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商事仲裁協議的妨訴效力

【摘要】國際商事仲裁協議一方當事人就協議標的起訴后，我國法院應在特定情況下審查仲裁協議效力，并對訴訟程序作出相應變更。在國際案件中，我國法院應直接優先適用《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的有關規定。涉港澳案件適用我國內地的有關規定。我國立法與司法都應從寬界定仲裁協議準據法的選擇范圍與仲裁協議標的范圍。妨訴階段訴訟程序的變更須以當事人援引仲裁協議提出管轄抗辯為前提，并遵循提出抗辯的時間限制。必要共同訴訟中程序的變更既須尊重當事人的仲裁權利，也要考慮如何防止并行程序與沖突裁判。【關鍵詞】國際商事仲裁協議；妨訴效力；司法審查；訴訟程序變更【寫作年份】2010年【正文】國際商事仲裁協議的效力具有兩面性。[1]一方面，其有授權仲裁員裁決仲裁協議標的的積極效力。另一方面，其有限制或排除法院對協議標的管轄權的消極效力，也稱妨訴效力。[2]實踐中，若仲裁協議一方當事人就協議標的起訴，法院將在特定情況下審查仲裁協議，并對訴訟程序作出相應變更。對于國際商事仲裁協議，國內學界主要關注其效力認定、獨立性以及協議效力的擴張等問題，對國際仲裁協議的妨訴效力討論不多。本文立足于我國立法司法實踐，分析妨訴效力實現的兩個主要環節，即法院對仲裁協議的審查以及訴訟程序的相應變更。考慮到我國法院常常參照國際案件辦理涉港澳案件，下文將一并論述國際仲裁協議與涉港澳仲裁協議的妨訴效力。一、仲裁協議的司法審查在仲裁協議妨訴階段，法院對協議的審查有別于其在確認仲裁協議效力之訴中的審查。前者是在仲裁協議一方就協議標的起訴的情況下，法院為解決自身對系爭實體問題的管轄權而進行的審查。后者則是在仲裁協議當事人就仲裁協議效力提起的確認之訴中，法院為解決系爭協議的效力問題而進行的審查。法院在仲裁協議妨訴階段對協議的審查涉及多方面問題，主要有如何防止該審查與仲裁協議效力確認之訴中審查的沖突裁判、妨訴階段的審查標準（是否僅限于表面審查）、仲裁協議的法律適用以及協議標的范圍的解釋。囿于篇幅，下文僅擇要論述后兩方面問題。（一）仲裁協議的法律適用1.國際商事仲裁協議我國是1958年《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以下簡稱《紐約公約》）的締約國。《紐約公約》第二條第三款規定，若仲裁協議當事人就協議標的向締約國法院起訴，法院應依當事一方的請求，命當事人提交仲裁，除非仲裁協議無效、失效或不能履行。《紐約公約》并未界定該款的適用范圍，對于該款是否適用于所有類型的國際仲裁協議，各國實踐存在差異。但一般認為，協議標的具有國際因素的仲裁協議在該款的適用范圍內。[3]我國法院在確定此類型仲裁協議的法律適用時，應遵循如下規則。第一，《紐約公約》對仲裁協議的妨訴效力作了具體規定，從而使該公約可以直接適用。此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07年修正，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的規定，該公約應當優先適用。[4]在實踐中，我國不少法院都忽略了《紐約公約》的優先適用。如在**東鴻包裝材料有限公司訴法國DMT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中，[5]涉案合同為中法雙方當事人訂立的國際合同，該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明顯在《紐約公約》第二條的適用范圍內。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審查該仲裁條款效力時，直接根據多年司法實踐以及（該）院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所確定的原則”確定仲裁條款的準據法，而只字未提《紐約公約》的有關規則。從法律適用的角度看，這些案件不無問題。第二，對于仲裁協議的形式效力，《紐約公約》第二條第一款規定，締約國法院僅有承認書面協議的義務，同時該條第二款規定，書面協議”包括當事人所簽訂或在互換函電中所載明的合同仲裁協議。這些規定是該公約有關仲裁協議形式的統一實體規則，我國法院應直接適用。需要指出的是，《紐約公約》生效實施以來，隨著電子技術的發展，實踐中仲裁協議的形式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國法院在適用該公約的書面形式規則時，可以參照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以下簡稱貿法會）第三十九屆會議通過的有關建議，[6]將該公約第二條第二款解釋為對書面形式的非窮盡式列舉，從而認可仲裁協議的其他電子形式。此外，根據貿法會的建議，《紐約公約》第七條第一款下的仲裁裁決最惠待遇條款”，可以類推適用于仲裁協議。據此，在仲裁協議妨訴階段，若法院地法對仲裁協議書面形式的定義比《紐約公約》第二條第二款更為廣泛，則可以適用前者。我國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6）7號]（以下簡稱《仲裁法解釋》）第一條認可了各種數據電文形式達成的仲裁協議，其對仲裁協議書面形式的定義較《紐約公約》更為寬泛。根據貿法會的前述建議，我國法院可依《紐約公約》第七條第一款適用《仲裁法解釋》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