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學者認為這一條款實質上對票據抗辯的限制的否定，認為這樣的規定違背了票據立法的指導思想，使票據法失去了本來的意義，這非常不利于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甚至認為此規定使票據抗辯的限制形同虛設。[12]有的學者則認為，該條的規定并不是從實質上限制了票據抗辯，而只是為了使票據更具規范化，其明確地規定了票據抗辯的事由，防止了票據的濫用。[13]也有學者認為，這條規定容易引起誤解，讓人們對票據的無因性和票據抗辯的限制產生懷疑，從某種程度上不利于票據流通，所以為了不產生異議，其建議在進行票據法修改時將第1款舍去較為合理。

筆者認為，我國《票據法》第10條第1款的規定是民法的內容在票據法中的體現，系票據基礎關系的規定。它是要提醒人們應當遵守民法的一般原則。這一規定與票據抗辯的限制并沒有沖突，而是使票據更具規范化，有利于票據在實際生活中的具體運用。所以，筆者對有的學者建議在進行票據法修改時將第1款舍去是不贊成的。

(二)對加大對票據效力抗辯的限制力度的看法與認識

對于票據效力問題，我國票據法規定了對票據偽造、變造的抗辯及無行為能力和限制行為能力人簽發票據和進行票據背書的抗辯以及對無權代理的人所為的票據行為的抗辯。筆者認為，我國應當加大對票據抗辯的限制力度，特別是在票據代理這一方面。《票據法》第5條規定：“票據當事人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在票據上簽章，并應當在票據上表明其代理關系。沒有代理權而以代理人名義在票據上簽章的，應當由簽章人承擔票據責任;代理人超越代理權限的，應當就其超越的部分承擔票據責任”的規定過于籠統，而對于表見代理、隱名代理、被代理人追認代理的效力問題則沒有任何的規定，這使得執法者在遭遇這些問題時無法可依，無從下手。如在表見代理中，由于被代理人管理問題或對無權代理人的過分信任，如將某預留印鑒交付無權代理人，就會導致無權代理票據行為的發生，而我國《票據法》對此情況沒有規定。

筆者認為，為了更加有效地保護票據的流通性，發揮票據的作用，在以后票據法的修改時，應當針對怎樣使票據有效，從怎樣才能最大程度發揮票據的作用角度出發進行修改，對我國票據法上的票據效力問題的空白部分-表見代理、隱名代理、被代理人追認代理的效力問題進行增加與完善。這樣就非常有利于我國票據作用的發揮和社會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