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集資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要件的認定

作者：劉為波

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來源：解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之刑事卷（上）  

非法占有目的是成立集資詐騙罪的法定要件，是區分集資詐騙罪與其他非法集資犯罪的關鍵所在，同時又是集資詐騙罪司法認定當中的難點。為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等相關規定的基礎上，結合當前審判工作實際規定了七種可以認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具體情形。適用本條規定時，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原則。認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既要避免以詐騙方法的認定替代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又要避免單純根據損失結果客觀歸罪，同時也不能僅憑行為人自己的供述，而是應當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對于因經營不善、市場風險等意志以外的原因，造成較大數額的集資款不能返還的，不應當認定為集資詐騙罪；對于行為人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具有本解釋規定情形之一，致使數額較大集資款不能返還或者逃避返還，即使行為人不予供認的，也可以認定為集資詐騙罪。

2.“明知沒有歸還能力”的理解。鑒于實踐中反映《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中的“明知沒有歸還能力”不易掌握，本解釋第（一）項將之修改規定為“集資后不用于生產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故該項規定實際上是對“明知沒有歸還能力”的具體化。對于本項規定中的“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起草過程中有意見指出該表述不夠明確，操作上仍有困難，建議修改為“僅將少量資金（或者小部分資金）用于生產經營活動”。經研究，實踐中的情況較為復雜，修改建議的表述較為具體，更為便于實踐操作，但過于絕對；現在的表述稍顯原則，但將集資規模與生產規模聯系起來，通過比例關系進行分析判斷更具科學性和包容性。此外，另有意見提出，將后期所集資金主要用于支付前期本金和高額回報的情形，可以直接推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經研究，“以新還舊”、“以后還前”確實可以初步斷定最終不具有歸還能力，但其不具有歸還能力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是否支付本息，而是沒有具體的生產經營活動，對此，完全可以適用本項規定認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同時，支付本息是非法集資的一個基本特征，在一定意義上，按期支付本金和高額回報反而有可能說明行為人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目的，為了防止不必要的誤解，故未采納。

3．“肆意揮霍”的理解。首先，這里有一個“度”的把握問題。行為人將大部分資金用于投資或生產經營活動，而將少量資金用于個人消費或揮霍的，不應僅以此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這也是本解釋強調“肆意”二字的本意所在。其次，“揮霍”通常指的是消費性支出。實踐中存在一些“揮霍性投資”的情形，對此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如行為人僅將投資行為作為對外宣傳等行騙手段，投資行為純屬消耗性的，行為人也不指望從該投資行為獲取收益的，可以視為“揮霍”。

4.“攜帶集資款逃匿”的理解。首先，逃匿包含逃跑和藏匿的雙重蘊義。以往司法文件中均表述為“逃跑”，本解釋現修改為“逃匿”，意在突出行為人逃避刑事追究的一面，避免不加區分地將各種逃跑的情形一概作集資詐騙處理。其次，逃匿必須與攜款聯系起來進行綜合分析。逃匿可能出于躲債、籌資等多種原因，只有攜款潛逃的，才足以說明行為人具有拒絕返還集資款的主觀目的。

5．“將集資款用于違法犯罪活動”的理解。本解釋起草過程中有意見指出，“用于違法犯罪活動”與非法占有目的沒有必然聯系，建議刪去。經研究，將“用于違法犯罪活動”作為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一種情形，主要是基于政策考慮所作出的一種法律上的擬制，以體現從嚴打擊的需要，故未采納。此外，有意見建議增加從事高風險行業的情形，與用于違法犯罪活動一并規定。我們認為，風險高低取決于多方面因素，不易泛泛而談，故未采納。

6．“拒不交代資金去向”的理解。鑒于實踐中行為人拒不交代資金去向的情形較為突出，此種情形已經明顯反映出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為了從嚴打擊此類犯罪分子，盡可能地挽回集資群眾的經濟損失，故本解釋增加規定了這一情形。

此外，考慮到非法集資犯罪活動往往時間較長，犯罪分子在非法集資之初不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非法集資犯罪活動參與實施人員眾多，部分共犯不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犯意聯絡，為避免客觀歸罪，本解釋第三款明確：“集資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應當區分情形進行具體認定。行為人部分非法集資行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對該部分非法集資行為所涉集資款以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非法集資共同犯罪中部分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他行為人沒有非法占有集資款的共同故意和行為的，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為人以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據此，對于非法占有目的產生于非法集資過程當中的，應當只對非法占有目的支配下實施的非法集資犯罪以集資詐騙罪處理，對于之前實施的行為，應以其他非法集資犯罪處理，實行數罪并罰；對于共同非法集資犯罪案件，應當只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犯罪人以集資詐騙罪處理；對于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犯意聯絡的犯罪人，應對其參與實施的全部事實以其他非法集資犯罪處理。

二、兩方面準確把握非法集資犯罪中的“不特定對象”

作者：苗有水

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來源：2018年3月26日檢察日報

我國刑法對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等非法集資犯罪的罪狀描述采取簡單罪狀的形式，如“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變相吸收公眾存款”“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等。這種簡單的罪狀描述給具體犯罪認定帶來了不少困難。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2日出臺了《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2014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又出臺了《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意見》）。《解釋》和《意見》均對“社會公眾”即“不特定對象”進行了多層次、多角度的解釋，原因是這個概念的把握事關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在具體司法實務中顯得至關重要。但上述規定在司法實踐中也引起不少爭議。比如，什么范圍內的宣傳屬于未向社會公開宣傳？單位內部的所有人員能不能不加區分一概認定為特定對象？厘清這些問題，對于準確打擊此類涉眾型犯罪有著重要意義。

“不特定對象”與“向社會公開宣傳”的關系

公開性是非法集資犯罪的顯著特征。“向社會公開宣傳”的受眾是社會公眾，即社會不特定對象。要理解“向社會公開宣傳”，必須明確公開的含義。“公開”是與秘密相對的，故公開的基本含義就是對受眾“不保密”“不隱瞞”“不特別限定參加者”等。

要理解“向社會公開宣傳”，還須明確向社會公開宣傳的途徑，即受眾接受集資信息的途徑。《解釋》第1條第1款第2項規定向社會公開宣傳是通過“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等”途徑。從文意上分析，《解釋》在“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這些途徑之后使用“等”字，意味著公開宣傳的途徑并不以此為限，還包括并不限于網絡、標語、橫幅、宣傳冊、宣傳畫、講座、論壇、研討會、口口相傳等途徑。進一步說，利用社會的、單位的、個人的媒體平臺和個人的手機短信、郵件等均可以成為非法集資的宣傳途徑。這些宣傳途徑是否認定為非法集資的信息擴散渠道，關鍵要看受眾接受集資信息的方式是開放的還是秘密的。對此，《意見》第2條的規定已予以明確。

要理解“向社會公開宣傳”，還要明確向社會公開宣傳行為的主觀心態。《意見》第2條規定“向社會公開宣傳”包括行為人通過各種途徑主動向社會公眾傳播吸收資金的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資金的信息向社會公眾擴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可見，向社會公開宣傳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兩種主觀心態。例如，即使是在社會、單位或個人設立的網絡平臺上，如果其宣傳內容沒有限定不能參加集資的范圍、不限定參與人員的身份和人數，也沒有禁止社會公眾參與集資，其宣傳內容表明誰來參加都可以，該宣傳就具有公開性。又如，在社會、單位或個人設立的網絡平臺上，對集資宣傳沒有采取特殊保密措施，沒有設定絕不外泄的嚴格登錄程序，只需要注冊登記即可獲得相關身份，通過賬號、工號或身份證號和密碼就可以登錄，由于該網絡平臺并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保密性”，其家人、朋友、朋友的朋友等都可以非常容易獲得賬號和所謂的密碼而登錄到該網絡平臺，對于一個龐大的不特定多數人來說，該平臺就具有“公開性”。對于“口口相傳”方式，應該結合集資人對此是否知情、態度如何，有無具體參與、是否設法加以阻止等主客觀因素，來認定是否符合公開性。

“不特定對象”與“單位內部特定對象”的關系

“不特定對象”有三性，即人員的延散性、不可控性和波及范圍的廣泛性。《解釋》第3條以法律擬制的方式規定個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不特定對象在30人以上、數額在20萬元以上的，就構成犯罪。為了防止擴大打擊面，《解釋》第1條第2款同時規定了出罪條款，即：“未向社會公開宣傳，在親友或者單位內部針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的，不屬于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有人據此認為，單位內部人員都是單位內部特定對象，針對單位內部人員的集資都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而不必考慮單位人數特別眾多等特殊情形。這種認識是片面的。那么，應該如何理解“單位內部集資”和“單位內部特定對象”呢？

筆者認為，認定單位內部集資是有條件的，關鍵在于兩點：一是集資對象僅限于單位內部人員。必須注意的是，我國刑法中的單位有其特定的含義，包括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等組織。一個公司當然是刑法意義上的一個“單位”；以單位內部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的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主要歸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所有的，也成立單位犯罪，此時單位內部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也是刑法意義上的“單位”。此外，公司及其控股公司、關聯公司涉及多個法人單位的，不能籠統作為一個單位處理。如果集資群眾來源于多個法人單位，或者來源于一個公司和公司外其他社會人員，都不能視為是單位內部人員。既向單位內部職工又向社會公眾集資的，因整個吸收資金行為是在同一個犯意支配下統一進行的，可以認定為刑法上的一個行為，故應將所有資金統一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數額，而不應依據存款人是否屬于單位內部職工進行區分。二是集資資金必須用于單位自身的生產經營活動。用于單位生產經營活動是單位內部集資不作為非法集資處理的重要前提。這類集資行為得以正當化、合理化的重要依據在于，單位與職工利益攸關，其集資取之于單位職工、用之于單位；其集資規模和風險具有可控性，資金用途具體明確；其集資行為必須通過一系列審批程序。換句話說，如果集資與單位生產經營活動無關，其集資行為不屬于“單位內部集資”，就具備了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條件。

按照《解釋》第1條第2款規定，“在單位內部針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也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在這個表述中，有兩個限制性條件，一個是“單位內部”，另一個是“特定對象”。不能不加區分地認為“單位內部的都是特定對象”，而應理解為“單位內部的特定對象”。也就是說，在一些規模巨大、人數眾多的單位中，內部人員還存在“特定對象”和“不特定對象”之分。例如有的大公司，在全國范圍內有成百上千個分支機構，員工數量多達數萬甚至數十萬。這樣的單位，實際上是個龐大的系統，在這樣的系統內發布集資信息，對金融秩序的破壞性是不言而喻的。“特定對象”是相對于“單位內部全部人員中的特定人員”而言的，指的是“全體中的特定人員”，且一定是數量較少的人員；如果人數眾多，對象的不特定性就是顯而易見的。

筆者認為，在《解釋》和《意見》均未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特定對象”進行明確的情況下，“特定對象”的認定應與出資人員的規模、數量掛鉤，是否屬于特定對象，存在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例如，《解釋》第6條規定：“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發行、以轉讓股權等方式變相發行股票或者公司、企業債券，或者向特定對象發行、變相發行股票或者公司、企業債券累計超過200人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的‘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構成犯罪的，以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定罪處罰。”在這一規定里，“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發行”和“向特定對象累計超過200人發行的”，均構成犯罪。200人是法定要件，這也是一種法律擬制，即法定累計特定對象超過200人就相當于不特定對象。進言之，《解釋》第6條對“特定對象”的規定，從法律解釋的角度來看，可以同樣適用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之中，這完全符合系統解釋方法的原理。系統解釋方法是從某一法律規范與其他法律規范的聯系，以及它在整個法律體系或某一法律部門中的地位與作用，同時聯系其他規范來說明規范的內容和含義。從系統解釋角度來理解，“向特定對象累計超過200人的就可以認定為具有不特定性”的規定同樣可以適用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也就是說，在一個單位內部針對200人以上“特定的”內部人員集資，集資款并未用于單位生產經營活動，就可以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三、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區別

作者：最高人民法院

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案典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是指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規，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從一定意義上講，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也是一種非法集資行為。因此，在司法實踐中，人們容易將集資詐騙罪與之相混淆。兩罪的主要區別在于：

1.犯罪的目的不同。集資詐騙罪的犯罪目的是非法占有集資款，集資詐騙行為人將資金騙到手后，則想方設法將資金據為己有。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目的一般不是占有公眾存款本身，而是占有公眾存款所產生的利益，即賺取利息差，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人對所吸收存款的用途、去向一般比較清楚，造成“存款”損失往往出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根據《刑法》規定，如果是非法集資，并在集資過程中采取了欺詐的方法，但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目的，只能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2.行為方式和對象不同。集資詐騙罪表現為使用詐騙手段，向社會公眾非法集資，其對象可能是社會公眾，也可能是特定群眾或特定的少數人。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雖然在吸收公眾存款的主體資格、條件上往往存有弄虛作假的行為，但一般不使用詐騙手段，其吸納存款的對象是社會公眾即不特定的多數人。

3.犯罪客體上也有所不同。集資詐騙罪不僅侵犯國家依法管理所形成的金融秩序，還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客體僅是國家依法管理所形成的金融秩序。這也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在法定刑上低于集資詐騙罪的原因之一。但是，集資詐騙罪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一些人一開始只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以圖牟利，但隨著吸收存款的增多，規模的擴大，對存款運用不得當，導致非法經營已無法繼續，行為人也可能產生占有存款的故意，那么對其就應以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

文章來源:南京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