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帶責任是特定情形下，國家與公務員個人共同承擔賠償義務的賠償方式。發生連帶責任的情形有二種，一是國家機關過錯與個人過錯難以區分，為了便于受害人獲得賠償，法律一般規定可以向國家和公務員個人任何一方請求賠償;二是某些國家或地區的法律規定，只要公務員執行公務中的侵權行為出于故意，被害人有權既向國家請求賠償，也可以向公務員請求賠償，如我國臺灣省的規定。

連帶賠償責任的根據來源于二種理論，一是代位賠償理論，該理論認為，國家作為雇主，必須對雇員(公務員)執行職務上的侵權行為負連帶責任，受害人可以向國家或公務員個人任何一方請求賠償。二是法人賠償責任論，該理論則主張，國家作為機關法人，對于其董事及職員因執行職務所加于他人的損害，與該行為人負連帶責任。二種理論就賠償責任的歸屬而言是大體相似的，無大區別，只是前者是責任比后者范圍要窄，即雇員所負連帶責任，可以在特定條件下免責。條件是：只要雇主能夠證明在選用受雇人、監督受雇人執行職務方面已盡相當的注意，或盡管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的，國家可以免除賠償責任。而法人責任則不存在免責問題，即對于有法定代表權的公務員執行公務造成的所有損害，國家和公務員均負連帶責任，國家不得以在選任或監督公務員時已盡相當注意為免責理由。

連帶賠償責任的承擔方式通常是允許受害人向侵權行為人公務員或其所屬的機關任何一方提出賠償請求。在法國，提出這種賠償請求必須以請求對象為標準區分請求的機關。如果是以職務過錯為由，可以向行政法院起訴，要求國家賠償損失;如果以公務員個人過錯為由，則向普通司法法院提出，要求行為人賠償損失。當然，法國對公務過錯與個人過錯的合并責任經歷了一個由不承認到承認，由窄到寬的過程，開始時并不承認合并過錯責任的存在，而認為，行政責任與個人責任不能合并。后來為了更充分地保護受害人利益，最高行政法院放棄了原來的主張，通過昂蓋案和**尼耶案的判決，確認了合并過錯與合并責任的存在。認為受損害公民既有權起訴有過錯的公務人員，又有權起訴行政機關，任何法院不得以任何借口剝奪被害人的起訴權，也不能借口被害人行使了其中一次起訴權而不受理另一次起訴。[4]1949年后，合并責任有了新發展，即行政法院對“與公務有一定聯系”作了擴大解釋，主張損害雖發生于公務之外，但它是因公務賦予的工作造成的，國家就不得推卸其賠償責任。如一名治安守衛者，在下班后擦試槍支不慎走火打死另外一個人，雖發生于執行公務以外，但佩帶、保養槍支，則是職業所需，國家與個人合并負此責任。只要個人過錯“未喪失與公務的所有聯系”，合并責任就自動產生。

就方便受害人獲得賠償而言，先向國家請求賠償顯然有利，因為多數情況下，公務員個人無力賠償被害人的損失，且公務員過失越大，愈嚴重，損害也愈大，受害人得到的賠償機會也越小，而向國家機關提出賠償請求，則不存在機關無力支付的問題。就國家機關工作效率和保護公務員積極性而言，如要求受害人只對有個人過錯的公務員請求賠償，國家不負連帶責任，則容易挫傷公務員工作熱情，使其陷于頻繁訴訟，患得患失，萎縮不前，反而影響其工作，有害于整個社會利益。因此，雖然國家機關與公務員個人可能發生連帶責任的情形，但更多受害人愿意選擇國家為賠償義務主體，這已成為許多國家賠償制度發展中的一個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