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環境污染損害訴訟時效的問題

關于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現存的訴訟制度中存在一定問題，一是由于原告資格的限制，使得在中國提起環境民事訴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二是在許多情況下，因侵權人不明，受害人無法提起訴訟;三是由于環境侵權的特殊性，訴訟往往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受害人的權益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救濟;四是訴訟時效期限長度不夠，受害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6]筆者以為，核心是訴訟時效和被告人的確認問題，故本文僅涉訴訟時效及起訴要件中“明確的被告人”問題，原告的適格問題暫不予探討。

1.三年時效

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一百八十八條對訴訟時效的規定：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三年。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因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提起訴訟的時效期間為三年。”可見，環境污染損害賠償訴訟的時效為三年。這里的問題就在于訴訟時效“從當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受到污染損害時起計算”的規定于受害人不利。如前文所述，環境污染損害有間接性、潛伏性、長期性、遺傳性等的特點，直接的和必然的因果關系鏈在環境污染損害賠償訴訟中是無法找到的，受害人往往“難以知道”或根本就“不知道”受到的是什么損害。在現代工業化如此發達的社會，受害者在知識方面往往是處于弱勢地位，“應當知道”對他們來說大會過于苛刻了。在現時訴訟中，三年訴訟時效的規定是遠遠不能夠保護受害當事人的。三年，往往在人們還不知就里時就早已過去了。訴訟時效是權利人怠于行使權利的持續狀態超過法定期間便喪失司法救濟權的法律制度，其用意是督促受害人積極行使自己的權利。但是，環境污染損害賠償訴訟三年的訴訟時效，因損害客觀上的特點，決定了受害人主觀上再積極也無法有效地保護自己。

2.最長時效

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訴訟時效期間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但是，從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超過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有特殊情況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長訴訟時效期間。”環境損害賠償的最長訴訟時效沿用民法通則二十年的規定，這是一個不可變的除斥期間。

這里的問題首先是，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將二十年最長訴訟時效期間表述為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而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二條將環境污染損害賠償訴訟三年訴訟時效表述為從知道或應當知道“受到污染損害”時起計算，二者的不一致是法律上的不協調。前者著眼于主觀認識意義上的法律權利是否受到傷害，后者著眼于客觀存在意義上的財產或身體健康是否受到傷害。其次，二十年對于環境污染受害者的求償來說，第一，本身也不夠長，已知的日本富山痛痛病病因自初次發現患者到政府確定歷時22年，熊本水俁病的病因確定經過15年，未知的環境污染引發的損害原因的查明，又有誰能保證會比這更樂觀一些呢?第二，由于本身的不夠長，因而也就不能彌補三年時效短的缺陷。

二、時效起算點的修改

環境問題會不斷發展變化，環境法及環境法學的問題也將層出不窮，但當務之急是修改環境訴訟的時效制度。

1.修改時效期間的長短

盡管環境污染損害訴訟時效三年及最長時效之二十年均有過短之嫌，但延長的幅度多少為恰當，中外皆莫衷一是。就法律與案件這個一般與特殊的關系而言，時效期間長短的修改不是上策，任何一個時間段作為時效期間都不能普遍地、很好地適用于每一個案件，而且會減損時效制度的精神和內在價值追求，對有的案件來說會顯得沒必要那么長，而對另一些案件來說則仍然不夠長。此外，對最長時效而是年的修改，還會引起整個訴訟時效體系的不小的紊亂。

2.修改時效期間的起算點

有明確的被告人是民事起訴的要件之一，傳統民事起訴中，被告人的獲知不是什么難事，而在環境污染損害賠償訴訟中就大不相同了。除了因果關系的確認困難性本身的障礙之外，施害方故意逃避、推卸法律責任的情況屢見不鮮。在我國，不少工廠夜間偷偷排污，或環保局、檢查組一走就停止環保設施的運行;在日本，“日本學者在談到水俁病的慘痛教訓時指出，在日本公害史上絕對不能無視的一點，是企業、行政和御用學者三為一體，共同掩蓋了公害的真像。”[7]。有必要將對被告人的獲知這一點突出出來，調整原被告之間存在的訴訟利益的不平衡。已有的主張訴訟時效期間應從受害人最后接觸有害物體時開始計算的“接觸理論”，主張訴訟時效期間應從受害人發現或應當發現受到損害時開始計算的“發現理論”，主張訴訟時效期間應從受害人癥狀完全暴露時開始計算的“癥狀暴露理論”[8]都不能很好地解決這個利益平衡矛盾。

筆者建議，修改環境污染損害賠償訴訟之三年及二十年時效期間的起算點“從當事人知道或應當知道受到污染損害時起計算”均為“從當事人知道或應當知道受到污染損害并致害人時起計算”，可以較好地解決現環境污染賠償訴訟時效過短存在的問題。不知道被告人就無法起訴，無法起訴卻要開始時效的計算，這對原告人是不公平的。“知道受到損害并知道致害人”再開始時效期間的計算，對原告來說并不是什么特惠政策，對致害人來說也不是什么不公平，這樣的調整與時效原有的督促權利人及時行使權利的初衷亦無矛盾;“應當知道受到損害病致害人”之規定可以減輕原告的訴訟負擔和訴訟利益流失的不公，新聞報道或相關記載，法院已有的同被告案件判決公告，都可以是原告應當知道致害人的事由。

規定訴訟時效起算從權利人能夠行使權利時開始是大陸法系國家的共同理念，如《日本民法典》第166條規定“消滅時效自權利得以行使時起算。”《瑞典民法典》第130條規定：“時效自債權期限之屆至始進行。”泰國民商法第429條規定：“時效，自權利可以行使時進行”。臺灣地區民法就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捷克斯洛伐克民法規定，訴訟時效“從權利能夠第一次行使之日起算起。”《瑞士債務法》第一百二十條規定：“時效自債權期限之屆至，開始進行。”[9]我國亦有學者如胡*清、史*寬等主張訴訟時效起算自可行使請求權時開始。梅*協更認為：以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其時效期間，自權利可以行使之時起算;以不作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行為之時起算。[10]

3.修改起算點的優勢

a、不改被告之訴訟條件

有明確被的被告是民事訴訟的必要條件之一，在環境侵害訴訟中，如果我允許在被告不確定的情況下讓原告起訴，就必須修改這一條;如果不讓受害人起訴，受害人就將面臨訴訟時效逐漸喪失的現實風險。就算是讓受害人起訴了，沒有被告，案件還是一樣無法審理。那么，能否將受害人這個沒有被告的起訴當作是時效中斷的事由來對待呢?就三年時效看，可以，但就二十年最長時效看，卻沒有多少實質意義。所以，有明確的被告之起訴要件不可輕改，如果僅修改時效的起算點，這一條就不必改動了。

b、不改三年及二十年時效期間之規定

德國水法規定“對于因向水體排污而導致他人受害的損害賠償之訴的長期消滅實效為30年。”[11]就水體污染損害而言，這可能是比較合理的，但就整個環境污染損害賠償訴訟而言，三十年也未必合適。“香港法中，由于環境污染侵權包含在不同的訴因中，其訴訟時效的長短也相應不同，比較復雜。根據《時效條例》第4條的規定，一般侵權行為的訴訟時效為6年，從起訴事由產生之日起算。而根據該條例第27條的規定，因妨害而造成人身傷害的損害賠償之訴，時效為3年，從訴因產生的日期或原告人的知悉日期(取較后者)起計算。”[12]

撇開中外情況有別不說，就這兩個立法例來看，機械地修改訴訟時效期間的長短，改成多少年，可以說令人無所適從。而僅修改三年及二十年時效之起算點，可以在原訴訟時效期間不動的情況下，實質性地延長受害人的保護期限。

c、陸續出現的受害者賠償問題

環境污染損害持續性、長期性的特點，污染物在環境中的發作時間可能經過數代人(如果以平均25年有新一代人出生計算的話)仍不停止。第一批或第一代受害人得到賠償，不意味著致害方責任的終結，該環境中的新生代如果受到同樣的侵害，適用修改起算點后的訴訟時效，同樣可以得到很好的法律保護。新生代受害人可以在其監護人的代理下起訴，也可以在其具有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或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后起訴，還可以從容解決在上一代受害人沒有發現或沒有發生而現在發現、發生的新的損害賠償問題。

有人會擔心：這樣的話，那些污染企業還有活路嗎?這個擔心實在有點“大惡似善”了!環境保護法的目的就是限制以至取締那些嚴重污染環境的企業和其他組織。本來應該在環境影響評價階段就解決的問題，都到產生了嚴重污染的階段了，取締這樣的企業還有什么好可惜的呢?

d、環境破壞賠償訴訟的適用

我國刑法第六章第六節(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自第三百三十八條至第三百四十六條的規定，應該說，包含了對環境污染和對資源破壞兩方面的懲處，但基本上對那些造成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破壞的環境破壞行為沒有涉及。環境問題包括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兩個方面，我們目前只有環境污染損害賠償訴訟的規定，對環境破壞造成損害的賠償問題尚不能進入司法程序。將來有朝一日這方面的立法完善起來后，訴訟時效“從當事人知道或應當知道受到環境破壞損害并致害人時起計算”的規定，也可以很好地適用于環境破壞損害賠償訴訟之中

環境污染損害賠償訴訟時效起算點修改后，時效期間得到實質上的延長，從受害方看，其勝訴權可以得到公正的法律保護了。后續問題是，致害方(賠償責任主體)的存亡及賠償能力，受害人的損失能否得到實際賠償，這又是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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