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進一步依法嚴厲懲治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對其上下游關聯犯罪實行全鏈條、全方位打擊，6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下稱《意見二》）。

去年全國電信網絡詐騙財產損失達353.7億元

近些年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活動持續高發多發，犯罪形勢日趨嚴峻復雜。圍繞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還產生了一系列黑灰產業鏈，形成大量上下游關聯犯罪。

“當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發案仍居高位。”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長李睿懿在發布會上介紹。

在一些大中城市，此類案件發案量在刑事案件中的占比甚至達到50%；電信網絡詐騙大要案件頻發，造成群眾財產損失巨大。僅去年，全國電信網絡詐騙案件涉及財產損失即達353.7億元。

不過，在我國對電信網絡詐騙嚴打高壓之下，案件持續高發的勢頭得到了一定遏制。

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副局長姜國利介紹，今年1至5月，全國共破獲電信網絡詐騙案件11.4萬起，打掉犯罪團伙1.4萬余個，抓獲犯罪嫌疑人15.4萬名，同比分別上升60.4%、80.6%和146.5%。成功勸阻771萬名群眾免于受騙，為群眾挽回經濟損失991億元。

今年5月，全國共立電信網絡詐騙案件8.46萬起，與4月相比下降14.3%。

正告犯罪分子：境外不是法外之地！

李睿懿介紹，隨著現代通訊和移動支付技術的迅猛發展，特別是境內打擊力度的空前加大，大批詐騙窩點向境外轉移，非法交易手機卡、信用卡愈加猖獗，司法實踐中亦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打擊此類犯罪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和更高的要求。

李睿懿介紹到，在嚴厲打擊的高壓下，境內大批電信網絡詐騙窩點已經向境外轉移，對我境內群眾瘋狂實施詐騙。據統計，目前境外窩點作案已超過六成。同時，受諸多客觀因素所限，公安機關在境外通過警務合作或者司法協作等方式取證，執法難度極大。

為此，《意見二》專門規定，在有證據證實行為人參加境外詐騙犯罪集團或犯罪團伙，在境外針對境內居民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詐騙數額雖難以查證，但一年內出境赴詐騙窩點累計時間30日以上或多次出境赴詐騙窩點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以詐騙罪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借此機會，我也正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分子，不要錯以為境外是法外之地、打擊盲區，不要誤以為境外作案就可以湮滅證據，能鉆法律空子，這都純屬幻想。如果你們仍執迷不悟，心存僥幸，繼續作惡，縱在天涯海角，也難逃法網，必遭嚴懲”李睿懿如是強調。

出售5張銀行卡或20張手機卡即可入刑

不僅是詐騙團伙會受到懲罰，根據《意見二》，如果有人明知道他人實施電信網絡詐騙，還為其提供幫助，也可能會被追究刑事責任。

李睿懿認為，為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進行有效懲治，必須斬斷其幫助鏈條，實行全方位、全鏈條、無死角打擊。《意見二》在《意見一》已規定涉及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5種常見行為方式的基礎上，又增加規定了新出現的較為普遍的3種行為方式。

在《意見二》中明確非法交易“兩卡”犯罪行為適用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處理的具體法律標準。李睿懿表示，社會上存在被大量非法交易的手機卡、信用卡，成為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必備工具，涉“兩卡”黑灰產業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推波助瀾，已然成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屢打不絕的“幫兇”，打擊整治“兩卡”違法犯罪亂象勢在必行。

去年10月份“斷卡”行動開展以來，成效顯著，在總結“斷卡”行動經驗的基礎上，《意見二》規定，為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而收購、出售、出租信用卡、銀行賬戶、他人手機卡、流量卡等的，可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規定的“幫助”行為。

《意見二》又規定，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而收購、出售、出租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等支付結算幫助，數量達到5張（個）以上，或者收購、出售、出租他人手機卡、流量卡等通訊工具幫助，數量達到20張以上，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追究刑事責任。這項規定解決了非法交易“兩卡”行為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情節嚴重”的認定問題。

不過，在繼續堅持從嚴懲處方針的同時，《意見二》也強調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對于詐騙集團的首要分子、主犯、累犯、慣犯，堅決從重處罰。但對于初犯、偶犯、未成年人、在校學生，應當綜合考慮其地位作用、主觀惡性、認罪態度、悔罪表現等，依法從寬處罰。

特別是近年來發現有詐騙犯罪集團蠱惑、利誘在校大學生、剛畢業大學生參與實施詐騙，對于這類人員，只要其懸崖勒馬，真誠悔罪，還是以教育、感化、挽救為主，依法從寬處罰。對于其中犯罪情節輕微、危害相對不大的，可以依法不起訴或免予刑事處罰。

完善對犯罪案件的管轄規定

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持續呈現鏈條化、產業化趨勢，大量的手機卡、信用卡成為犯罪工具，微信、抖音等新型社交軟件以及“貓池”、GOIP等硬件設備被用于犯罪活動，提出了新的挑戰。

為適應新形勢發展需要，《意見二》將用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手機卡、信用卡的開立地、銷售地、轉移地、藏匿地等，微信、QQ等即時通訊信息的發送地、到達地等，“貓池”等網絡硬件設備的流轉地等，均納入管轄范圍，繼續堅持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及上下游關聯犯罪實行“大管轄”原則，確保順利推進案件辦理和訴訟，更加精準、高效地打擊此類犯罪。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新的意見中明確，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時，查扣在案的涉案賬戶內資金，應當優先返還被害人，如不足以全額返還的，應當按照比例返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

　　法發〔2021〕22號

　　為進一步依法嚴厲懲治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對其上下游關聯犯罪實行全鏈條、全方位打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等法律和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針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的突出問題，結合工作實際，制定本意見。

　　一、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地，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的犯罪行為發生地和結果發生地外，還包括：

　　（一）用于犯罪活動的手機卡、流量卡、物聯網卡的開立地、銷售地、轉移地、藏匿地；

　　（二）用于犯罪活動的信用卡的開立地、銷售地、轉移地、藏匿地、使用地以及資金交易對手資金交付和匯出地；

　　（三）用于犯罪活動的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的開立地、銷售地、使用地以及資金交易對手資金交付和匯出地；

　　（四）用于犯罪活動的即時通訊信息、廣告推廣信息的發送地、接受地、到達地；

　　（五）用于犯罪活動的“貓池”（Modem Pool）、GOIP設備、多卡寶等硬件設備的銷售地、入網地、藏匿地；

　　（六）用于犯罪活動的互聯網賬號的銷售地、登錄地。

　　二、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提供作案工具、技術支持等幫助以及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由此形成多層級犯罪鏈條的，或者利用同一網站、通訊群組、資金賬戶、作案窩點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應當認定為多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的犯罪存在關聯，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可以在其職責范圍內并案處理。

　　三、有證據證實行為人參加境外詐騙犯罪集團或犯罪團伙，在境外針對境內居民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行為，詐騙數額難以查證，但一年內出境赴境外詐騙犯罪窩點累計時間30日以上或多次出境赴境外詐騙犯罪窩點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以詐騙罪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有證據證明其出境從事正當活動的除外。

　　四、無正當理由持有他人的單位結算卡的，屬于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的“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

　　五、非法獲取、出售、提供具有信息發布、即時通訊、支付結算等功能的互聯網賬號密碼、個人生物識別信息，符合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規定的，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追究刑事責任。

　　對批量前述互聯網賬號密碼、個人生物識別信息的條數，根據查獲的數量直接認定，但有證據證明信息不真實或者重復的除外。

　　六、在網上注冊辦理手機卡、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時，為通過網上認證，使用他人身份證件信息并替換他人身份證件相片，屬于偽造身份證件行為，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條第三款規定的，以偽造身份證件罪追究刑事責任。

　　使用偽造、變造的身份證件或者盜用他人身份證件辦理手機卡、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以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盜用身份證件罪追究刑事責任。

　　實施上述兩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法律和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

　　七、為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而實施下列行為，可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規定的“幫助”行為：

　　（一）收購、出售、出租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具有支付結算功能的互聯網賬號密碼、網絡支付接口、網上銀行數字證書的；

　　（二）收購、出售、出租他人手機卡、流量卡、物聯網卡的。

　　八、認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規定的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應當根據行為人收購、出售、出租前述第七條規定的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具有支付結算功能的互聯網賬號密碼、網絡支付接口、網上銀行數字證書，或者他人手機卡、流量卡、物聯網卡等的次數、張數、個數，并結合行為人的認知能力、既往經歷、交易對象、與實施信息網絡犯罪的行為人的關系、提供技術支持或者幫助的時間和方式、獲利情況以及行為人的供述等主客觀因素，予以綜合認定。

　　收購、出售、出租單位銀行結算賬戶、非銀行支付機構單位支付賬戶，或者電信、銀行、網絡支付等行業從業人員利用履行職責或提供服務便利,非法開辦并出售、出租他人手機卡、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等的，可以認定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第（七）項規定的“其他足以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但有相反證據的除外。

　　九、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下列幫助之一的，可以認定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七）項規定的“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

　　（一）收購、出售、出租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具有支付結算功能的互聯網賬號密碼、網絡支付接口、網上銀行數字證書5張（個）以上的;

　　（二）收購、出售、出租他人手機卡、流量卡、物聯網卡20張以上的。

　　十、電商平臺預付卡、虛擬貨幣、手機充值卡、游戲點卡、游戲裝備等經銷商，在公安機關調查案件過程中，被明確告知其交易對象涉嫌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仍與其繼續交易，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規定的，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追究刑事責任。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十一、明知是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以下列方式之一予以轉賬、套現、取現，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的，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責任。但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

　　（一）多次使用或者使用多個非本人身份證明開設的收款碼、網絡支付接口等，幫助他人轉賬、套現、取現的；

　　（二）以明顯異于市場的價格，通過電商平臺預付卡、虛擬貨幣、手機充值卡、游戲點卡、游戲裝備等轉換財物、套現的；

　　（三）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收取明顯高于市場的 “手續費”的。

　　實施上述行為，事前通謀的，以共同犯罪論處；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法律和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

　　十二、為他人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提供技術支持、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或者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及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詐騙犯罪行為可以確認，但實施詐騙的行為人尚未到案，可以依法先行追究已到案的上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責任。

　　十三、辦案地公安機關可以通過公安機關信息化系統調取異地公安機關依法制作、收集的刑事案件受案登記表、立案決定書、被害人陳述等證據材料。調取時不得少于兩名偵查人員，并應記載調取的時間、使用的信息化系統名稱等相關信息，調取人簽名并加蓋辦案地公安機關印章。經審核證明真實的，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十四、通過國（區）際警務合作收集或者境外警方移交的境外證據材料，確因客觀條件限制，境外警方未提供相關證據的發現、收集、保管、移交情況等材料的，公安機關應當對上述證據材料的來源、移交過程以及種類、數量、特征等作出書面說明，由兩名以上偵查人員簽名并加蓋公安機關印章。經審核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十五、對境外司法機關抓獲并羈押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嫌疑人，在境內接受審判的，境外的羈押期限可以折抵刑期。

　　十六、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應當充分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過程中，應當全面收集證據、準確甄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層級地位及作用大小，結合其認罪態度和悔罪表現，區別對待，寬嚴并用，科學量刑，確保罰當其罪。

　　對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犯罪團伙的組織者、策劃者、指揮者和骨干分子，以及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老年人、殘疾人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的，依法從嚴懲處。

　　對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犯罪團伙中的從犯，特別是其中參與時間相對較短、詐騙數額相對較低或者從事輔助性工作并領取少量報酬，以及初犯、偶犯、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等，應當綜合考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社會危害程度、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認罪悔罪表現等情節，可以依法從輕、減輕處罰。犯罪情節輕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論處。

　　十七、查扣的涉案賬戶內資金，應當優先返還被害人，如不足以全額返還的，應當按照比例返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王峰、李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