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案涉股權從外觀上看已經移轉或登記至五礦公司名下，但是，五礦公司的締約目的并非是為了取得案涉股權本身，而是為了收回本金及獲得約定的固定收益，為此針對案涉股權約定了回購條款等方式實現退出，故本案涉股權轉讓并不符合股權轉讓合同的基本特征，而是符合讓與擔保的基本特征，至于五礦公司參加榮騰公司的股東會議，系其作為名義股東、實質上的擔保權人對案涉資金進行監督和控制，故不能據此認定雙方之間法律關系的性質。

《上海榮騰置業有限公司、馬建軍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2018）最高法民申4165號】

案涉股權轉讓協議是真正的股權轉讓還是系讓與擔保？

最高院認為：

（一）關于五礦公司是否具備訴訟主體資格的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四十九條規定：“在訴訟中，爭議的民事權利義務轉移的，不影響當事人的訴訟主體資格和訴訟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對受讓人具有拘束力。受讓人申請以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身份參加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予準許。受讓人申請替代當事人承擔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決定是否準許；不予準許的，可以追加其為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該條是關于當事人恒定和訴訟承繼原則的法律規定。據此，即使五礦公司已于2016年11月將案涉相關債權轉讓給案外人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北京辦事處，也不影響其在本案中的訴訟主體資格和訴訟地位，且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北京辦事處亦未申請替代五礦公司承擔訴訟。因此，榮騰公司、馬建軍關于五礦公司已失去本案訴訟主體資格的主張，與法律規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二）關于案涉《股權轉讓合同》的性質及效力問題

     本案中，五礦公司分別與榮騰公司、馬建軍及案外人褚一帆、褚湘蘭簽訂《合作協議》《特定資產收益權轉讓合同》《股權轉讓合同》等一系列合同。其中，2011年5月17日，五礦公司與榮騰公司、馬建軍簽訂《合作協議》，該協議第2.1條約定五礦公司將作為受托人發起設立集合信托計劃，規模預計為4億元，用于受讓榮騰公司持有的特定資產收益權及榮騰公司原股東持有的榮騰公司合計60%的股權；第2.6條約定為保證《合作協議》的履行，各方應就該協議約定的合作事宜另行簽署《特定資產收益權轉讓合同》（附件一）、《股權轉讓合同》（附件二）、《信用增級協議》（附件三）、《還款協議》（附件四）、《抵押合同（一）》（附件五）、《抵押合同（二）》（附件六）、《股權質押合同》（附件七）、《保證合同》（附件八）、《交易資金監管協議》（附件九）。之后，各方依據《合作協議》的上述約定簽訂了一系列相關協議。由此可見，《合作協議》是雙方簽訂《特定資產收益權轉讓合同》《股權轉讓合同》及其他一系列合同的基礎。從《合作協議》的約定看，五礦公司的資金收益系以4億元為基數進行計算，而非僅以特定資產收益權對應的1.5億元計算，該協議約定的五礦公司收益的來源亦包括特定資產的銷售收入、出租收入和股權轉讓款、分紅兩部分。故，在判斷案涉《股權轉讓合同》的性質時，不能將其與《合作協議》《特定資產收益權轉讓合同》等相關協議割裂開來，僅就該轉讓合同本身的約定作出認定，而是應將當事人簽訂的一系列協議作為一個整體，根據雙方的交易目的、合同實質特征以及履行情況綜合加以認定。本院認為，案涉《股權轉讓合同》性質應認定為榮騰公司原股東褚一帆、褚湘蘭以案涉60%股權為榮騰公司的債務提供讓與擔保，而非五礦公司與褚一帆、褚湘蘭之間存在真實的股權轉讓關系。

     1.所謂讓與擔保，是指債務人或第三人為擔保債務人的債務，將擔保標的物的所有權等權利轉移于擔保權人，而使擔保權人在不超過擔保之目的范圍內，于債務清償后，擔保標的物應返還于債務人或第三人，債務不履行時，擔保權人得就該標的物優先受償的非典型擔保。作為一種權利移轉型擔保，讓與擔保是以轉讓標的物權利的方式來達成債權擔保的目的，包含讓與和擔保兩個基本要素。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四條關于“當事人以簽訂買賣合同作為民間借貸合同的擔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還款，出借人請求履行買賣合同的，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民間借貸法律關系審理，并向當事人釋明變更訴訟請求。當事人拒絕變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駁回起訴。按照民間借貸法律關系審理作出的判決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決確定的金錢債務，出借人可以申請拍賣買賣合同的標的物，以償還債務。就拍賣所得的價款與應償還借款本息之間的差額，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權主張返還或補償”的規定，系在司法解釋層面上對讓與擔保制度的規范和調整。

     2.根據《合作協議》的約定，對于特定資產收益權，在信托計劃成立之時即移轉給五礦公司，五礦公司有權選擇以獲得特定資產的銷售收入、出租收入等特定資產收益的方式實現信托計劃項下的投資退出，而一旦該協議約定的預期收益已經全部實現，或榮騰公司已按約定履行完畢補足資金支付義務的，則特定資產收益權自動歸榮騰公司所有；對于案涉60%股權，約定馬建軍在信托計劃存續滿12個月之對應日（含）至存續滿24個月前5日（不含）的期間內，有權對案涉60%股權行使優先購買權，而當出現協議約定的任意一期預期收益未實現、馬建軍向五礦公司明示或以其行為表示放棄行使標的股權優先購買權、馬建軍截至信托計劃期限屆滿前5個工作日仍未按約向五礦公司提交行權通知以及馬建軍未按約向五礦公司按時足額支付股權轉讓價款的情形，五礦公司有權隨時以任意方式、任意價格處置標的股權，且榮騰公司對此負有補足資金支付義務。《合作協議》的上述約定表明，盡管特定資產收益權以及案涉60%股權從外觀上看已經移轉或登記至五礦公司名下，但是，五礦公司的締約目的并非是為了取得特定資產收益權以及案涉60%股權本身，而是為了收回4億元本金及獲得約定的固定收益，五礦公司并不實際承擔特定資產收益權以及案涉60%股權項下的任何風險。為了保障這一目標的實現，雙方在《合作協議》中作了針對特定資產收益權以及案涉60%股權的回購條款，由榮騰公司承擔補足資金義務，五礦公司有權通過收取特定資產收益及處分案涉股權等方式實現退出，以及由榮騰公司、馬建軍分別提供抵押、保證等合同安排。此外，馬建軍對于案涉60%股權行使回購權的對價也是以4億元為基數計算的收益減去已支付的收益，而非《股權轉讓合同》約定的轉讓款2.5億元。故，本案特定資產收益權及案涉60%股權轉讓并不符合債權轉讓合同及股權轉讓合同的基本特征，而是符合以轉讓標的物權利的方式來達成債權擔保的目的，包含讓與和擔保兩個基本要素這一讓與擔保的基本特征。

      3.榮騰公司、馬建軍向本院申請再審時提交了褚湘蘭、褚一帆與五礦公司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以及五礦公司張曉健出具的情況說明等證據，據以證明案涉2.5億元為股權轉讓款。本院認為，上述證據僅能證明案涉股權名義上已移轉給五礦公司，五礦公司也已將案涉2.5億元款項劃付至榮騰公司監管賬戶這一事實，但并不能據此就認定雙方之間系真實的股權轉讓關系，雙方之間的真實法律關系，如前所述，應當綜合全案事實加以認定。至于五礦公司參加榮騰公司的股東會議，系其作為名義股東、實質上的擔保權人對案涉4億元資金進行監督和控制，亦不能據此認定雙方之間法律關系的性質。

      4.榮騰公司、馬建軍申請再審主張《合作協議》關于榮騰公司對于案涉2.5億元股權轉讓款承擔補足資金義務的約定屬于對賭條款，應認定無效，故榮騰公司無需承擔補足資金義務，為該補足資金義務設定的抵押及保證也屬無效。本院認為，所謂對賭條款又稱估值調整條款，是投資方與融資方就未來不確定的情形所作的約定，根據未來企業的實際盈利能力，由投資者或者融資者獲得一定的權利作為補償，而本案顯然并不符合對賭條款的情形。故榮騰公司、馬建軍此項主張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合作協議》明確約定了榮騰公司對以4億元為基數計算的收益具有補足義務，該條款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應為合法有效，故二審法院據此認定不論將訟爭合同界定為何種性質，榮騰公司均應依據上述合同約定向五礦公司履行補足資金義務，并無不當。

      綜上，案涉60%股權雖已變更登記至五礦公司名下，但五礦公司僅系名義上的股權受讓人，訟爭《股權轉讓合同》應為榮騰公司原股東褚一帆、褚湘蘭以案涉60%股權為五礦公司出借給榮騰公司的4億元借款提供的讓與擔保。至于案涉60%股權的歸屬，在榮騰公司清償債務后，五礦公司應當予以返還，但此問題不屬于本案再審審查的范圍。

（三）關于案涉1.5億元款項的利息是否應依職權予以調整的問題

      榮騰公司、馬建軍申請再審主張特定資產收益權轉讓的行為違反了信托法關于信托財產獨立性與確定性原則，故該1.5億元投資行為應認定無效并恢復原狀，同時五礦公司對于案涉1.5億元按日萬分之五收取利息，也違背了信托法第二十六條關于受托人除依照本法規定取得報酬外，不得利用信托財產為自己謀取利益的規定，且規避了國家金融監管部門關于信托資金運用的相關規定，不應予以支持。本院認為，首先，信托法規定的信托財產獨立性與確定性原則，系針對用于設立信托的信托財產，本案設立信托的信托財產為資金，五礦公司運用信托計劃募集的資金用于購買特定資產收益權，系信托財產的運用方式，不屬于上述原則的適用對象。其次，五礦公司從榮騰公司取得的收益高于五礦公司向信托受益人承諾及支付的收益，對于該部分差額，根據信托法第二十六條的規定，確應返還給信托受益人，但此不屬于本案審理的范圍。再次，由于榮騰公司、馬建軍未就一審判決關于1.5億元款項的利息部分提起上訴，故二審法院未依職權進行調整，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關于二審審理范圍的規定。綜上，榮騰公司此項主張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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