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時孩子還在娘胎。

孩子出生后，

父母要求胎兒也應該分得一份，

雙方各執己見、互不妥協，訴至法院，

湖南省瀏陽市人民法院這樣判……

2020年，韓女士所在村民小組參與土地征拆，并于當年7月正式形成征收土地補償款分配決議，決定按2019年6月28日24時本組在籍在冊人口進行第一次分配。

在決議規定的截止時間，韓女士正處于待產階段，當時她就提出腹中胎兒也應參與分配的要求，但未獲得村民小組同意。

2019年10月14日，韓女士的孩子出生，并隨父母落戶于該村民小組。2021年6月，第一次土地征收補償款正式發放，此時韓女士的孩子已2歲，對此，她認為自己的孩子通過出生和落戶，已取得村民小組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理應參與組里的征地補償款分配，并多次找村民小組要求解決自己的訴求。

但村民小組稱，韓女士的孩子是在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后出生，在方案確定時，孩子尚屬胎兒，未取得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依法不能參與土地補償款的分配。

協商未果后，韓女士將村民小組告到法院。

湖南省瀏陽市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胎兒的合法權益應當得到保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召開村民會議，通過民主議定程序，就征地補償費如何分配進行表決，但不得違反國家法律規定。村民會議的表決結果不得剝奪胎兒的正當、合法權益，遂依法判決限村小組于判決生效后30日內支付原告土地征收補償費12萬元。

律師說法

胎兒為何能參與集體經濟補償款分配？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十六條規定，“涉及遺產繼承、接受贈與等胎兒利益保護的，胎兒視為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但是，胎兒娩出時為死體的，其民事權利能力自始不存在。”胎兒在生理上的特殊性決定了其作為民事主體，享受權利是主要的，而承擔義務是次要的。胎兒存在于母腹之中，無意思能力、行為能力及責任能力，但其享受的權利卻是相當廣泛的。

本案中，被告村小組決議“按2019年6月28日24時本組在籍在冊人口”進行分配，原告于2019年10月14日出生，原告在6月28日尚系胎兒，鑒于集體土地征收補償分配權系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一項基本權益，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生存和發展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對胎兒權益的保護，在集體土地征收過程中應當得到落實和貫徹。

由于我國實行的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依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立法宗旨和精神及有關政策規定，土地是村民的基本生活資料和生活保障，按戶口屬地原則，村民應享有戶口所在村的土地承包權和土地補償分配權，作為其基本生活資料和生活保障。土地補償費是對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喪失的補償，具有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的功能。土地補償費分配權是基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而產生的，在征收集體土地時，應把胎兒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預留份額。

轉載自“湖南高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