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環境侵權法律救濟的完善

侵權救濟制度是法律保護權利以達公平正義的本質功能之一。環境侵權的特點決定了對環境侵權必須采取特殊的救濟措施。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成功的立法經驗，立足我國國情，對我國的環境侵權救濟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從總體上看，我們應當肯定由民法、環境污染防治法、自然資源保護法以及行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等法律中有關環境侵權救濟的實體法與程序法規定所共同構成的環境侵權救濟法律制度，尤其是初步確立的受害人得依據環境侵權法同時主張侵害排除和損害賠償的一體化救濟途徑的模式;同時基于《民法通則》第124條在規定環境污染致人損害的侵權行為實行無過失責任原則的同時，又明確規定以“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作為加害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前提，不利于對環境侵權受害人的保護，而且與《環境保護法》第41條的規定相矛盾。因此筆者建議刪除《民法通則》第124條關于“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這一前提和要件的規定。

第二，環境侵權中應實行因果關系推定和證明責任倒置原則。由于環境問題具有高度科學技術性和高度利益沖突的特點，處于弱勢地位的受害者又常常難以察覺潛在的環境侵權對自己造成的損害，同時受害人也難以證明加害人的原因行為與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因此環境侵權理論中因果關系推定、舉證責任轉移紛紛登場，在司法實踐中法官也經常因此處于兩難境地，不利于雙方當事人權益的維護。應該說，因果關系與舉證責任，對于通過環境侵權訴訟以保護受害人利益來說至關重要。實行因果關系推定原則與轉移舉證責任，應該在程序法和環境特別法中作出規定。

第三，在環境的排除侵害方面，應確立多樣化排除方式。由于環境侵權在性質上屬于一種“合法或適法侵權”，是一種在一定限度內可以容許的危險，具有阻卻違法之性質，所以在環境侵害的排除方面，利益衡量原則是其最基本的思考方法，運用利用利益衡量原則在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正義之間以及代際之間尋求最佳的平衡點。就環境侵害的排除方式而言，我國現有的法律缺乏中間性的調整形態，無法充分實現雙方當事人利益的均衡，在環境侵權救濟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中間排除侵害”、“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性賠償”等更具靈活性的理論和制度應運而生，從而在環境侵害排除中可以更好地兼顧產業利益和保護社會公眾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這兩個方面的需要。同時，為了更好的發揮公眾在環保中的作用，我國有必要支持公益性環保組織的發展，依法為包括環保組織在內的社會公眾提供參與環境保護的機會，保障其權利的正當行使。

第四，在環境的損害賠償方面，應當確立社會化賠償機制。由于環境侵權損害的范圍廣泛、賠償數額巨大甚至近乎天文數字，從而導致受害人一時難以從加害人那里得到賠償;同時對于加害人而言，他也因為賠償金額巨大而導致難以維持自身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更有甚者因不能負擔而破產或關閉。因此需要建立社會化賠償制度，損害賠償社會化，是把環境侵權發生的損害的補償功能而把懲罰或制裁作用減至最低。[9]目前，實現這一機制的形式各國有所不同，如日本是根據《公害健康補償法》建立補償基金，對公害健康受害者實行補償;美國、法國、荷蘭等過則以建立各類環境(生態)補償基金的形式，實行對受害人的補償。還有部分國家充分利用保險的功能，實行環境侵權救濟的保險制度，如責任保險或社會保險等。而我國在這方面則是空白。不過，部分環境法學者已開始對這領域進行探討。筆者認為，我國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立法經驗，由國家通過行政手段向有關企業征收環境特別稅(排污稅)、環境特別費(如排污費)，或者將現行法律制度下征收的排污費、自然資源補償費的一部分，用于建立環境損害補償基金;也可以采取通過強制相關企業對其關閉后若干期限內的環境損害責任投保的措施，建立環境責任保險制度。

二、我國環境侵權法律救濟的現狀

對環境侵權進行法律救濟源遠流長，在古希臘柏拉圖曾在其著作《法律》中指出：“水可以受到任何藥物的污染，因此需要法律保護如下：任何故意污染者除付出賠償以外，應負責使用任何規定的方法來凈化水的源頭和容器”。[8]這可能是關于環境侵權法律救濟的最早論述。同時環境侵權是隨著工業革命逐步擴展開來的，因此環境侵權的法律救濟也是在近代逐步完善的。但在我國目前，環境侵權救濟制度并不發達，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我國目前對環境侵權的救濟手段基本上適用傳統的民事侵權救濟制度，如《民法通則》第124條規定：“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污染環境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環境保護法》第41條和幾部污染防治法的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并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賠償責任和賠償金額的糾紛，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由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規定行使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處理;當事人對處理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當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由上述規定我們不難看出，我國法律對環境侵權救濟的規定過于籠統，使環保部門和人民法院在具體處理環境侵權案件時常常感到可操作性不強，許多事實基本相同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或不同的法官審理時會有截然不同的判決結果。而且，民法的有些規定與環保法的規定自相矛盾，也常對人民法院適用法律提出了挑戰。如按照《民法通則》的規定，承擔污染損害的民事責任，必須以違反環境保護法的規定為前提，而環境保護法規定的民事責任則不要求違法條件，只要造成了環境污染危害，就要承擔排除侵害、賠償損失的責任。

第二，雖然我國《民法通則》第134條規定了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恢復原狀與賠償損失等10種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同時《環境保護法》以及其他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中也相應地規定了“排除危害”和“賠償損失”這兩種民事救濟方式，但缺乏對排除危害成立要件的進一步規定，而且沒有規定“部分排除侵害”(包括限制作業時間、采取污染防治措施等)和“代替性賠償”等基于利益衡量原則的、更具靈活性的救濟方式。況且損害賠償救濟具有明顯的被動性和滯后性，對潛伏性、累積性的環境侵權給受害人造成的損害難以及時給予補償。

第三，近幾年制定、修改的環境資源保護法律都強調了公眾參與，但始終沒有建立起公眾參與的有效途徑和方法，缺乏意見聽證會等具體的公眾參與程序性規定，同時我國的民間環保組織極不發達，司法實踐中雖有撤銷之訴、履行法定職責之訴等行政訴訟案件的出現，但公民的權利在程序上沒有得到保障，導致通過公眾參與排除環境侵害的可能性不大，甚至可以說有名無實。而在西方發達國家，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公眾通過聽證、行政訴訟等方式參與污染性設施的設廠方案和重大開發建設案的環境影響評價、審批程序等做法值得我們借鑒、學習。美國還通過“公民訴訟”制度為公眾參與環保法令的執行提供途徑，德國、法國等通過“團體訴訟”制度增強對環境侵權受害人的保護。筆者認為，所謂“保護環境，人人有責”，我國法律應具體規定公眾參與環保的程序，調動起全民保護環境的積極性，同時在不斷發展完善的基礎上，完全可以借鑒“公益訴訟”、“公民訴訟”的經驗建立起我國自己的環境公益訴訟制度。

第四，根據《環境保護法》第41條的規定，我們不難看出我國對環境污染侵權損害賠償的救濟原則上實行行政調解與民事訴訟相結合的“雙軌制”。對于破壞土地、森林、草原、水等自然資源的侵權行為，依照有關法律規定，原則上由有關主管部門責令加害人承擔停止侵害、恢復原狀、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即采取行政裁決的途徑，并且此類行政裁決不以當事人的申請為前提，有關行政機關得主動進行處理，呈現出明顯的“民事責任行政化”的傾向。此外，我國環境侵權損害賠償的行政處理目前尚缺乏統一的具體法律依據，既不利于有關主管部門公正有效地依法展開工作，也不利于維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人類在調整改善自身與環境關系的過程中終于認識到，借助環境法律嚴格規范人類自身經營活動、嚴懲污染環境與侵害環境權利的行為，是人類與自然長期和諧發展的重要手段。環境侵權的救濟是保護環境及受侵害人利益的一個重要手段，救濟手段的完善也能更好地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小編就講到這兒了，更多內容可到律聊網網站咨詢在線律師。感謝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