成危險或損害的，處5年以下監禁或罰金。”[12]加大環境犯罪危險犯的懲處力度，值得我國環境刑法”借鑒，我國刑法對環境犯罪的規定多以造成巨大的人身、財產損失作為構罪要件，這很明顯是異化了環境刑法”應當保護的客體——環境權，環境權是人權的一部分，是一種新型的公民權利，具有可持續發展性，不能為當前的眼前利益所取代。國際環境犯罪的因果關系判斷是環境犯罪的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而非是國際環境犯罪獨有的。由于環境犯罪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作用機理決定了這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不像其他犯罪那樣明顯清晰。環境犯罪行為對環境的影響是通過漫長的物理化學反應來實現的，危害結果可能在危害行為發生后很久出現，或在與危害行為發生地很遙遠的地區出現，或這種危害本身就非常難以發現；此外，由于技術條件的限制，很多環境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是無法查證的。所以，相對因果關系理論是在環境犯罪領域占主流的，國際環境犯罪也是如此。3．犯罪主體在國內刑法上，自然人、法人和其他單位組織構成環境犯罪的犯罪主體已經達成共識。在國際刑法上，國際環境犯罪的犯罪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單位組織也無太大爭議，但關于國家能否成為國際環境犯罪的犯罪主體，成為了爭論焦點。[13]關于國家的刑事責任，傳統國際法認為，國家在國際上不負刑事責任，代表國家行事的個人所作的國家行為，個人也不負刑事責任，因為他們的行為一般被認為是代表國家的行為。[14]然而，國際實踐表明，傳統國際法關于國家不負刑事責任，代表國家行事的個人也不負刑事責任的觀點已經過時。特別是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后，國際戰爭罪犯的出現，使國際法學者重新投入到戰犯承擔的刑事責任是國家責任還是個人責任的爭論中。最終確立了作為抽象實體的國家應負國際刑事責任。刑事制裁雖然不可能具體施之于犯有國際罪行的國家，但可施之于從事侵略戰爭，發號施令的國家領導人以及從事實際行為的其他負責人。而對這些人實施刑罰，就可視為國家因其國家行為所引起的刑事責任。隨著國際刑法立法和國際環境犯罪理論的不斷完善，將國家納入國際環境犯罪的主體范疇契合當前國際社會環保工作的需要。首先，全球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將國家確定為國際環境犯罪的主體，符合國際社會懲治環境犯罪的潮流，必將有利于全球環保工作的開展和進步，也可以起到促進各國對他國環境權的尊重作用。其次，在現代社會，每一個國家的主權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隨著各國紛紛加入各種國際組織，積極開展對外交流與合作，每個國家讓渡一部分主權于國際社會，利于互信雙贏。這樣，當一國作出危害國際環境的行為，其成為國際刑事責任主體也就理所當然了。在此，國際社會己有將國家作為國際環境犯罪主體的判例，如1941年的**爾冶煉廠案”。在當前，國家承擔違反國際環境義務的刑事責任也是有國際法律依據的，如依據1979年國際法委員會《關于國家責任的條文草案》第19條第3款，規定了大規模破壞環境的行為是引起國家刑事責任的情形之一。但應當明確并強調指出的是，國家的環境刑事責任是附加于違反國際環境法、國際環境保護的公約或條約，而為犯罪行為的公司、企業、個人及未經授權的國家官員所擔負的國際刑事責任之上的，因而，國家在承擔國際刑事責任的同時，并不排斥上列單位和個人應擔負的國際刑事責任。[15]4．犯罪主觀方面主觀故意和過失是犯罪構成的必備要件，這已經得到公認，但由于環境犯罪的特殊性，加之現在全球面臨環境危機的情況下，為了彌補環境損害，威懾環境犯罪，關于在環境犯罪中是否引入無過錯責任，即是否可以實行嚴格責任制度，引起了爭議。我國學者，特別是老一輩刑法學者多認為，犯罪必須要求具有主觀過錯，環境犯罪也不例外，而且，環境損害的彌補不一定要適用刑法。[16]所謂無過錯責任”，是指行為人只要實施了法律所禁止的某種行為，或造成了法律禁止的某種結果，即使其主觀上沒有過錯，也應對此承擔刑事責任。在這種情況下，由于法律不要求證實其行為與現實或潛在危害之間的因果關系，因而因果關系的推定也就沒有任何意義。當前，在國外尤其是英美法系國家的環境刑事立法中，正越來越多地采用該種責任式。如美國《廢料法》規定：只要行為人的行為導致任何廢料傾入江河或港口，則不論其主觀上有無過錯，均構成犯罪。又如，新加坡《海洋污染防治法》第10條規定：任何未按規定攜帶有關油記錄簿的船舶，其船主、船長或船舶代理人都應對此行為負罪責，償付5000新加坡元以下的罰金。之所以要這樣規定，按西方刑法學者的觀點，主要是因為從實踐看，證明這些罪的主觀罪過要比證明犯罪本身更加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如仍恪守無罪過即無犯罪”這一傳統刑法原則，就會使罪犯逃脫法律制裁，不刊于保護公共利益。[17]5．定量因素世界各國的犯罪概念和犯罪構成理論不盡相同，其中重要的一點便是犯罪定量因素。一些國家采用是立法定性又定量”的犯罪定量模式，一類行為中構成犯罪的僅僅是達到一定社會危害程度的部分嚴重行為；另一些國家采用的是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犯罪定量模式，以類”來規定犯罪行為，而不涉及量”的因素。這樣環境犯罪的立法司法情況也就不盡相同，適用單一刑事處罰的國家，立法不涉及犯罪定量因素的問題，將一切危害環境的行為規定為犯罪；適用刑事和行政處罰結合制的國家，立法定性的同時進行定量，只將嚴重的危害環境的行為規定為犯罪。作為一種國際犯罪的國際環境犯罪，由于其責任主體的特殊性，以及責任追究機制的困難性，使得國際環境犯罪的規定必須要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否則只是一紙空文。同時，一般程度的環境危害行為是無法達到對國際環境的破壞程度的，這樣也就失去了運用國際刑法進行規制的基礎，便不必上升為國際犯罪，一國之內的法律足以規范。因此，國際環境犯罪對于那種危害程度有輕重之分的環境危害行為，應當加入犯罪量的要素的規定。而且當前的國際實踐中對國際環境犯罪的規定也是如此，如國際委員會在為1991年聯合國大會起草的國際刑法草案中，將嚴重地致使自然環境受到廣泛、長期、嚴重損害的”行為，包括在危害人類和平和安全的犯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