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我們能否不做尸檢？

<本文轉載自醫法匯原創>

“醫院病房，傳來陣陣哭泣及吵鬧之聲，患者在住院期間因病情突然惡化而不治身亡，家屬因不能接受患者突然猝死的結果而對醫生的診療行為提出種種質疑……由于事發突然，患者病情轉化較快，致使醫生也很難判斷患者的具體死亡原因，種種解釋也難以得到患者親屬的理解，這種情況該如何處理？“

律師在接受死者親屬的咨詢時經常遇到的問題是“律師，我們能否不做尸檢？”

筆者之所以寫有關“尸體檢驗“方面的文章，主要是因為最近醫法匯團隊接觸到很多涉及尸體檢驗方面的案件，大都是由于未及時進行尸體檢驗，導致鑒定機構因無法確定具體死亡原因而退鑒，致使訴訟陷入僵局。本文發表前我們剛接到一位患者家屬的咨詢，患者住院期間突然猝死，家屬對醫院的診療過程存在異議，我們通過對患者家屬進行詳盡的法律風險分析，最終其接受了尸體檢驗的建議。

此案暫不論最終結果如何，至少從法律角度來講，尸體檢驗的進行已經為患者家屬后續可能進行的維權程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下面我們通過兩個實踐中的真實案例，對尸體檢驗中的相關法律問題進行詳盡的闡述，以期醫療機構、患者家屬以及代理律師們能夠理性對待尸體檢驗，真正理解尸體檢驗在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件中的重要性。

案例一  患者手術后死亡未尸檢，法院酌情認定醫方承擔賠償責任

患者李先生因腹痛腹瀉半月入住某縣中醫院，因病情不斷加重，先后轉至某總醫院及省中醫院住院治療。后患者呼吸衰竭死亡，并于死亡當天在殯儀館火化，未行尸檢。

患者家屬向法院起訴要求某縣中醫院承擔醫療損害賠償責任，法院根據原告的申請委托司法鑒定機構對醫院治療過程中是否存在過錯，醫療行為與患者死亡有無因果關系及參與度進行鑒定，司法鑒定機構以“雙方對某省中醫院所做出的患者死亡診斷和死亡原因，不能達成統一意見，導致本鑒定所失去受理該案的先決條件”退鑒。

后原告向法院申請對某縣中醫院在治療過程中有無過錯，有無延誤治療進行鑒定。鑒定意見為某縣中醫院在對患者住院期間的診療行為存在既往病史詢問不夠詳盡、住院期間“腸道感染”診斷過于籠統、對患者可能并發腸穿孔，未履行高度謹慎注意義務及對病重患者的轉院不符合規范，且時間上存在一定延誤等不足。

法院認為，雖然李先生死亡后沒有尸檢，確切死亡原因不明，原告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對死亡賠償金、喪葬費、護理費等費用不予支持。但是被告在李先生診療過程中存在不足，尤其是對患者可能并發腸穿孔，未履行高度注意義務，對病重患者的轉院不符合診療規范，且時間上存在一定的延誤，故判決被告酌情賠償醫療費及鑒定費一萬余元。

案例二  患者就診過程中死亡未尸檢，法院駁回訴訟請求

患者到甲醫院就診，主訴胸口疼痛，進行心電圖檢查后診斷疑似冠心病，醫生建議轉上級醫院進一步檢查、治療。20分鐘后患者到乙醫院就診，該院醫生查閱過心電圖報告后，讓患者進行進一步檢查，后患者突然意識不清，經持續搶救歷時2小時,患者仍未恢復自主心跳而死亡。患者家屬趙某拒絕尸檢。

法院先后委托四家司法鑒定機構對兩家醫院診療過程中是否存在醫療過錯，以及過錯行為與患者死亡的因果關系參與度委托有關機構進行司法鑒定，均以未進行尸檢，死亡原因無法明確，難以進行醫療過錯與其死亡因果關系的鑒定，不予受理。

一審法院認為原告未能提供證據證明乙醫院的診療過程不符合診療規范，或是在患者出現危急情況時怠于搶救，導致患者死亡，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原告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特別指出，患方提起本案最大的疏忽在于，在其確認親屬已經死亡以后，并未及時的申請有關鑒定機構對患者進行尸檢，而是在患者死亡原因不明的情況下，急于火化，以致其雖訴訟主張醫院方存在過錯，卻不能舉證證明患者的死亡結果與兩醫院的診療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應當對此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律簡析

我國醫患糾紛中的尸檢率是很低的，一方面是由于患方陳舊的傳統觀念，認為人死后要保以全尸，對尸檢往往采取拒絕和不合作的態度，事實上這種做法對患方維權是十分不利的。

另一方面原因是醫療機構不主動提出尸檢，患者死亡后，由于家屬一度處于極度悲痛之中，往往不能及時提出尸檢請求，錯過最佳尸檢時機。

上述兩個案例均涉及到“尸體檢驗“的問題，在患者死亡的醫療糾紛案件中，尸體檢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程序，尤其當醫患雙方對患者的死亡原因存在爭議時，尸檢結論通常成為證明患者死亡原因的最直接證據，必須依靠中立的第三方司法鑒定部門或者醫學會等機構出具尸體檢驗結論來確認患者死亡的具體原因，只有在雙方確認死亡原因的基礎上，鑒定機構才能具體分析醫療機構的診療過程是否存在過錯，過錯與患者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以及過錯參與度。

案例一和案例二中，由于患方沒有及時進行尸檢，致使患者的死亡原因無法確定，最終導致無法鑒定而敗訴，因此，尸體檢驗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根據上述兩案中的具體情節以及我們醫法匯接觸到的類似咨詢中，醫方、患方甚至部分代理律師都存在一定的責任。

于醫方而言，《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中第23條規定了醫方的告知義務，即“患者死亡的，還應當告知其近親屬有關尸檢的規定”。

同時參照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試行)》的通知第16條規定：“患者就醫后死亡，醫患雙方當事人不能確定死因或者對死因有異議，醫療機構未要求患者一方進行尸檢，導致無法查明死亡原因，并致使無法認定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或醫療機構有無過錯的，醫療機構應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 ”

因此，患者就醫后死亡不能確定死因的，醫療機構應當及時告知患者家屬進行尸檢以及不進行尸檢的法律風險，無論是基于減少醫療糾紛，還是基于免除自身責任等因素考慮，醫方都應當履行好告知患者家屬進行尸體檢驗的法定義務。

于患方而言，受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影響，尸體檢驗在我國的接受度是極低的，但是根據《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第2條之規定：“患者死亡，醫患雙方對死因有異議的，應當在患者死亡后48小時內進行尸檢；具備尸體凍存條件的，可以延長至7日。

尸檢應當經死者近親屬同意并簽字，拒絕簽字的，視為死者近親屬不同意進行尸檢。不同意或者拖延尸檢，超過規定時間，影響對死因判定的，由不同意或者拖延的一方承擔責任。”因此，如果患方對患者的死亡存有異議，認為醫方的診療行為存在過錯，想要通過法律手段取得一個明確的說法，就要換個角度看待尸體檢驗這個問題。

只有進行尸體檢驗，才可以明確患者死亡的真正原因。如果醫方存在診療過錯，就可以依法繼續追究醫方的法律責任；如果醫方的診療行為無過錯，便也案結事了，避免了敗訴的風險。

如果抱著僥幸心理不進行尸體檢驗，結果極有可能會因無法查明患者的死亡原因而導致不能進行醫療損害過錯司法鑒定，這種情況下，患方就會因舉證不能而承擔敗訴的的法律后果。

于律師而言，其也有責任將尸體檢驗的重要性告知當事人。患方在親人死亡后都會處于一種“不知道該怎么辦”的茫然狀態，往往會尋求律師的幫助，咨詢律師的意見。這種情況下，律師作為專業人士更應從法律角度給予他們幫助，在得知患方對死亡原因有異議，并且有維權意向后，應當堅持自己的專業建議，引導患方理性維權，將拒絕尸檢的后果及風險充分告知當事人，建議患方及時進行尸體檢驗。

不能為了得到案件的代理權而迎合當事人的心理，這種情況下也許當下患者家屬會有一些猶豫和抵觸，甚至會因此轉而委托其他人代理，但事后他們往往會后悔拒絕尸檢的選擇，反而感激律師當初的專業建議與堅持。

綜上所述，在診療過程中出現患者死亡，且患者家屬對死亡原因存在異議時，醫患雙方都應當及時提出尸體檢驗的要求，只有進行了尸體檢驗，才能還原事實真相，才能真正公平、有效地化解醫患糾紛。

（本文系醫法匯原創，根據真實案例改編，為保護當事人隱私均采用化名）

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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