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服務互金平臺公司的過程中發現，由于目前互聯網金融行業的法規政策尚不健全，對于互聯網金融公司的業務模式尚無法做出明確的結論性意見。本文從我們處理的委托理財業務若干業務模式進行分析，結合司法實踐中的各類裁判觀點，以期更好的了解各類法律關系下的各種風險和法律后果。

目前，互聯網金融公司通過平臺開展業務，較為常見的是采用如下模式：

根據上圖可以看出，投資人將資金交付于互聯網金融公司，而后互聯網金融公司以自己名義，按照與投資人的約定進行投資理財，實際上屬于委托理財的關系。

目前，涉委托理財糾紛案件數量大幅增長，并呈現出案件類型多、訴訟金額高、涉案人數眾等特點，而理論界與實務界對于涉委托理財糾紛的法律關系認定、舉證責任分配、歸責原則等均存在較大爭議，我們發現，司法實踐中裁判尺度不統一現象較為突出。

該類案件主要案由涉及委托理財合同糾紛、保證合同糾紛、借款合同糾紛、居間合同糾紛，法律關系的認定種類主要包括委托理財關系、借款合同關系、信托關系、委托關系、合伙關系、居間關系等六類，主要涉及的爭議問題包括法律關系認定、合同效力認定、保底條款認定、證明責任分配和歸責原則。

本文中，筆者經檢索相關司法案例，從司法實踐的角度分析互聯網企業上述業務模式的法律特征和相關法律問題。

(一) 法律關系認定

經檢索案例，通常認定的法律關系主要包括委托法律關系、委托理財法律關系、借款法律關系、合伙法律關系、信托法律關系，具體內容如下：

1. 委托法律關系

根據《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條和第三百九十七條的規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約定，由受托人處理委托人事務的合同，委托人可以特別委托受托人處理一項或者數項事務，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處理一切事務。一些觀點認為，委托理財合同是委托合同的一種，委托的事務是理財，委托理財權利義務的處理可以完全按照合同法關于委托合同的規定處理。

2. 委托理財法律關系

根據《民事案件案由規定》【法（2011）42號）】，委托合同和委托理財合同是二級案由合同糾紛項下并列的兩個三級案由（第104項和第105項），鑒于案由是法律關系的高度概括，可見委托理財合同不同于委托合同。委托理財作為合同法分則沒有規定的一種無名合同，只參照委托合同的部分原則性規定，委托理財雙方的權利義務主要根據委托理財合同的約定處理。

例如，青海省西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在(2016)青01民申17號再審案件中，認定委托理財合同是指委托人與受托人簽訂的受托人將委托人的資金、證券等資產投資于期貨、證券等交易市場或者通過其他金融形式進行管理，投資收益按雙方的約定分配或受托人收取代理費的協議。

3. 借款法律關系

一般認為，合同名稱與約定的權利義務關系不一致的，應當按照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確定合同的類型、案由和法律關系的性質。當事人雙方在委托理財合同中約定，委托人將資金、證券等資產交由受托人管理，無論盈虧受托人均保證委托人獲得固定本息回報，屬于“名為委托理財、實為借貸關系”的情形，應認定雙方成立借款合同關系，以借款合同糾紛確定案由，并適用借款合同相關的法律規定。

例如，河南省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在（2015）新中民金終字第209號案件中認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約定，由受托人處理委托人的事務，委托人在委托事務范圍內以受托人名義實施民事法律行為，在委托關系中受托人處理委托事務的結果具有不確定性，委托人接受受托人處理委托事務的結果，委托理財合同具有委托合同的一般特征。而本案中根據賈普娥出具的證明內容顯示，雙方約定到期償還本金和確保固定收益，不符合委托代理的法律特征，而與民間借貸中一方將金錢轉移給另一方，另一方到期返還本金并按約定支付利息的民事法律行為的特征相吻合，故依法認定雙方名義上是委托理財關系，但實質系民間借貸的法律關系。

4. 合伙法律關系

如前所述，合同名稱與約定的權利義務關系不一致的，應當按照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確定合同的類型、案由和法律關系的性質。當事人在委托理財合同中約定，委托人將資金、證券等資產委托給受托人，受托人提供專業理財服務，雙方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屬于“名為委托理財、實為合伙關系”的情形，應認定雙方成立合伙關系，以合伙協議糾紛確定案由，并適用合伙相關的法律規定。

例如，浙江省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在(2016)浙06民終1481號案件中，認定雙方簽訂的共同出資委托理財協議，主體適格，意思表示真實，內容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應認定為合法有效，根據協議內容，雙方為合伙關系。

5. 信托法律關系

根據《信托法》第二條的規定，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對受托人的信任，將其財產權委托給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義，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進行管理或者處分的行為。委托理財合同中，委托人將其資產委托給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并以受托人自己的名義進行管理，以使委托人或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獲得收益，應認定成立信托合同關系，并以信托合同糾紛確定案由，并適用信托相關的法律規定。

例如，昆明市五華區人民法院在（2016）云0102民初4675號中，認定在信托合同中，受托資產一旦成為信托財產，它獨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自有資產，受托人需以自己名義處理信托事務。根據庭審已查明事實，原告將資金轉入被告指定賬戶，實際上由被告占有。合同簽訂至今，原告未參與與該筆資金有關的任何活動，均是由被告以其自己名義對此筆資金進行管理、處分。故本案所涉《委托資金、財產（預約）咨詢管理協議》符合信托合同的法律關系。

(二) 合同效力認定

相關爭議主要圍繞委托理財是否為特許經營之業務、受托人是否須具備一定資質、保底條款對整個委托理財合同的影響三個因素而展開，并形成以下幾種觀點：

1. 合同無效

有觀點認為，委托理財業務是一項需要獲得行政許可的金融業務，有必要對受托人的身份進行適當限定，并對受托人提出一定的準入要求。盡管現實生活中存在大量非金融機構所從事的委托理財活動，但從政策引導和規范發展及防范風險的層面出發，不宜將上述主體的委托理財活動合法化。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在（2014）滬高民五(商)終字第37號案件中也認為，資產管理業務為特許經營業務，根據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和證監會的監管規定，證券公司從事委托理財業務應取得業務資質，否則應認定合同無效。

另外，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在（2016）鄂9004民初1461號案件中，認定原、被告簽訂的委托合同中有關承諾保證原告獲得固定本金的約定，具有保底條款的性質，該約定違背了民法的公平原則以及委托關系中責任承擔的基本規則，亦違背了市場基本規則，故原、被告于2015年6月18日委托合同無效。

2. 合同有效

依法成立的、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合法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根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無效合同包括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等五種。因將委托理財認定為金融機構專營或特許經營的無法律和行政法規的依據，且委托理財合同也并不損害公共利益，委托理財合同不存在上述無效的事由，應認定為有效。

另外，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在（2016）粵0303民初15267號案件中，認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十條規定當事人超越經營范圍訂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認定合同無效，但違反國家限制經營、特許經營以及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經營規定的除外。原告系自行在證券公司開設賬戶，之后自愿將賬戶及密碼交由被告福州劍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管理，雙方形成一般民法意義上的委托關系，且我國現行法律和行政法規并未禁止非金融機構或自然人接受特定他人的理財委托，同時原告并無證據證實被告福州劍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在同一時期內共同或者分別接受社會上不特定多數人的委托從事受托理財業務，特別是進行集合性受托投資管理業務。因此雖然被告福州劍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經營范圍不含證券業務，但不能因此認定為無效。

(三) 保底條款認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聯營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四條第（一）款規定，聯營合同中的保底條款，通常是指聯營一方雖向聯營體投資，并參與共同經營，分享聯營的盈利，但不承擔聯營的虧損責任，在聯營體虧損時，仍要收回其出資和收取固定利潤的條款。這條規定是“保底條款”的本源，最初適用于聯營合同，逐步擴展至委托理財、中外合作經營企業、股權投資、證券基金等領域。該條同時規定，保底條款違背了聯營活動中應當遵循的共負盈虧、共擔風險的原則，損害了其他聯營方和聯營體的債權人的合法權益，應當確認無效。委托理財中的保底條款一般表現為委托人不承擔理財風險，受托人承諾保證本金不受損失及一定的收益。保底條款是受托人吸引投資者投資的關鍵所在，也是委托理財合同的核心條款。

目前司法實踐中的觀點如下：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在（2016）京0108民初13159號案件中認為，依據民法的公平原則和合同法對委托合同法律關系的權利義務規定，一方不能對理財的收益和損失做出承諾，否則即使得雙方的權利義務不對等，違背民法的公平原則。本院認為該合同約定了保底條款，應屬無效約定。因保底條款系該委托理財合同的目的性條款和核心條款，故保底條款無效導致本案委托理財合同整體無效。同時，上述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在（2016）鄂9004民初1461號案件中也做出了類似認定。

此外，廣東省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2016）粵19民終4903號案件中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第七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履行合同，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盡管該保底條款是《合作協議》雙方以意思自治的形式對受托行為所設定的一種激勵和制約機制，但是，證券、期貨等金融投資是一種高風險的行業，投資者自行承擔投資風險是金融市場的基本原則，保底條款的存在免除了委托人應承擔的投資風險，違反市場基本經濟規律，致使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的民事權利義務嚴重失衡，既不符合民法上委托代理的法律制度構成，亦違背民法的公平原則。

(四) 證明責任分配和歸責原則

委托理財合同中，委托人只關注收益情況，至于受托人是否從事了理財業務以及從事了什么理財業務委托人往往并不關心。受托人在合同履行中是否存在過錯、由誰來證明過錯的存在是化解委托理財糾紛的關鍵。在委托理財合同有效的情況下，雙方因委托理財合同產生糾紛，證明責任分配和歸責原則決定了當事人的責任承擔和責任大小；在委托合同無效的情況下，證明責任分配和歸責原則也會影響合同無效后的責任分擔。司法實踐中，關于委托理財合同的證明責任分配和歸責原則有以下幾種觀點：

1.  由委托人證明受托人有過錯的過錯責任原則

根據《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條的規定，受托人只有存在過錯、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情形下給委托人造成損失的，委托人才可以要求賠償損失。該觀點認為，《合同法》明確規定委托合同應適用過錯責任歸責原則，委托理財合同作為委托合同的一種，當然適用委托合同的相關規定，應由委托人證明受托人存在過錯、故意或重大過失，以及該過錯、故意或重大過失導致了委托人的損失，即過錯與損失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例如，廣東省中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在（2016）粵20民終4191號中，認定劉清香未及時報告理財情況，雖不必然導致合同目的無法實現，但使得劉植遠錯失了及時根據盈虧情況作出理財指示的有利時機，導致持續虧損，劉清香對虧損情況加以隱瞞，具有過錯，應承擔相應的過錯責任。

2. 由受托人證明自己無過錯的過錯推定原則

該觀點認為，因受托人處于信息優勢地位，掌握著相關的證據，故受托人應證明自己全面、正確的履行了合同義務，不存在過錯。雖然過錯推定原則主要是針對過錯的認定問題，但由于過錯推定原則的適用以因果關系的存在為前提，受托人還應對其進行資產管理過程中不存在過錯、其過錯與委托資產損失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如受托人無法證明自己無過錯或其過錯與委托資產損失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應對委托人承擔責任。

3. 由受托人證明存在免責事由的無過錯責任原則

《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該條處于合同法的總則部分，統領整部合同法，因此，根據這一條的規定，合同法原則上采用嚴格責任歸責原則，只有在合同法分則對有名合同有其他規定時，才能適用合同分則的規定。合同法分則并無委托理財這一合同類型，委托理財合同應適用無過錯原則，只有在受托人證明免責事由的存在時方能減輕或免除責任。

4. 受托人的告知、說明、風險提示等義務

《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條規定：“受托人應當按照委托人的要求，報告委托事務的處理情況。委托合同終止時，受托人應當報告委托事務的結果。”這一條規定在委托合同中無足輕重，但對委托理財合同而言則顯得尤為重要。有觀點認為，由該條的原則性規定可以引申出委托理財合同中受托人的告知、說明、風險提示等義務。委托理財合同對告知、說明、風險提示等法定合同義務更嚴格、更全面、更及時的履行要求是其不同于委托合同的特殊之處。

告知、說明、風險提示等義務的履行情況是判斷委托人是否存在過錯的重要因素。如果認為受托人沒有告知、說明、風險提示等義務，僅在委托結束時有交付理財結果的義務，因為市場風險屬于客觀因素，那么受托人對損失的造成沒有過錯；相反，如果認為受托人有上述義務，不僅要在委托結束時交付理財結果，還要在履行過程中全面、及時和充分的履行這些義務，受托人對未履行或未適當履行告知、說明和風險提示義務的，應認定存在過錯。并且，如果認為受托人有告知、說明、風險提示等義務，由哪一方來證明受托人履行了上述義務就關系到證明責任的分配。因此，對委托理財合同中告知、說明、風險提示等義務的不同認識直接影響了對當事人證明責任的分配和歸責原則的確定。

例如，湖北省武漢市漢陽區人民法院在（2016）鄂0105民初2037號案件中，認定原告程玉霞在被告陳虹完成購買該投資基金行為后，其對被告陳虹交給她的入伙協議及認購出資確認函并未提出異議，可以視為原告程玉霞對該理財產品風險性的認可。原告程玉霞主張在理財產品虧損后要求被告陳虹返還投資本金及收益，但未舉證證明原告程玉霞與被告陳虹之間對委托理財有保本的相關約定，也未證明委托理財因被告陳虹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投資款虧損，其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

當前，不同法官對委托管理糾紛案件的裁判尺度并不統一，這既會增加此類案件服判息訴的難度，也會損害司法的公信力。

但即便如此，從法院的司法態度可以看出，法院判決通常會從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的角度出發，基于目前合同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做出認定。依據該認定，互聯網金融公司可以核查自身業務模式、協議文本、平臺展示等方面可能出現的糾紛問題，繼而有效調整相關經營策略，避免出現重大不利影響的訴訟糾紛。

作者：朱蕾  孫超

來源：國浩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