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侵權中所謂的損害，是指行為人因實施了污染或破壞環境的行為，并通過環境的作用而致他人人身、財產和其它權益損害的后果。環境侵權致人損害和一般侵權致人損害相比，除它們都是對合法民事權益造成的損害結果，具有客觀性、確定性和法律上的可補救性外，還具有一般民事侵權所不具有的特殊性。

首先是損害的潛伏性，通常一般侵權行為所造成的損害后果，都是在當時或者在損害發生后不久即表現出來，而環境侵權則不然，由于侵權是通過環境這一載體而致他人損害，很多情況下環境侵權的損害后果，特別是對人體健康造成的損害后果，常常要經過較長的潛伏期才能表現出來，如日本70年代發現的骨痛病，其潛伏期就長達十余年。

其次是損害的廣泛性，環境污染損害特別是大型危險企業造成的環境污染損害，如前蘇聯的切爾諾貝利核電污染事故以及前不久發生的松花江特大水污染事故，不僅受污染損害的地域和對象廣泛，而且污染危害持續時間長，其所侵害的民事權益不僅包括人身、財產等物質性損害，而且還包括精神性的非物質損害。

致害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是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但該要件內容的證明責任在加害人，其作為要件的重要性被弱化。

哲學意義上之因果關系指事物或現象之間所存在的內在的、必然的聯系。其中能引起一定現象產生的現象稱為原因，而被引起的現象則稱為結果。在侵權法上，因果關系作為責任構成的必備要件無可爭議，但在具體判斷原因和結果的關系上卻顯得異常困難。由于現代工業事故和其他事故的大量涌現，因果關系問題亦越來越復雜。該問題目前仍然是一個遠未解決的難題[15].

民法上因果關系之學說林立，重要者有條件說、相當因果關系說、預見說及法規目的說[16].各學說之主要內容為：1、條件說主張凡屬于發生結果的條件皆為原因。2、相當因果關系說亦稱適當條件說，認為“某原因僅于現實情形發生某結果者，尚不能即斷定其因果關系，必須在一般情形，依社會通念也能發生同一結果者，始得認為有因果關系”[17].3、預見說則主要偏重于確定損害賠償范圍，即在賠償范圍上以損害義務人預見之范圍為范圍[18].4、法規目的說認為行為人對于行為引發之損害是否應負責任，非探究行為與損害間有無相當因果關系，應探究相關之法規(或契約)之意義與目的。該學說之實質是將因果關系自責任構成要件剔除，而徑依法規之內容與目的衡量行為與損害之關系。據說該學說“現已替代相當因果關系說”為德國法院所采納[19].

上述學說中以相當因果關系說為現代大陸法系的通說，盡管該說被譏為將一法律問題視為可能率之科學問題，但因其不僅現實可行，而且符合法律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之精神，為我國實務界所接受[20].

同一般侵權一樣，在環境侵權損害中，只有污染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致害人才應對其行為承擔民事責任。但另一方面，在環境侵權損害賠償中，由于環境侵權的特殊性，多因一果的情況普遍存在，不僅因果關系的認定極為復雜，而且客觀上還存在諸多難以克服的困難。具體表現在：1、環境侵權不同于一般侵權，其污染行為往往是通過環境即以環境為媒介而作用于人或物，致害過程具有間接性，其因果關系通常不會立即顯現出來;2、排放到環境中的污染物有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其損害結果的產生往往需要很長時間，加之很多污染還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因果關系的判斷極為困難。3、由于認識能力和科學技術水平的制約，人們對各種污染物在環境中遷移、擴散、轉化的規律以及致害機理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尚不能很快作出科學說明。

在一般侵權責任中，受害人負有證明其所受損害與加害人行為間具有因果關系的義務。然而在環境污染侵權中，正是環境污染侵權因果關系的復雜性和證明的困難性，如果堅持這一證明分配原則，在大多數情況下，受害人難以獲得賠償。這與人們對工業事故損害賠償的總原則和法感情是不相吻合的。一種常見的緩解方法是采用推定因果關系規則，即在污染環境侵權責任中，只要證明企業已經排放了可能危及人身健康或造成財產損害的物質，而公眾的人身或財產已在排污后或正在受到損害，就可以推定這種危害是由該排污行為所致[21].在推定因果關系中，所采取的確定損害與原因的具體標準即是相當因果關系，即在污染環境公害案件中，如果在損害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蓋然性聯系，則應解釋為在法律上存在著因果關系[22].

推定因果關系規則實質上并未根本解決受害人的證明責任和證明的困難問題。在環境污染侵權中，應當改變的是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分配原則。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在這方面做出了極為顯著的貢獻，順應了我們所處時代的公平正義理念，彌補了我國環境侵權法領域的一項重大缺陷，解決了環境侵權損害賠償因果關系認定所面臨的困難。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3)項規定：“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由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這是我國最高審判機關以司法解釋的形式作出的關于在環境污染損害賠償訴訟中適用因果關系推定原則的具體規定。根據這一規定，如果加害人能夠證明其污染行為與被害人所受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加害人則不承擔民事責任，否則即推定加害人的行為與被害人所受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因而應承擔環境侵權的民事責任。該項司法解釋已根本性地改變了因果關系在環境污染侵權責任構成中的地位和作用，考慮到證明一項不存在事情的高度困難性，我國最高司法機關在該領域中因果關系理論上的認識似已與前述法規目的說接近。

所應注意的是，在我國環境侵權損害賠償中，因果關系推定與由加害人承擔舉證責任(即人們常謂之舉證責任倒置)并不一致。兩者之目的雖然都是為了維護受人之利益，但手段不同，最終效果也各異。就因果關系推定而言，并未改變受害人承擔舉證責任的地位，所改變者僅是證明的程度或法律所采的因果關系學說。改變對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從而根本性地免除了受害人的證明義務，因而屬全面徹底之解決辦法。此舉雖加重了排污企業的負擔，但是在環境侵權損害賠償訴訟中，由于環境污染損害涉及到許多科學技術、生產工藝和損害機理等問題，通常需要相關的專業知識和技術手段才能取得有關證據，而環境污染損害的受害人往往又是普通公民，由于基于本人文化知識和技術手段的限制，要證明環境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在環境侵權損害賠償訴訟中仍堅持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環境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無法認定，受害人的民事權益也將無法得到保護。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才規定由環境侵權的加害人即被告承擔，這完全符合我國環境保護法律之目的和現代民法所追求的實質正義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