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國刑事簡易程序庭審缺乏對“認罪事實”的有效審查機制。簡易程序適用案件范圍的擴大無疑會增加錯判的風險。從庭審環節的時間分配來看，簡易程序庭審并沒有凸顯出量刑的重要性，大多數被告人無法感受到因認罪給其帶來的刑罰優惠。基于此，有必要對刑事簡易程序庭審進行重構，在庭審中，如果控辯雙方對定罪的事實和證據無異議，無需在法庭調查環節進行舉證、質證，代之以法官對“認罪事實”的審查，審查的重點是認罪動機的自愿性和內容的真實性。刑事簡易程序庭審的重心是量刑，法官應引導控辯雙方對量刑事實和情節進行了充分的舉證、質證，增強庭審的量刑說理，使被告人能夠切身感受到刑罰做出的過程和基于認罪所帶來的刑罰優惠。

關鍵詞：刑事簡易程序；事實證據；量刑裁判;

一、問題的提出

在我國當下的刑事司法領域，因訴訟效率引發的刑事程序改革日新月異。刑事簡易程序適用范圍的擴大、刑事速裁程序的試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踐，這些程序性改革所帶來的不僅是制度層面的變化，其對司法理念和執法方式產生的沖擊亦不容小覷。從制度的設計和實踐的運行維度看，改革最重要的目標是節約司法成本，提升訴訟效率，以實現司法資源的優化配置。這些改革也基本上被視為旨在破解當前“案多人少”困局，提升刑事司法效率的舉措。[1]于是乎，一系列能夠促使程序從簡、從快的制度探索應運而生，如在刑事速裁案件中，嚴格規定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的期限，由于被告人既認罪又認罰，絕大多數案件的庭審將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環節全部省略，僅保留被告人最后陳述的環節。一味的追求訴訟的效率，必然會忽視對被告人實體權利和程序權利的保障，如認罪的自愿性和真實性的保障，認罪所帶來的量刑從寬的刑罰兌現等。與此同時，自刑事速裁程序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以來，學界和實務界將目光聚焦在這兩項制度變革上，對于刑事簡易程序的實踐，鮮有問津。從制度運行層面看，刑事速裁程序本身并沒有超出刑事簡易程序的范疇，與現行的刑事簡易程序并未形成差異性的程序體系。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亦可以看成是在效率層面統籌刑事簡易程序、速裁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機制。基于三者在制度上的承襲性和實踐上的相似性，對2012年《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刑事簡易程序進行研究，對于完善刑事速裁程序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刑事簡易程序的案件范圍擴大到“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而我國基層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中，90%屬于被告人認罪案件。這就意味著絕大多數被告人認罪案件都將適用簡易程序審理，這在提高審判效率的同時，無疑也增加了錯判的風險。簡易程序的運作將成為公眾審視刑事司法公正的窗口，將簡易程序庭審作為研究對象，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為了對簡易程序的庭審進行深入研究，有必要對2012年《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簡易審案件庭審的現狀進行梳理。筆者選取了S市S區、C區和P區基層人民法院進行了調研，主要以觀摩不同類型簡易審案件庭審、查閱卷宗和訪談的方式進行。

二、刑事簡易程序庭審的實證分析

任何事物都具有量和質兩個方面。在社會研究中，相應的存在著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兩種不同的探討方式。定性研究是用文字來描述現象，而非用數字和量度;定量研究則與此相反，是用數字和量度來描述，而不是用語言文字。量表測量、問卷調查、結構式訪問、結構式觀察等是定量研究中常見的資料收集方法;參與觀察、無結構訪問等，則是定性研究中主要的資料收集技術。定量研究的結果在概括性、精確性上特征明顯;定性研究則以其資料的豐富性、細致性和理解的深入性與定量方法相對照、相補充。[2]（P.11-14)對簡易程序庭審的實證分析同樣需應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法。選取2012年《刑事訴訟法》實施之前的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簡化審的相關數據作為對比參照系，可以審視修法前后簡易程序庭審的若干細微變化。通過對“脫離真實的事實”做出認罪的簡易審極端案例進行考察 （如河南天價高速公路收費案），可以深入探討簡易程序庭審涉及的理論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考察簡易程序庭審的實務應當優先于考察極端案例。

通過對簡易程序庭審進行調研發現，除了公訴人出庭參加公訴和擬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組成合議庭進行審判外，庭審的其余細節并未發生太大的變化。誠然，公訴人出庭支持公訴導致庭審結構發生了變化，使得控辯雙方在庭上針對有爭議的事實和證據進行辯論成為可能，但這一變化的效果如何，還有待進一步探討。就簡易程序庭審的現狀而言，依然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在司法實踐中得到有效的解決，簡易程序制度變革的初衷就很難如愿以償，公平和效率之間的張力依舊無法平衡。

（一）刑事簡易程序庭審缺乏對“認罪事實”的有效審查機制

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在簡易程序的庭審中，書記員宣讀法庭紀律之后，主審法官首先對被告人身份進行核實，接著是對被告人的前科進行調查，然后詢問被告人何時因本案被采取強制措施、起訴書副本在何時收到等，再者就是對被告人訴訟權利的告知。這些內容僅僅是對被告人自身情況的審查和權利的告知，與犯罪事實本身并無太大關聯。法官對被告人認罪自愿與真實性的審查主要在法庭調查之初進行，整個審查過程基本上由四句話構成:“被告人xxx，公訴人宣讀的起訴書聽清楚沒有?”、“被告人xxx，你對起訴書指控的事實及罪名有無異議?”、“你是否自愿認罪?”、“自愿認罪可能產生的法律后果，是否清楚?”。如果該案有辯護人出庭，法官會增加詢問辯護人對起訴書的事實和罪名是否有異議。庭審法官對認罪“事實證據”的審查采用問答的方式進行，被告人和辯護人僅需回答是或否，這樣的形式性審查并未觸及犯罪事實本身，也未就認罪的自愿性和真實性做深入的探究。假如被告人系自愿代替他人認罪或者受外力脅迫認罪，如此簡單的審查方式很難對其進行甄別和過濾。

在司法實踐中，“非真實性認罪”的情形時有發生，如名噪一時的“河南天價過路費”案，大家對此案的關注焦點多集中在高速公路收費標準是否合理，以及應否以無期徒刑來懲罰逃費者，很少有人關注該案的被告人之一時建鋒涉嫌頂替其弟時軍鋒認罪的細節。該案的一審判決書顯示，時建鋒對檢察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及罪名均無異議，并當庭認罪、悔罪，請求法庭從輕處罰。在開庭審判中，時建鋒未聘請辯護律師，法院判決后，也未提起上訴。從該案的案情和判決結果看，我們至少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本案的從犯涉嫌頂替主犯的罪行。該案的頂包行為直到一審判決作出后，因主犯的自首才被司法機關察覺。在審判前的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公安機關和檢察院并沒有發現從犯的頂替行為，一審判決時，法官也未能在法庭調查階段察覺被告人的虛假口供。雖然再審程序的啟動及時糾正了錯誤，但該案無疑對司法的權威和公信力產生了較大的沖擊。“非真實性認罪”如果未被發現，會使真正的犯罪人逍遙法外，進而使其產生僥幸心理，這是對司法權威的玷污和司法公信力的極大傷害。“非真實性認罪”若在庭審時被發現，雖然可能導致程序的倒流，對司法資源造成一定的浪費，但從保護被害人的權益和維護司法尊嚴的角度出發，實有極大之必要。我國刑事簡易程序庭審缺乏對“認罪事實”的有效審查機制，隨著被告人認罪案件簡易審案件范圍的擴大，這方面的隱患會愈加凸顯。

（二）刑事簡易程序庭審未凸顯出量刑的重要性

自2012年《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各地司法機關積極探索簡易程序的訴訟模式，如簡易程序起訴模式，建立簡易審案件在公安、檢察、法院三機關的專人辦理制度，對簡易審案件實行簡化審結報告、簡化訊問筆錄、簡化審批程序、簡化出庭工作等，這些制度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簡易審案件的快速高效辦理。雖然簡易程序的制度探索林林總總，但簡易程序庭審的訴訟環節依舊是沿襲修法前法庭調查、法庭辯論、被告人最后陳述的構造。以庭審耗費的時間作為參照系，我們可以看出，擬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審判員獨任審判的案件，庭審所花費的時間一般在10分鐘左右，擬判處有期徒刑超過三年的合議庭審判案件，庭審耗時一般在20-30分鐘不等。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環節所占的時間比約為6∶4，即法官將庭審60%的時間用在對被告人身份核實和訴訟權利的告知以及定罪事實的舉證、質證上，因為自愿認罪，被告人對這些事實與證據基本上不持任何異議，這些時間基本上是公訴人在宣讀起訴書、對被告人進行訊問、出示相關證據。從時間配置上看，法庭辯論的環節在庭審中明顯居次要地位，法庭辯論環節本是公訴人對量刑進行說理，辯護人和被告人提出從輕和減輕量刑情節的場域，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剔除公訴人發表公訴意見的時間，留給辯護律師和被告人的時間已寥寥無幾。由于案外量刑情節的匱乏，律師所發表的量刑辯護意見多圍繞著犯罪事實本身進行，基本上是在重復法庭調查環節的內容，如“被告人系初犯，犯罪的主觀惡性不大，認罪、悔罪態度較好，請求法庭從輕處罰。”在沒有辯護律師參與的法庭辯論環節，由于被告人自身法律知識的欠缺，無法為自己進行有效的辯護，他們大多選擇放棄辯護，即使發表辯護意見，也多為對某些犯罪事實情節的重復或請求法庭從輕處罰。此時的法庭辯論，演變為公訴人的獨角戲，時間也會被大大的壓縮。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刑事簡易程序庭審無論是在訴訟環節的時間配置上，還是在具體的訴訟內容上，均未凸顯出量刑的重要性。這既有量刑信息匱乏，大量有利于被告人案外量刑情節無法進入庭審視野的客觀原因，也存在法官和公訴人對量刑不夠重視的主觀因素。量刑在刑事簡易程序庭審中地位的弱化，使得被告人無法主動參與量刑程序，針對法庭對其的裁決只能被動的接受，大多數被告人無法感受到因認罪給其帶來的刑罰優惠。

（三）刑事簡易程序的審判組織有待完善、公訴機關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

2012年《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法院對簡易程序審判組織究竟適用合議庭還是法官獨任審判基本上是根據可能判處的刑期長短決定，即對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可以組成合議庭也可以由審判員獨任審判，對可能判處有期徒刑超過三年的，應當組成合議庭進行審判。

但在刑事審判實踐中，簡單的將可能判處刑期的長短作為決定審判組織的依據，似乎有失科學性與合理性。擬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案情也具有復雜的因素。在調研中我們發現一起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非法拘禁案，4名被告人均擬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該案由審判員獨任審判。由于該案被告人較多，案情較為復雜，庭審持續了一個多小時，相較于適用合議庭審理的簡易程序案件 （庭審一般持續20分鐘左右），該案無論在案情還是在庭審的耗時上，均可稱之為復雜。同理，擬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案情并不一定復雜，如當街行兇殺人未遂被群眾扭送的現行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目擊證人證言確鑿，被告人認罪，擬判處的刑期在三年以上，但案情卻并不復雜，確無組成合議庭審理之必要。

從理論上講，適用簡易程序的范圍已擴大到可能判處二十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立法機關為了確保簡易程序庭審的準確性，防止錯案的發生，規定了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支持公訴。公訴人一律出庭支持簡易審，使基層檢察院公訴部門的工作量大增，即使對起訴方式進行了多樣化的改革探索，案多人少的矛盾在短期內仍無法改觀。

S市S區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2010-2012年提起公訴和審判案件數

上表是筆者對S市S區基層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近三年提起公訴案件數量和一審刑事案件數量的統計。從中我們不難發現:刑事公訴案件呈逐年遞增的趨勢，2011年較2010年增長了9.8%，2012較2011年增長了62%;S區基層人民法院適用兩簡程序審理的刑事案件數量也呈遞增趨勢，2011年較2010年增長了13.5%，2012年較2011年增長了69.8%。僅憑這兩組數據，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推斷:基層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數量的增長率大于刑事公訴案件的增長率。如果公訴人對簡易程序的案件一律出庭支持公訴，其工作量的增加在70%以上。

S市S區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2013年1~4月提起公訴案件521件 （683人），其中適用簡易程序 （獨任制）403件 （488人）、簡易程序 （合議制）49件 （71人）、普通程序69件 （124人）。由上述數據可見，在2012年《刑事訴訟訴法》實施之初的四個月內，S區基層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的數量占刑事公訴案件的86.7%，其中適用獨任制審理的簡易程序案件數占77.3%，適用合議制審理的簡易程序案件數占9.4%。基層檢察機關公訴部門人員配置的增長遠遠趕不上案件數量的激增。以東部沿海地區某基層檢察機關為例，一位專職辦理簡易程序案件的公訴人一天平均要出十四個簡易庭，而且只有助理檢察員以上的公訴人才有資格出庭。法學碩士畢業后在檢察機關工作一年以上，法學本科畢業后在檢察機關工作兩年以上才具備出庭的資格，基層檢察機關公訴部門人員流動性較大也加劇了案多人少的矛盾。即使各地積極探索多元化的公訴模式，由于不同類型公訴案件定罪與量刑思維存在差異性，簡易審案件要達到優質 （確保不出錯案，量刑適當）與高效 （司法資源的節省）辦理的初衷，尚需時日。

三、刑事簡易程序庭審“認罪阿事實”審查機制

法院適用簡易程序的前提條件是被告人自愿認罪，對于適用簡易程序不持異議，并且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就意味著被告人在這種程序中放棄了無罪辯護，法院僅僅通過閱卷就對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形成了內心確信，而不再持有合理的懷疑。因此，法院基本上就不再組織定罪裁判程序，簡易程序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是被告人的量刑問題。[3]簡易程序實質上屬于針對被告人的量刑裁判程序，但我們不能因此忽視對“認罪事實”的審查。立法雖然規定了公訴人必須出席簡易程序庭審，但并沒有要求辯護律師必須出庭。我國刑事辯護率一直較低，非控辯式的法院單方的書面審查模式，亟待完善對認罪自愿性和真實性的審查機制，誠如對被告人定罪是量刑的前提一樣，認罪自愿真實性的審查亦是簡易程序量刑的基礎。可以說，自愿真實性審查是簡易程序實現公平正義的基石，簡易程序量刑裁判的前提是對“認罪事實”進行有效的審查。

（一）簡易程序庭審“認罪事實”審查的核心———口供

口供是指被追訴者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就其涉嫌或被指控的犯罪事實或其他案件事實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所做的有罪陳述。被告人認罪在偵查、起訴、審判階段均體現在口供中，表現形式分別是“訊問筆錄”、“提訊筆錄”、“庭審筆錄”，記錄被告人供述的筆錄名稱因地區不同可能有所差異，我們一般通稱為“訊問筆錄”。在基層人民法院審理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口供具有相對穩定性，被告人認罪反復的情況較少，被告人能夠始終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的情況占90%以上。當然，也會有少數被告人供述會出現反復。口供反復主要存在以下四種情形: （1）在公安機關如實供述，在檢察機關翻供；（2）在公安機關如實供述，在檢察機關翻供，在審判機關又能自愿認罪；（3）在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如實供述，在審判機關翻供；（4）自始不能如實供述。在第 （3）種情況中，如果一審宣判后被告人上訴，被告人在二審中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的情況占有相當比例。在公安機關不認罪，在審查起訴或者審判階段認罪的情況基本沒有。口供出現反復的情況主要源于被告人的心理變化。基層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般都是犯罪情節輕微、多發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在公安機關接受訊問時，懾于法律的威嚴一般都能夠如實供述。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經過漫長的偵查、審查起訴階段后，有時會受同監室成員或律師的影響出現認罪反復的情況。由于簡易程序庭審中絕大多數被告人的口供具有穩定性，所以此時對“認罪事實”的自愿性和真實性進行審查具有可操作性。

（二）簡易程序庭審“認罪事實”審查機制

在我國刑事程序中，對認罪“事實證據”的審查表面上存在兩道防線。首先是在審查起訴階段，公訴人對證據不足的案件，可以退回補充偵查，其次是庭審時法官對認罪自愿性的形式性審查。鑒于虛假供述形成原因的復雜性和種類的多樣性，我國現有的非法口供排除規則、翻供印證規則和口供補強規則均不足以防止法官錯誤地采納不可靠的口供，無法有效的甄別諸如“自愿型虛假口供”和“強迫內在化型虛假供述”。為了防止虛假供述即虛假認罪的“事實證據”被錯誤采納，必須依據供述真實性判斷的一般原理，制定一個更為科學有效的“認罪事實”審查機制。

我國偵查中心主義的訴訟構造青睞于對案件客觀真實的追求，所以對“認罪事實”的審查應采取實質性審查。被告人認罪需要提交紙質文書，里面應詳細列舉和認罪“事實證據”相關的內容，法官在簡易程序庭審中可就該內容對被告人進行質問，如:“是否有人為了讓你認罪而對你進行了威脅、強制或者給你施加壓力?你是否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思作出認罪?”，“是否有人以你的認罪為條件對你做了某種約定?”。被告人和辯護人此時要起立，被告人在必要時可聽取辯護人的說明再進行回答，法官最后可要求被告人用自己的語言講述犯罪的經過，如“你說自己有罪，你是否可以用你自己的語言講述你所做的一切?”如果存在虛假口供，特別是替人頂罪的情形，被告人對犯罪經過的講述和卷宗記載的犯罪事實在細節上就可能存在出入。只要法官認為被告人在充分知道該情況的基礎上進行的認罪，這就意味著“認罪事實”是可以被認定的，如果不能確認“認罪事實”的真實性，就不能據此進行宣判。

簡易程序的法官可盡量簡化傳統庭審對被告人身份核實和訴訟權利告知的內容，代之以對“認罪事實”的審查。在公訴人簡要宣讀起訴書后，如控辯雙方對定罪的事實和證據無異議，無需在法庭調查環節進行舉證、質證，傳統的法庭調查環節就被法官對“認罪事實”的審查替代。

四、刑事簡易程序庭審的重心———量刑裁判

由于簡易程序適用的前提是案件的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且被告人及辯護人做無罪辯護，被告人和辯護人對犯罪事實基本上沒有異議。所以在簡易程序的庭審中，針對定罪事實的法庭調查和辯論環節可以省去，把重點放在對被告人認罪的自愿性審查上，在對犯罪事實和被告人的“認罪事實”進行審查后，庭審隨即進入量刑裁判程序。法庭應將審理的重點放在那些可能發生爭議的量刑事實上。量刑裁判程序由于不涉及定罪問題或定罪問題已經解決，控、辯、審三方的行為主要是圍繞著被告人量刑問題展開。為了最大限度的查清和被告人有關的量刑事實，此時的法官已不再消極，由于不涉及行為的定性問題，此時的檢察官也不再負有嚴格意義上的“證明責任”，而僅有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檢察官不僅要提出量刑加重的證據和意見，還要提出量刑減輕的證據和意見，對那些控辯雙方有爭議的量刑情節雖然仍以辯論的方式進行，但此時的辯論已不具有實質的對抗性。當控辯雙方盡其所能仍無法證明某量刑事實的真偽時，法官可做出“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裁決，也可以依職權親自或者委托第三方進行核實。當法官在庭審中發現控辯雙方都沒有提及的量刑事實，這些量刑事實對被告人刑罰具有一定的影響時，法官同樣可以依職權進行核實。量刑裁判程序中的所有活動都是圍繞著量刑事實進行，所要達到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查清量刑的事實和情節，以確保刑罰的合理性。

基于此，筆者將簡易審的量刑裁判的指導思想概括為“以協作追求量刑的公平”。在此，“協作”是量刑程序的主旋律，辯論只是為了更好的查清量刑事實和情節的一種手段，其對抗性已經被弱化。這里的對抗已不是“對抗式”意義上的對抗，這里的協作既包括控辯雙方的協作。也包括法官與控辯雙方的協作，控辯方協作的方式是盡量舉出證明被告人刑罰輕重的量刑情節，法官的協作方式是對控辯雙方無法辨明或遺漏的量刑情節進行庭外補充核實。在簡易審案件的量刑裁判程序中，控辯方應在量刑信息提供上進行協作，以獲取最大化的量刑信息，目標是達到量刑的公平。

由于簡易審的量刑裁判對量刑事實和情節進行了充分的舉證、質證，最大限度的尊重了控辯雙方的量刑參與權，凸顯了庭審量刑的重要性，庭審的量刑說理充分，被告人能夠切身感受到刑罰作出的過程和基于認罪所帶來的刑罰優惠。刑事簡易程序庭審的審判組織，應以案情的復雜程度為標準確定適用法官獨立審判還是合議庭審判。對于那些法官獨立審判的簡易程序案件，公訴機關可以不派員出庭支持公訴，讓其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案情復雜的簡易程序案件和被告人不認罪案件中。簡易程序中的被告人，因自愿供述罪行，對從輕處罰往往抱有極大的期許，他們對案件關注的焦點不是定罪 （罪名）而是量刑 （刑期），他們更關心被判處刑期的長短以及被科處該刑期的理由。顯然，只有將量刑設定為簡易審案件庭審的重心，充分保障控辯雙方的量刑參與權，才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充分的釋法說理，使當事人雙方明了量刑的理由，進而增強裁判的可接受性，以期在事實層面上提升司法的公信力。

參考文獻

[1]左衛民.認罪認罰何以從寬:誤區與正解[J].法學研究，2017 （3）.

[2]風笑天.社會學研究方法 （第三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3]陳瑞華.刑事司法裁判的三種形態[J].中外法學，2012 （6）.

注釋

（1)文中所指的簡易程序庭審細節包括庭審節奏、庭審重心、庭審訴訟環節。

（2)筆者在S市調研過程中，分別在C區和P區基層人民法院發現兩起“頂包”案件，一起是在庭審時被發現，另一起是在被告人服刑時被發現，因該兩起案件并沒有被媒體曝光，本著學術研究的原則，筆者在文中未公布此兩起案件的具體情節，僅作為“自愿性非真實認罪”極端案例進行探討。

（3)探索集中公訴模式、類型化公訴模式等。

（4)在刑事簡易審案件的庭審中，被告人在最后陳述的環節基本上不發表意見，所以此環節所占用的時間可忽略不計。

（5)表格括弧中的數據為涉案的人數。

 來源：中國法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