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在國際商事仲裁中，由于仲裁地選擇的隨意化，由仲裁地法院撤銷仲裁裁決的程序已無存在必要，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原因主要是，仲裁裁決撤銷程序和裁決的承認與執行程序，兩者的功能不一樣，前者是對雙方當事人的主動救濟，而后者只有在勝訴方啟動裁決的承認與執行程序時，敗訴方才可申請法院不予承認和執行。

不少學者與仲裁實務界人士都認為，由于仲裁地的選擇往往具有偶然性，與當事人的實際關系不大，仲裁地法院對仲裁裁決本身并沒有多少實際利益，而且仲裁裁決的撤銷制度方便當事人拖延仲裁執行的時間，損害了仲裁的優越性，更違背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因而，撤銷裁決本身沒有任何法律后果，裁決的撤銷制度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仲裁地法院也沒有必要非得對仲裁程序進行干預，只有在仲裁裁決的執行階段，法院的司法監督才是必要的，因為仲裁程序的最終目標是仲裁裁決得到履行或為法院所承認與執行，當事人的利益體現在仲裁裁決的執行上，只有在執行階段，用國內立法對仲裁加以控制才是與仲裁程序相關的一個因素。一言以蔽之，由于國際商事仲裁“非本地化”了，仲裁地國對仲裁裁決的司法監督已顯得無足輕重，完全可以由仲裁裁決執行階段的司法監督所取代。但這并不符合國際商事仲裁發展的實際情況。

首先，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制度在敗訴方不自動履行裁決義務時，有時只能給勝訴方以不充分的司法救濟，它不能代替仲裁裁決撤銷制度對雙方當事人的主動救濟。由于申請執行仲裁裁決的當事人必然是仲裁勝訴方，對敗訴方而言，不予執行仲裁裁決是被動救濟，只有在勝訴方提出執行申請且法院受理后，才能啟動。而申請撤銷仲裁裁決是雙方當事人共有的司法救濟權利，勝訴方可能認為仲裁請求沒有得到充分支持，從而啟動裁決撤銷程序;敗訴方則可因其仲裁敗訴，仲裁庭裁決有誤，同樣提出撤銷仲裁裁決的申請。一旦取消仲裁裁決撤銷制度，于勝訴方而言，如果不滿仲裁裁決作出的賠償數額，將無法尋求司法救濟，因為如果勝訴方提起裁決的執行程序，就應視為認同仲裁裁決的結果，執行法院最多也只能執行裁決內容，不可能給予更多司法救濟，但如果勝訴方不提起執行程序，他可能連裁決結果所賦予的“不充分”利益也無法實現。而對敗訴方來說，他將無法主動尋求使仲裁裁決歸于無效的途徑，而被動受制于勝訴方何時、何地發起執行仲裁程序，使法律關系處于無法預料的不穩定狀態。這種弊端在敗訴方財產分布在數個國家時表現得尤其明顯，因為只要勝訴方不斷地挑選執行法院并提出執行申請，它就得不斷地以同一理由抗辯，而只要有一國法院支持了執行申請，其他國家法院的不予執行決定純屬一紙空文。S.E.E.E.v.Yugoslavia案是一個典型例子，該案裁決1956年作出，到1986年還在申請執行，原因在于被申請人在多國擁有財產，又沒有一個國家的法院有權撤銷該裁決。所以，對裁決依賴完全被動的承認與執行手段并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