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揭牌。“建立國家層面的知識產權案件的上訴審理機制，是我們幾代知識產權人的夙愿和期盼。”2018年12月29日下午，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知識產權法庭庭長羅東川感嘆道。

2020年基本建成知識產權法院體系

時間回溯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知識產權保護剛剛起步，法律辭典中還沒有“知識產權”這一詞條。

新中國制定第一部專利法、著作權法時，社會對于是否應當在科學技術、文學藝術作品上設定私有權利還存在爭議。三十多年過去，“知識產權”已經成為輿論場中的熱詞，“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最重要的內容，也是提高中國經濟競爭力最大的激勵”的觀念已經形成廣泛共識、深入人心。

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迎來歷史性跨越。

2014年年底，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相繼設立并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初步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知識產權專門化審判道路。

2017年起，南京、蘇州、武漢、成都、杭州、寧波、合肥、福州、濟南、青島、深圳、天津、鄭州、長沙、西安、南昌、長春、蘭州18個中心城市先后設立知識產權法庭，集中優勢審判資源，跨區域管轄專利等技術類案件，知識產權案件管轄布局不斷優化。

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大發展離不開頂層設計。

2018年2月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知識產權審判領域改革創新若干問題的意見》。這是黨中央出臺的第一個專門面向知識產權審判的里程碑式綱領性文件。

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專利等知識產權案件訴訟程序若干問題的決定》。由最高人民法院設立知識產權法庭，統一審理專利等專業技術性較強的民事、行政上訴案件。

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烙上一個個“中國印”。

“最高法知識產權法庭的成立，有利于統一和規范裁判尺度，實現知識產權效力判斷與侵權判斷兩大訴訟程序和裁判標準的對接，從機制上解決制約科技創新的裁判尺度不統一等問題，提高知識產權審判質量效率，加大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切實提升司法公信力。”羅東川說。

風物長宜放眼量。

2020年，覆蓋全國的知識產權法院體系將基本建成，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將迎來新的機遇與發展。到本世紀中葉，人民法院將全面實現知識產權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成為國際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示范者和引領者。

司法公信力和國際影響力明顯提升

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需要國際視野，需要交流與合作。

2018年11月7日，世界知識產權工作者的目光聚焦瑞士日內瓦。

來自64個國家的100多名法官齊聚一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首屆知識產權法官論壇在瑞士日內瓦總部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級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陶凱元應邀出席并作主旨發言。

“我們愿意與世界各國一道，加強多邊、雙邊交流與合作，在參與、推動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和國際規則創制方面，發揮更加積極和具有建設性的作用，共同推進知識產權全球治理的現代化，共同開創知識產權保護事業的美好未來。”陶凱元說。

2017年，人民法院共新收一審知識產權案件213480件，結案202970件，分別比上年增加46%和43%。中國法院已經成為世界上審理知識產權案件尤其是專利案件最多的法院。

近5年來，人民法院受理涉外知識產權的案件逐年上升。全國法院涉外知識產權案件占比在20%左右。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涉外案件占比更高，達30%，一些案件中雙方當事人都涉外。

2018年4月26日，法國知名品牌迪奧的一款香水瓶商標確權官司，打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香水瓶商標被指缺乏“顯著性”，迪奧不服提起再審。

最高法撤銷原審不當判決，責令商標委重新復審。

“這起案件通過為國際商標申請人提供及時有效的司法救濟，全面保護了境外當事人的合法權利。”迪奧香水案審判長陶凱元說。

“喬丹”商標爭議行政糾紛系列案件；美國高通公司與蘋果公司之間的多件專利侵權糾紛、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反壟斷糾紛；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正在審理的美國GPNE公司訴蘋果公司等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

剛剛過去的2018年是《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頒布實施十周年，“十年來知識產權司法體制及審判機制改革，使得我國司法裁決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同，在知識產權全球競爭及糾紛解決中占有一席之地，也逐漸成為跨國公司之間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優選地。”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易繼明評價說。

“‘優選地’的說法不是自封的。”陶凱元說，2017年7月7日，美國外交學者網站發布《中國如何成為全球創新和知識產權的領導者》的文章，對中國知識產權法院的建設情況給予高度評價。文中提到:由于司法程序快捷，中國現在也被視為知識產權訴訟較為可取的訴訟地。

完善損害賠償確定機制和執行制度

面對網絡版權案件的日益增多和日益復雜，2017年8月，全國第一家互聯網法院落戶杭州，2018年增設了北京、廣州互聯網法院，為如何利用和適應新技術、新領域、新業態提供樣本和借鑒。

2018年12月底，北京互聯網法院發布消息稱，由北京互聯網法院主導，運用區塊鏈技術保存電子證據的平臺“天平鏈”，運行3個月以來已在線證據采集數據超過100萬條。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資深教授知識產權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吳漢東評價近年來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工作:“工作有聲有色，成就可圈可點。”

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

2016年6月27日，因涉嫌專利侵權，華為將三星訴至福建省泉州中院，并提出8050萬元的索賠金額。2017年3月，福建省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支持了華為8050萬元的索賠請求。2017年12月底，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維持了三星需賠償華為8050萬元的判決結果。

“這起案件確定的專利侵權案件判賠金額成為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新標桿。”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李俊慧說，自知識產權專門法院成立以來，一方面，知識產權案件受理數量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另一方面，知識產權司法判賠額度也持續大幅提升。

2013年至2017年，全國法院審結一審知識產權案件68.3萬件。通過探索適用懲罰性賠償、加強訴訟誠信體系建設等措施，有效緩解知識產權維權領域存在的“侵權成本低、維權成本高、取證難度大”等問題。

“損害賠償的確定機制應結合證據制度的改革配套確定，提高法定賠償上下限有一定的必要，但未必是最好的出路。應建立和完善(如商標法中的)懲罰性賠償制度，讓該制度的適用條件具有可操作性。”易繼明說。

易繼明認為，從當前來看，應該進一步推進知識產權司法審判機制改革中的一系列具體措施，包括證據及技術事實查明制度、損害賠償確定機制、執行制度及重復侵權懲罰機制。同時，加強征信監管和執行案件透明化，并考慮加強刑事制裁與知識產權之私權性質的統一，既加強刑事制裁，又避免知識產權糾紛的過度刑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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