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美國“快樂湖遺尸案”，律師職業倫理和民眾樸素道德觀發生正面沖突，堪稱美國律師職業倫理第一大案。

“律師發現受害人遺體后，足足半年時間未向警方披露實情。他們辯解，自己受到律師和客戶關系嚴格保密要求的約束。”1974年6月20日《紐約時報》罕見在頭版刊登一則犯罪新聞：兩位律師為連環殺手保密：還有另外兩位受害者。

一石激起千層浪，美國輿論大嘩，訟棍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連環殺手終落網

故事還要從頭說起。1973年7月29日，18歲的菲力普與朋友，前往紐約州快樂湖附近阿迪朗代克山區露營。

“沒錯，就是他！誘導我們進入森林，活活將菲力普刺死。”3位同伴后來一致指認，38歲的面包房技工格魯就是兇手。危急時刻，他們3人掙脫繩索，逃出魔掌，格魯落荒而逃。

當天下午紐約錫拉庫斯市律師阿瑪尼，接到州犯罪調查局探員電話：“聽說您和格魯打過多次交道，這個家伙危險嗎？”警方懷疑兇手極有可能與快樂湖地區幾起懸案有關。9天前，21歲男性丹尼爾遺體被人發現，同行的波士頓學院女友蘇珊“人間蒸發”。警方相信失蹤的她可能還在人間，希望能生擒兇嫌，打聽其下落。

“沒錯，我為他打過好幾起官司。”阿瑪尼回答，“去年8月，他碰上一起汽車事故，讓我給他出主意。對了，這家伙以前強奸少女，服刑8年。出獄后倒是浪子回頭，成家立業，連紐約州犯罪委員會也把他列為改過自新典型。”

“去年11月，他因非法監禁和持有毒品關了起來，第一時間給我打電話來撈人。”律師又說，“今年6月，這家伙騷擾兩個10歲女孩，進了局子。我設法幫他辦了保釋，兩次庭審卻放我鴿子，逮捕令都下來了，真讓我頭疼。”

紐約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搜索行動隨之拉開序幕，每天耗資5萬美元。殺人犯在逃，快樂湖旅游業遭受重創，當地民眾一夕數驚。政客向警方施壓，務必早日將兇嫌捉拿歸案。阿瑪尼接受電視記者采訪，呼吁格魯投案自首，“逃跑沒有任何好處。格魯，回來吧！我會替老朋友出馬辯護”。

8月9日，警方開槍擊傷格魯，活捉兇嫌。好消息傳開，居民打出標語向警察致敬。

人命關天 律師保密

當天晚上，格魯的妻子伊迪絲致電阿瑪尼：“律師，我現在只能指望您了，求求您救我老公的命！他進手術室急救前，叮囑我務必找到您。”懷疑警察會竊聽電話，律師讓她掛斷電話，改天再談。妻子瑪麗苦勸丈夫不要為兇手辯護，以免引火燒身。“你以前接的多是民商事案件，可從來沒為殺人犯辯護過。”

“格魯窮的叮當響，請不起私人律師。法官會為他指定公共辯護人。我刑事辯護做得少，應該不會輪到我頭上。”老實講，律師不想接這樁棘手的案子，但當事人的信任，很難一口回絕。

律師驅車5小時趕到醫院。格魯訴苦：“救護車送我急救，一路上警察非讓我吐出蘇珊的下落，不說就折磨我的手腳。連醫生也威脅，不和警方合作就不會施救。這幾天，吃的喝的也時有時無。”

見律師無意代理，格魯哀求：“我不要別的律師，我要你來辯護。阿瑪尼，別拋下我！我會傾其所有，求你站在我這邊。”律師答應幫忙，同時警告他千萬不要同別人(包括妻子)講起案情。

律師走出醫院，警方立刻圍了上來，百般打聽蘇珊的藏身地。“我會盡力而為！”陷入天人交戰的他，一方面不想泄露當事人的秘密，另一方面也想解救可憐的女孩。

次日清晨，律師求見法官。被告只相信阿瑪尼，法官決定由他充當辯護律師。下午律師勸說格魯告知全部真相，他推辭嚴重頭痛，記不起來云云。“如果你連自己的律師都信不過，我們又怎能在法庭上辯護成功？”一連勸了7個小時，格魯臉漲得通紅，就是不愿松口。

幾天后，阿瑪尼遇上相識多年的刑事律師貝爾格。“我想采用精神失常辯護——如果格魯都無法證明精神失常，那可沒有人是精神失常了！對了，老弟可否出手相助？”貝爾格婉言謝絕：“這個案子沒有勝算。小地方民風保守，沒人會買被告人的賬。你提議更換審判地到紐約市，希望同樣渺茫，本地人心心念念要為受害人復仇。”

“老兄，不是我怪你。當初你在電視上呼吁格魯歸案，簡直是承認他有罪，把他往火坑里推啊！”貝爾格搖頭。“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我有義務說服他投降，好讓司法給他說法。司法講的可是無罪推定。”阿瑪尼辯解。“在我們這個小地方，無罪推定怎么可能？”老友諷刺。

阿瑪尼四處尋訪證人，原來格魯兒時慘遭父母虐待，醫生表示其嚴重頭痛與前幾年的車禍有關。根據紐約州法律，殺過人的被告，即使被證明精神失常，也會被送入精神病院終身治療。

全身心撲到殺人案辯護上，阿瑪尼不得不將手頭多件案子轉交給其他律師。這件案子曠日持久，費時費力，卻幾乎無利可圖，今年律所的利潤肯定受到負面影響。更糟的是，警方又開始調查另一個失蹤者艾麗西婭是否為格魯所害。

貝爾格提醒老友：“你一定要給格魯講清其中利害，不告訴律師真相，沒有一丁點好處。他還殺了幾個人，對律師和檢察官達成控辯交易至關重要！”

陪同阿瑪尼探訪格魯，警方如臨大敵，百般刁難，貝爾格一怒之下，決定參與辯護工作。隨后的探訪中，貝爾格一進病房，就打開電視、電風扇，以防警察竊聽。卸下心防的格魯竹筒倒豆子般，向律師交代殺害強奸多人以及兩處藏尸地點。

當天下午，甩掉跟蹤的警車，兩名律師帶著當事人畫的地圖，終于找到那處廢棄礦洞。貝爾格系上繩索，進入洞中發現蘇珊的尸體，用寶麗來相機拍下多張遺體照片。

洞外的阿瑪尼也大驚失色，他忍不住想象：要是愛女遭人殺害，躺在冰冷陰暗的礦洞，自己會如何悲痛欲絕。他喃喃自語：“蘇珊的父母有權知道女兒的下落。”貝爾格提醒：“沒有格魯的同意，我們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次日，律師趕到錫拉庫斯公墓，發現了艾麗西婭的尸體，再次拍下照片。

9月報紙上刊出被告委托律師的消息，艾麗西婭的父親抱著一線希望來到律所。“請問格魯有沒有提及她是否還活著？”得知她是女兒的高中同學，阿瑪尼的手在發抖，拿出雪茄平復不安的心情。“要是她真的死了，務必告訴藏尸地點，求您了！”蘇珊的父親也從一千英里外的伊利諾伊州趕來求見，百般哀求。兩位律師強作鎮定，守口如瓶。作為律師，他們有義務為客戶保守秘密，但良心的折磨讓人坐立不安。

軒然大波 律師遭殃

事不宜遲，律師試圖與檢察官進行控辯交易，提供藏尸地點換取檢察官承諾對格魯免于死刑，從輕發落。事關重大，檢察官一口回絕。1974年6月，格魯在法庭上親口承認犯下這兩起檢察官未曾指控的謀殺。

當天下午，兩位律師緊急召開新聞發布會。“相關信息屬于客戶與律師特權范圍。發現尸體后，我受律師職業誓言約束，不能泄露。”貝爾格說：“與死者父親見面之后，我度過了很多不眠之夜。我們想幫助他，但這是特權信息，愛莫能助。”阿瑪尼直言：“死亡已經夠糟了！但是這6個月的擔憂和焦慮，會讓你瘋狂。”

法院最終判決格魯終身監禁(至少服刑25年，方可假釋)。地方警察局長則要求檢察官以阻礙司法起訴律師。各大媒體爭相報道，轟動全美。

在美國公眾看來，滑頭律師見利忘義，道德淪喪。律師要么誤導了通往正義的道路，要么愚弄了正義本身。而在美國律師眼中，法律職業充滿智慧，公眾卻是無知的法盲，熱衷對他們不懂的事務評頭論足。

兩位律師堅持認為，保守當事人秘密的職責要求他們保持沉默。公眾則唾罵他們這種隱瞞真相的行為，譴責不良律師包庇殺人犯，要求取消律師資格。死亡威脅信和恐嚇電話不斷，律師不得不搬家。親朋好友疏遠了他們，律師業務一降到底。

母親責備阿瑪尼：“為何要為連環殺手保密，你是不是瘋了？”他解釋：“律師同神父類似，神父能泄露信徒的懺悔嗎？”母親駁斥：“你可不是神父！”

著有《一個律師的良心》的法學教授戴維感慨：“律師身負兩種相互沖突的義務，一方面他要對當事人所告知自己的全部罪行保密；另一方面他不能對檢方隱藏涉案證據，比如，武器以及本案中的尸體。”

法律倫理學專家門羅則主張：“如果律師被要求泄露嚴重罪行，那么保守秘密的義務就會被毀滅，一同被毀滅的，還有對抗制本身。”

死者家屬一紙訴狀告到法院，貝爾格被控獨自發現其中一具尸體，并移動其位置，以獲得更好的照片拍攝位置。他發現尸體未向警方報告，又未體面地埋葬尸體，違反紐約州《公共衛生法》。

此時正值水門事件后，大批律師背景的政府高官因知法玩法、踐踏司法紛紛落馬。美國律師的社會形象大幅降低。這起律師保密案卷起千堆雪，美國各大法學院不得不新增律師職業倫理課程。

“叫我，我就是一部出租車！”

法庭上，貝爾格直言不諱：“我認為律師的職業責任是——在立場上與當事人的利益保持一致。我很自豪，對格魯保持了忠誠。”如果說士兵臨陣脫逃是恥辱的話，辯護律師出賣當事人則更令人不齒。

18世紀的英國律師厄斯金指出：“如果律師有權拒絕不討人喜歡的案件，英國的自由將不復存在。”同時代的律師布勞漢表示：“一名辯護律師除當事人外，應六親不認。即使為了維護當事人的利益使國家陷入混亂，也在所不惜。”20世紀美國律師西蒙有句名言：“叫我，我就是一部出租車！”

就法言法，根據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公民有免于自證其罪的權利。如果允許律師泄露當事人的秘密，無異于公民以放棄免于自證其罪的權利，來換取獲得律師辯護的權利。而律師的職業道德必須同當事人的道德區分開來，要不然外科醫生只有在拿到病人品德良好的官方證明后，才能為他接上斷肢。

1975年，法官撤銷對貝爾格的指控，“律師的行為與律師職業規范中律師-客戶關系的約束，律師負有對客戶信息保密的義務”。紐約州律師協會收到對兩名律師的申訴。4年后申訴被駁回，“保證對當事人秘密的保守有助于促進律師更好地代理委托人，因為這種代理需要全面了解委托人的相關事實，即使該事實涉及之前的犯罪行為”。

1978年，格魯越獄時被警察擊斃，媒體對他沒有表示任何憐憫。貝爾格后來完全放棄法律職業，1989年去世。重回老本行的阿瑪尼，只拿到紐約州給本案公共辯護人的微薄報酬(不到一萬美元)。由于受到民眾抵制，他從昔日的律所合伙人(5位助理)淪為個人律師(一個助理)，婚姻也差點破裂。2007年，美國律師全國職業責任會議召開快樂湖案30周年紀念會，美國律師界的英雄阿瑪尼現身會場，全體律師起立鼓掌。

快樂湖案是律師面對的道德困境之最佳例證。無數的美國法學評論文章、書籍及法院意見對此加以討論。阿瑪尼后來與他人合著《特權信息》，1987年他和貝爾格的故事被改編為電影《發誓沉默》。

雷曼教授將阿瑪尼比作《殺死一只知更鳥》中的小鎮律師芬奇，“不同的是，阿瑪尼是一個真實的人，芬奇則是虛構的”。法律倫理學者摩根認為，阿瑪尼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英雄人物，因為他面臨著各種艱難的抉擇，并最終作出了正確的決定，“該案并不是給歷史做的一個有趣腳注，而是在發展和理解何為律師命題中的核心案例”。

1983年，美國律師協會制定職業規則：允許律師披露委托人的秘密，“以阻止委托人實施律師認為有可能導致迫在眉睫的死亡或重大傷害的犯罪行為”。2002年修訂版則改為：允許律師披露委托人的秘密信息，“以阻止合理的死亡和重大傷害”。

阿瑪尼回憶，1956年宣誓成為律師時的誓言指導自己的行為。在誓言中他允諾“保守委托人的秘密并保證其不受侵犯”，這也是他和貝爾格所做的。“我并不是英雄，如果類似格魯案再次發生，我仍然會那樣做。”阿瑪尼堅稱。

40年彈指一揮間。律師的職業倫理困境依舊：當律師的個人道德同保密誓言發生沖突，如何取舍？如果律師動輒披露客戶的犯罪，未來還會有人相信律師嗎？

來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