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義價值是刑事檢察公訴的目的性價值目的

刑事檢察公訴在構建既能滿足社會和國家對它的需要，又符合自身社會事實存在屬性的價值觀體系的進程中，選擇正義作為自身的目的價值，不惟“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國家等社會事實存在都必以“正義”為其目的價值，這就是說正義對于國家等社會事實來說具有“本身的存在意義或終極目標的意義”。’這是因為刑事檢察公訴所承擔的任務就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社會公共利益恰好又是正義的尺度和目標，可以說刑事檢察公訴本身就是民主憲政條件下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需要的產物。這就是為何人們總在情感上直覺上將刑事檢察公訴視作正義的化身，對一起刑事案件作指控的失敗，總會被民眾視作“正義”對邪惡的失敗的原因之所在。

刑事檢察公訴以刑事指控為手段，在解決因犯罪而引發的社會矛盾中發揮積極主動作用，維護和保護社會公共利益，就是其正義價值目的的實現。這一價值目的的實現有如下特點：(1)其實現的過程就是對刑事檢察公訴的兩個工具價值目的的實現，即對秩序價值和效率價值的實現;(2)其實現與否的評價標準是法律正義和程序正義;(3)其實現的手段和程序都是由法律預先所規定和限制的。這里我們就重點討論刑事檢察公訴實現其正義價值的兩個評價標準。

(一)刑事檢察公訴對法律正義的實現

正義價值是一個理想化的，又具有極度抽象和憑直覺感知的目的。“唯有當理想性是某種理想時，則這種理想性才有內容和意義”，黑*爾又說道“理想性的本質即顯然在于作為實在性的真理。”理想性的東西本來不好把握，而抽象和直覺的理想的是否實現就更不好衡量。只有當這種價值目的被賦予實在的內容和意義，才能被實現為能為人所運用，并能作為評價標準的價值目的。法律正義就是賦予刑事檢察公訴價值目的以具體內容的評價標準之一。刑事檢察公訴實現法律正義有如下要求：

1、在刑事檢察公訴工作中，必須以辯證唯物主義真理觀為標準，積極主動地以法定證據形態為載體，正確認識涉嫌犯罪的案件事實。案件事實是決定是否提起公訴發動審判程序的基礎，涉嫌犯罪的行為存在于案件事實之中，社會公共利益是否被侵犯及其程度，也反映于案件事實之中，而這個案件事實又必須是由法定形態的證據所反映和證明的。因此，在“誰主張誰舉證、誰指控誰舉證”的原則規定下，負有指控和證明犯罪責任的檢察公訴方為了有效地依法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就應該以積極主動的態勢，以自向證明和他向證明為要求，以法定證據形態為載體，查明案件事實真相。雖然人的認識真理的能力是無限的，但是在一時一地則是有限的，因此，總有案件會因為證據不足而存疑，但作為負有舉證責任的檢察公訴方仍應依法努力或自行或指導偵查查清案件事實真相，因為，只有案件事實真相才是分清有罪無罪是非曲直的基礎，任何違背事實的“出入人罪”都是非正義的，也都是不符合甚至是違背社會公共利益的。

2、在刑事檢察公訴工作中，必須正確適用刑法和相關法律。法律是處理案件的準繩，這已為人們所廣泛接受，但仍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一是在追求法律正義要求下，要正確區分領導個人意志和刑事政策的界限，由于我國有著悠久的大一統集權統治的歷史文化，“唯上”有著歷史的傳統和現實的慣性，在強調法治的條件下，仍會把領導的個人意志與作為“社會整體據以組織對犯罪現象的反應的方法的總和”的刑事政策相混淆，尤其是將領導個人意志作為刑事政策介入刑事案件的處理之中，這樣既是對憲法規定的“獨立行使檢察權”原則的違背，又是對法律正義的背叛。二是對于屬于“行政論”的案件，要看到對這類案件的法律兩次調整特征，即首先應依調整案件所存在于的法律關系的法律確定案件基本性質，對于嚴重違反該基礎法律的行為，才能再行以刑法條文規定加以丈量，確定犯罪是否構成，而不能簡單地直接用刑法條文一次丈量評價，使似是而非的行為被錯誤地定罪。

3、要充分尊重法官的中立和平等對待，充分尊重辯護人依法行使辯護權。這是控辯雙方“平等武裝”下的現代刑事訴訟三大職權的現實保證，更是實現法律正義的保證。因為，在控、辯、審等腰三角形的構架下，才是發現和證明案件真相和正確適用法律的最有效途徑。

(二)刑事檢察公訴對程序正義的實現

“程序正義，是指法律程序在具體運用過程中所要實現的價值目標”，程序正義是刑事司法實現正義的又一個評價標準，而且這個標準較法律正義具有更直觀地看得見的特征。刑事司法通過刑事訴訟解決因犯罪而引發的社會矛盾，其實質就是通過“矯正正義”的實現，維護被犯罪所破壞和擾亂的“分配正義”，因此，不惟要有刑事司法的實體性地達致法律正義，而且要實現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的程序正義，唯如此，才能實現為社會公共利益維護所需要的正義價值。美國大法官杰克遜曾不無道理地強調就是這個道理：“程序的公平性和穩定性是自由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只要程序適用公平，不偏不倚，嚴厲的實體法也可以忍受”。程序正義的實現標志是正當程序。即“按照法律規定，對受指控在的合法權利加以保護的一種法律程序”。刑事檢察公訴實現其履行職務的程序正義，至少應堅持如下正當程序要求：

1、履行職務的嚴格遵守法律規定的程序。這是正義程序的最低要求，要以未經法律規定允許不得為，法律己然規定的必得為的法治思想為指導，規制自己的職務行為。目前在我國的個別從事公訴工作的檢察宮中存在一些與此相違背的傾向，一是不注重對法定的告知義務的履行，不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或者是訊問中不允許被訊問人充分辯解;二是存在對辯護人行使辯護權的“天生”的對立情緒;三是盡可能地打法律規定的“擦邊球”。如此，不僅嚴重損害了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形象，更是對正義程序的違背。

2、審查采信證據嚴格依法把關。過去在“客觀真實”認識原則指導下，人們輕視程序正義，蔑視正當程序，否認程序正義的價值意義，于是為了追求所謂的“案情真相”，不惜一切手段，甚至踐踏了涉嫌犯罪人的基本人權。在今天這種錯誤慣性地流傳下來，我們仍不時聽到看到其發生。作為公訴檢察官應當以維護社會正義的追求和維護，堅決排除以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材料，即使某個非法證據材料對定案定罪至關重要亦應予以排除。不僅如此，還應對非法獲取證據的行為予以堅決查處。

3、公訴工作運行機制嚴格依法定機制進行。近年來在“全社會實行公平和正義”的要求下，相關司法機關都在進行有效的改革探索，取得了很好的實效。但不可否認，仍有違反正當程序和法律規定的盲目冒進的地方。當前廣泛獲得好評的主訴檢察官辦案責任制的改革就是其中之一。在該項改革中，主訴檢察官對相當大量的案件獲得了提起公訴的決定和實施權力。如此，確實增強了主訴檢察官的辦案責任性，也節省了人力資源，減去了部門負責人審核和檢察長審批兩個環節。但問題是：(1)這項改革違背了法律的授權規定，我國憲法性法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15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案件，由檢察長或者檢察員以國家公訴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訴，并且監督審判活動是否合法。”該條規定的是“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提起公訴的主體是“人民檢察院”，同法第3條第一款后項規定“檢察長統一領導檢察院的工作”，同時考察我國憲法法律沒有授予檢察官提起公訴決定權的規定，因此，結論是提起公訴的決定權依法只能由檢察長擁有，基于法定公權力非經法律允許不得轉讓，主訴檢察官擁有提起公訴決定權顯然缺乏法律依據。(2)一般法治發展水平較先進的國家如法、德、英等國都設有審前審查程序，目的是防止公訴權的濫用，而在我國缺乏法定的審前審查程序，既沒有大陪審團制度，也沒有預審法官制度的條件下，三級審批制度，雖為檢察院內設審核、審批環節，仍不失為對審前審查程序的救濟和彌補，但主訴檢察官辦案責任制則將這種救濟措施取消了，將提起公訴決定權拱手交予一人，方便了“公訴權的濫用”，這是十分危險的，更是不符正當程序要求。為此，有必要引出“可訴性”和“可司法性”概念。“可訴性”在民事訴訟中表現得比較明顯，民事訴訟原告有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權利，這里就含有可訴性，顯見“可訴性”表明訴權的私權利性。而對應的“可司法性”表明的是裁判權發動的屬性。強大的公權力以訴權對待個別的自然人，且訴的結果又會危及被告的人身、財產、自由等重大權利，當然就有了審前審查程序存在的理由，使公訴機關的訴權僅具有“可訴性”，僅僅在這種“可訴性”通過了審前審查程序才具有“可司法性”。而我國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就不簡單的只是具有“可訴性”，而是已然地開啟了刑事審判程序，因而也就具有了“可司法性”。因此，在沒有審前審查的條件下，不應以主訴制或將任何公訴權歸單一個行使主體的形式取代展現公訴權自律的內設審前審批制度。

二、刑事檢察公訴的工具價值目的之一：秩序

刑事檢察公訴實現價值目的的途徑之一就是對秩序工具價值目的的實現，相對而言，其對秩序價值目的的追求，更直接、更具體。因為，刑事檢察公訴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直接動因就是對秩序的維護，實現刑事檢察公訴權的行使，就是在依法保障相關刑事訴訟當事人權利的同時，努力使犯罪付出對價成本，保證為犯罪所侵犯的秩序得以維護，以此推動矯正正義的實現，從而維護社會公共利益。

刑事檢察公訴以秩序為其工具價值目的，源自于法的任務的實現。“法的任務就是穩定國家秩序和社會秩序，保持社會和國家的制度結構和司法判決的管轄權”。以此，一方面“法保障并保護個人和集體的福利”，另一方面“法有助于形成有序而和平的國家和社會的生活過程”。法的任務正反映的是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作為法的組成部分刑事法律理所當然地承擔著同樣的任務。檢察機關是法律尤其是刑事法律的實施者，當然要通過其職務履行推動法律的任務的完成和實現。

(一)刑事檢察公訴所要實現的秩序價值是法律秩序價值

以社會學的觀點，“如果并且只要社會行為為平均地或近似地以可以表述的‘準則’為指南，我們便想把社會關系的意向內容稱為‘秩序’”。秩序有習俗秩序、道德秩序、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其中“法律秩序是最為發達的秩序”，刑事檢察公訴所追求實現的秩序價值目的也即這個“最為發達的秩序”。一般認為“法律秩序(Lesal.rder)是以法律的立場進行觀察，從其組成部分的法律職能進行考慮的，存在于特殊社會中的人、機構、關系原則和規則的總體……法律秩序也包括某種原則與規則，如行為的推測等。法律秩序的這個術語被諸多法學家在不同意義上用作制度與法律體系，甚至是法律的同義詞”。簡言之，法律秩序就是由法律所確認維護和規范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或是先在于法律的確認，或是因法律事實而建立。法律之所以要確認、維護和規范這種社會關系的存在，只在于這種社會關系體現了正義，符合了社會公共利益。可見，一方面，“法律以合乎法性的及其他類似的形式，體現了社會公民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反映出“法律旨在創設一種正義的社會秩序”。刑事檢察公訴就是以實現這種法律秩序為手段，防范和打擊犯罪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侵害，滿足社會對安全穩定的需要，完成法定的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實現正義這一終極性的目的價值。

刑事檢察公訴所要實現的秩序價值是刑事法定的，即服務對象的法定化。社會秩序有多種，并非每一種秩序都為法律所調整，法律調整的是關乎社會公共重大利益的秩序。刑事法律的補充性決定了刑事法律對秩序價值的實現和秩序的維護，并非是通過調整社會關系來實現的，刑事法不直接調整社會關系，它只是以嚴重違反直接調整社會關系的基礎法律，并且有刑事違法性、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和應予刑事處罰為條件，才對行為評價為犯罪，并予刑罰處罰，兼而達到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的目的，維護了法定秩序，因此說，刑事法律對秩序價值目的的實現，具有秩序價值實現低限的維護意義。刑事法律的懲罰性，及其最嚴厲的法律處罰性質，決定它的“以暴制暴”屬性。因此，刑事法律成為秩序維護手段：一是具有有效性，可以以監獄等國家暴力機器保證實施;二是必須是嚴格的對象法定性，這個對象包括了被侵害對象和被適用刑法的對象;三是手段適用的謙抑性，應堅持“疑罪從無”、“疑案從無”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