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訴訟立案難如何應對，最高法裁判給你支持！

由于征拆工作牽涉到的利益方面比較復雜，有的環節處理稍有不慎就很可能會損害到被拆遷老百姓的合法權益，再加上各地經濟、文化發展程度不同，造就了司法環境也有所差異，因此有些拆遷戶朋友就可能會遇到征拆訴訟立案難、立不上案的困擾。甚至還有的被拆遷戶可能會因為無法搜集到直接證據證明自己的合法權益受損，而在訴訟過程中處于劣勢地位。

最高法裁判要點在最高法的案例【（2019）最高法行再104號】中明確，征拆訴訟中，雖然起訴人提起行政訴訟時有義務舉證證明其與被訴行為有利害關系，但此種證明責任僅應是初步的、表面成立的；無需起訴人在起訴階段提供確切證據證明確實存在合法權益以及合法權益被侵犯，更不能以起訴人的權益可能并不合法等實體理由否定起訴人提起訴訟的權利。當起訴人是否與被訴行政行為存在利害關系，或者說是否存在某項權益在立案階段難以判斷的，可以登記立案待案件審理階段再作判斷，而不應逕行裁定不予立案或駁回起訴。也就是說，訴訟過程中，法院不應以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與被訴行政行為存在利害關系為由，不予立案或駁回起訴。被拆遷戶認為具體行政行為違法，也不必擔心沒有證據進行維權，可以提起行政訴訟，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行政訴訟中的舉證責任與民事訴訟中的舉證責任并不相同，行政訴訟中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則。只要拆遷戶認為違法，首先就要推定該行為違法，如果拆遷方不能證明自己的行為合法，就要承擔法律責任。案情：企業合法房屋遭遇強制拆除，通過法律途徑維護權益

2001年4月，陜西省寶雞市的某家房地產公司以出讓的方式取得了某地段的2500余平土地的土地使用權，國土資源部門也依法對其頒發了《國有土地使用證》。隨后，該房地產公司就在案涉土地上修建了房屋、車庫等建筑，并享有建筑物權。

隨著當地經濟發展，2012年3月，當地市政府授權拆遷改造指揮部公布了房屋征收補償安置辦法，房地產公司在案涉土地上的房屋就在此次征收范圍內。但在補償事宜未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有關人員突然就拆除了案涉的房屋，強占了土地。其行為顯然違反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中先補償、后搬遷的規定。為了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房地產公司的代表通過法律途徑維權，請求確認強拆和強占的行為違法。

在訴訟過程中，一審法院認為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向人民法院起訴時，應當提供其符合起訴條件的相應的證據材料。本案系行政侵權案件，案涉房地產公司應當對行政機關實施了侵權行為且該行為侵犯其相關權益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現該公司無法提供有效證據證明市政府對其實施了相應侵權行為，對該節的起訴缺乏事實根據。除此之外，該公司起訴市政府強占土地卻不能明確市政府強占土地的具體形式。故一審法院以此為由裁定駁回房地產公司的起訴。

隨后，房地產公司提起的二審程序依舊被法院以起訴不符合法定條件，與被訴行政行為不具有利害關系為由駁回上訴，案件就這樣一路打到了最高法。

最高法經審查認為，在本案的訴訟中，房地產公司起訴時已經提供了其曾經簽訂的辦公用房代建協議，也舉證證明了其長期實際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因此其與強拆行為已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也具有原告主體資格。一、二審法院在房地產公司已經舉證證明其與強制拆除房屋行為有利害關系的情況下，分別裁定駁回起訴和上訴，應予糾正。最終最高院裁定，分別撤銷本案一審、二審的行政裁定，并指令當地中級人民法院繼續審理本案。

最高法裁判為拆遷戶朋友們立案難、舉證難的問題提供了有利的支持。

在征拆維權實踐中，雖然拆遷方要舉出證據證明自己的行為合法，拆遷戶也要樹立證據意識，努力搜集證據，進行相應的準備，原因有二：第一，做到心中有數，盡可能地了解整個案件情況，以及拆遷方各單位之間的職權分工，更好地應對各種突發情況；第二，庭審中還有質證環節，如果對拆遷方舉出的證據產生懷疑，則需要舉證說明自己懷疑的理由，此時就需要有充足的準備。當然，有些證據需要一定的策略才能獲取到，因此，建議拆遷戶要盡量委托專業律師，以便達到更高的維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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