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案情

　審判

　評析

　　本案涉及購毒者接收販毒者通過物流寄遞方式交付毒品行為的定性問題。2008年《大連會議紀要》對于接收物流寄遞方式交付的毒品未作出明確規定，如果沒有證據證明購毒者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犯罪，對于其單純接收物流寄遞毒品的行為，性質如何認定，實踐中存在分岐。

　　第一種觀點認為，販毒者通過物流寄遞方式交付毒品的行為因購毒者的購買、送貨要求而發生，購毒者提供收件地址、電話等信息，購毒者與販毒者有通過物流寄遞方式運輸毒品的共同犯罪故意，且提供地址、電話等行為實質幫助了販毒者運輸毒品犯罪的完成，購毒者應是運輸毒品罪的共犯。司法實踐中以該意見處理此類案件的做法較為普遍。本案中，一審法院在審理時即認為程啟忠作為購毒者指使他人接收販毒者通過物流寄遞方式交付的毒品，其行為系運輸毒品的重要環節，應為毒品上線運輸行為的共犯或者具有運輸毒品的幫助行為，故構成運輸毒品罪。

　　第二種觀點認為，販毒者通過物流寄遞方式運輸毒品的行為應視為毒品交付行為的組成部分，對購毒者不應再認定為運輸毒品罪，購毒者接收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應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

　　第一，從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發展來看，將接收通過物流寄遞方式交付的毒品行為定性為非法持有毒品罪符合該罪的立法精神。我國1979年刑法并沒有將非法持有毒品單獨規定為犯罪，究其原因，是當時考慮到非法持有毒品行為的非獨立性，認為其可以為販賣、運輸毒品等犯罪行為所吸納。而在無法確定毒品持有者持有大量毒品的行為究竟是走私、販賣、運輸、窩藏等何種毒品犯罪行為的前提或后續環節的情況下，犯罪分子就可能因法律疏漏而逃脫法律制裁。基于此，全國人大常委會1990年《關于禁毒的決定》對非法持有毒品的行為規定了相應的刑事責任。1994年最高法院對該《決定》作出的司法解釋提出，根據已查獲的證據，不能認定非法持有較大數量毒品是為了進行走私、販賣、運輸或者窩藏毒品犯罪的，才構成本罪。因此，1997年刑法將非法持有毒品罪正式納入刑法典中，而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精神并未改變。2014年《武漢會議紀要》亦延續該立法精神，提出對于沒有證據證明購毒者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達到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定罪標準的，一般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因此，將程啟忠的行為定性為非法持有毒品罪符合該罪的法律構成。

　　第二，將購毒者接收物流寄遞毒品行為定性為運輸毒品罪存在理論缺陷，是對共犯理論的曲解和泛化。根據我國刑法規定，一般共同犯罪的成立要求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一是犯罪主體要求二人以上;二是犯罪客觀方面要求有共同的犯罪行為;三是犯罪主觀方面要求行為人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據此，構成運輸毒品共同犯罪應當具備以下條件：從主體方面看，運輸毒品共同犯罪必須是二人以上共同實施運輸毒品犯罪;從客觀方面看，各毒品共同犯罪人必須有共同參與運輸毒品犯罪的行為，即各共同毒品犯罪人的行為都是指向運輸毒品犯罪，而且互相聯系、互相配合，成為一個統一的運輸毒品犯罪的整體，每個犯罪人的行為都是共同運輸毒品犯罪行為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各共同毒品犯罪人之間必須具備實施運輸毒品犯罪的共同故意，并有共同實施犯罪的意思聯絡。本案中，如認定程啟忠構成運輸毒品罪，需具備兩個條件：1.程啟忠具有運輸毒品的目的，除此之外，無其他目的;2.程啟忠實施了運輸毒品的行為。本案被告人程啟忠的行為是否構成運輸毒品罪的關鍵，并不在于程啟忠是否為齊姓男子提供了郵寄地址，而是在于程啟忠是否具有運輸毒品的目的及實施了運輸毒品的行為。從本案證據看，被告人程啟忠沒有與毒品上線齊姓男子托運毒品的共謀，亦未實施托運毒品的行為，僅在其作為購毒者收取包裹環節被公安機關查獲。因此，程啟忠屬于接收毒品的人。從程啟忠的供述及相關證據可以看出，程啟忠和齊姓男子聯系的目的在于購買并接收通過郵包寄來的毒品，而非將毒品由武漢運到沈陽。本案所查獲毒品確實系從武漢郵寄而來，但該毒品的運輸過程并不是程啟忠所關心的，也不是他所能控制的，程啟忠追求的是對郵包的接收。這與運輸毒品罪行為人的主觀目的是不同的。在沒有證據證實程啟忠具有運輸目的及與齊姓男子共謀實施運輸行為的情況下，程啟忠的行為就不構成運輸毒品罪的共犯。且如果將購毒者接收販毒者通過物流寄遞方式交付的毒品簡單定性為運輸毒品罪，勢必會將所有購毒者均認定為運輸毒品罪，打擊面過大，亦與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相悖。

　　第三，實踐中，行為人持有毒品行為往往不具有獨立性，而是與販賣、運輸毒品等行為相聯系，是販賣、運輸毒品等行為的前提或后續環節。購毒者具有接收物流寄遞方式交付的毒品的行為，只有在購毒者拒不說明毒品的來源，而司法機關根據已查獲的證據，又不能認定非法持有較大數量的毒品是為了進行販賣、運輸等其他毒品犯罪的，才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因此，將購毒者接收販毒者通過物流寄遞方式交付的毒品的行為定性為非法持有毒品罪，是以沒有證據證明購毒者、接收者是為了實施販賣、運輸毒品等其他犯罪為前提的。這就要求公安機關在毒品案件偵查中，注意調取證據的嚴謹性、及時性、準確性，以確保對毒品犯罪的準確打擊，避免因證據調取不足而放縱毒品犯罪。如果能夠證明購毒者、接收者存在參與運輸毒品，或以實施販賣走私毒品為目的等情況，即按照購毒者、接收者實際觸犯的運輸、走私、販賣毒品罪認定，而不能單純將接收通過物流寄遞方式交付的毒品的行為評價為運輸毒品罪的共犯。然而，毒品案件的證據收集有一定難度，對該類案件證據的收集是否全面關系到購毒者、接收者的行為定性，實踐中應注重從以下幾方面收集證據：首先，審查物流寄遞毒品的來源。公安機關應調取購毒者供述毒品上線的信息，調取貨運單查詢毒品的發貨人，調取發貨日物流公司的監控錄像，對購毒者簽署的字跡與貨運單上簽署的字跡進行文字鑒定，均可以確定購毒者是否為發貨人以及是否參與運輸毒品的過程。本案中，程啟忠供述的毒品上線齊姓男子現未查實，亦無證據證實程啟忠具有參與郵寄毒品包裹的行為，機打的包裹單上發件人名為“程三”，亦無法推定程啟忠系發件人，且出行記錄顯示程啟忠在案發前未到武漢，無法證實其具有郵寄包裹的行為。其次，審查購毒者是否具有販賣毒品等其他目的。公安機關應調取購毒者購買毒品的主觀目的的口供，確定其口供的合理性，判斷其是否具有販賣毒品的主觀目的。程啟忠供述購買毒品系為自己吸食，對于販賣等其他毒品犯罪的主觀故意是零口供，亦無證據證實程啟忠購買毒品系用于販賣等其他犯罪的目的。因此，程啟忠作為購毒者，明知是販毒者通過物流方式寄遞的毒品而予以接收，且沒有證據證實其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到非法持有毒品的最低數量標準，符合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構成要件，因此二審法院對程啟忠改判為非法持有毒品罪，對原判定罪及量刑均依法調整。

　　司法實務中，審判機關應嚴格證據規則，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釋的本意，正確認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和罪名，予以準確處罰，實現刑事裁判的有效、公正。

　　文丨邊鋒，袁俊峰

　　遼寧省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