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梳理當前法律法規，明確內幕交易的性質，并確立一套完善的認定規則。關于內幕交易的認定，我國的《證券法》及證監會的《內幕交易認定辦法》都進行了規定，其中《內幕交易認定辦法》相對比較嚴謹，但相對于美國1934年《證券交易法》第10條(b)款對內幕交易范圍所作的規定而言仍存在明顯的不足，例如其中規定：任何投資者有意(包括耳語、偷竊在內)或無意從內幕知情人員(包括大戶)處得知可供圖利的內幕信息，均可能因內幕交易而遭到檢控。內幕交易本身是一個開放式的概念，列舉法進行規定是不能滿足客觀實踐操作的，因此賦予其一個描述性的定義是非常有必要的，例如美國法律認定內幕交易的一個基本要件是：內幕人利用未公開的信息進行證券交易。同時針對其特性整理歸納出一套認定辦法，如此相輔相成才能有效地發現內幕行為。進行內幕交易的基礎是獲悉內幕信息，獲悉的方式并不重要，以內幕信息為出發點，基于牟利目的進行證券交易即是其基本構成要素。行為作出時間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美國判斷是否構成違法的關鍵是內幕人員指令交易的時間而不是執行時間。而內幕行為之所以要受到制裁就是因為其存在明顯的危害性，那么損害后果、因果關系，也是認定的一個組成部分，更是進行處罰及賠償的核心構成。

二、打破原有的舉證制度。我國對于內幕交易的處罰可以劃入世界最輕的行列中，雖然我國《證券法》第183條和《刑法》第180條對內幕交易的刑事責任做了規定，但實踐中大多數的內幕交易都只是處以行政處罰，至于民事賠償方面更是薄弱，直至2002年方才通過最高院的司法解釋取消了索賠障礙。處罰最嚴厲的目前當屬美國，最高25年的有期徒刑加上罰款及民事賠償，讓不少心存僥幸的人望而卻步。刑事案件中，舉證責任在控方，要求指控方必須拿出證據證明被控方存在犯罪事實，在內幕交易認定中明顯難以實現，因為控方本身不可能對證券市場時時關注，而且對于內幕消息的來源更是難以掌控，證券交易又存在數字、電信等多種渠道，這對證據取得都形成了很大障礙，因此有必要對此進行特別規定，將舉證責任歸于被控方，美國1968年出臺的《威廉法案》就確定了這一制度，時隔40多年足以驗證其可行性。

三、放松從業人員證券交易限制，促進自覺披露信息的隱形機制形成。《證券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證券交易所、證券公司和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的從業人員、證券監督管理機構的工作人員以及法律、行政法規禁止參與股票交易的其他人員，在任期或者法定限期內，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義持有、買賣股票，也不得收受他人贈送的股票。任何人在成為前款所列人員時，其原已持有的股票，必須依法轉讓。該條規定一直都頗受爭議，全國人大代表、湖南證監局局長楊曉嘉曾提交議案建議修改此條款。美國自詡是世界上金融監管最嚴厲最健全的，但美國并沒有禁止證券從業人員購買股票，甚至其親屬委托其買賣股票時與其他委托人享受平等待遇。美國的做法不是對內幕交易的放縱，而是因為美國證券業內部自律性規范及管理比較完善，從業人員為了讓自身的證券交易行為不被認定為內幕交易，積極促使有關方進行信息披露，進而減少了內幕交易的發生。大禹治水，改堵為疏。我們應在加強內部建設的同時逐步放開對證券從業人員股票交易的限制，正如楊曉嘉所提議的，可以先允許其購買本公司的股票，加強從業人員對公司的責任感、榮譽感，進而提高該公司的信息披露程度，最終影響整個業界。當然，從業人員相對普通市民必須更加規范、透明，建立嚴格的申報、登記等制度。

四、疏導信息披露途徑及范圍，從根本上減少內幕交易的可能性。控制內幕交易不應當僅從打擊、防范行為人入手，內幕交易的核心在于內幕的存在，減少內幕的存在是事半功倍之舉。目前我國對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方面的管理不甚嚴格，甚至存在上市公司故意虛構信息，操作虛假交易的現象，例如億安科技在莊家操縱期間散步了所謂“與清華大學合作”、“開發電動汽車、納米技術”等不少虛假信息。對信息披露的審查不嚴格自然為內幕交易留下了漏洞，因此強化信息披露監管是打擊內幕交易最根本的途徑。五、擴大監督主體，引入先進監控技術。證監會及新協作打擊體系中的各個機關都應該開辟公開的舉報途徑，鼓勵社會大眾及媒體輿論進行舉報。美國在這方面的投入非常大，懸賞金額相當于內幕交易非法獲利的10%，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將打擊內幕交易變成一種群體性運動才能將這一非法活動的發生率降到最低。證券交易非常頻繁，僅僅依靠人力是不足以完成監管的，美國等發達國家都為此開發了專門的監管軟件，以高科技檢測配合人力經驗監控，而我國在這方面卻基本是空白，與市面上流通的炒股軟件根本無法比較，這方面應該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