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政府當時對美國基于政治因素的妥協，主要表現在締約談判前和締約談判期間。在締約談判前，中國政府本來已經在法律和締約草案兩方面作了相應的調整和準備，但在美方施加的壓力下這些準備都付諸東流。在法律方面，中美新約締結后，中國立法院即為取消外國公司在華特權、避免官僚資本和不法商人借外商之名非法投機而修訂了相應法規。1945年9月29日，立法院所通過的新《公司法》第7條專門對外國公司的定義和活動進行了限制：“本法所稱外國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或經外國政府特許登記營業，并經中國政府許可，在中國境內營業之公司。”第292條則相應規定：“外國公司非在其本國設立登記營業者，不得在中國境內營業或設立公司”

⑤這一規定直接威脅到美國公司根據其1922年通過的《中國貿易法》而在中國的經營特權，⑥美國立即向中國施加壓力：起初是美國駐華使館在國務院的指示下，向中國政府“作了最強硬的適當建議”;接著是美國商務部召集與中國有關的工商界人士會議，力陳“目前提出的中國公司的若干條款對在華美國工商界是有害的，如果變成法律，將會阻礙美國充分參與中國工業化并限制美國資本流向中國”、“建議進一步向中國政府陳述，以努力使這一成問題的法律得到修正”、“尤其是第7條和第292條中有關外國公司的定義”;①最后是由來華調處國共關系的總統特使**·馬歇爾直接向蔣*石轉達美國國務院就此問題的備忘錄，他所掌握的給予中國5億美元貸款的發放時間權，最終使蔣*石不顧各方面的反對，在正式批準頒布新《公司法》時，按照美方的要求刪除了“營業”和“營業者”的限制。②美方施加的壓力造成中國在締約談判前期即拆除了自己的法律屏障。在締約草案方面，中國談判前也已準備了自己的條約草案，并且“以慢制快”，在美國迫切要求舉行談判的交涉中占據了有利的談判地位。但礙于中美關系的政治因素，中方最后還是接受了美方約稿作為談判基礎，而將自己早已擬好的約稿束之高閣;中國政府經濟部在審議美方約稿時并非沒有意識到美方約稿形式上平等，但“兩國經濟實力懸殊過甚，商約施行后，兩方所獲取之利益，勢難均等”。曾特別強調鑒于此約將成為中國與他國商約之范例，其中“最惠國待遇條款，尤其特別慎重”。只是因為“我有求于美，甚美有求于我”，中國外交部在提出自己的談判對案時還是從全盤考慮，對美方的約稿作了最優惠處理，動機是“不致因小失大”。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