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破產經歷了從有罪到無罪再到部分有罪的演變。增設虛假破產罪,標志著我國破產犯罪懲罰體系基本形成。虛假破產罪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客觀方面的行為是復合行為,具有手段行為并進入破產程序,行為要素即齊備;該罪應屬自然人犯罪,外部單位或人員可以成為共犯;該罪的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為完善破產犯罪體系,建議增設過失破產罪。破產法規定的無效行為,絕大多數屬于虛假破產罪的行為方式,其中五種可撤銷行為作為該罪的行為方式,有臨界期限制。該罪與妨害清算罪區分的關鍵在于是否進入清算程序,因而必須正確認定罪數。關鍵詞:破產犯罪虛假破產罪犯罪構成認定一、破產犯罪的沿革及我國的懲罰體系破產一詞作為法律上的用語,有實體和程序兩重意義。結合我國企業破產法規定,可以將法律意義上的破產定義為: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時,基于債務人、債權人的申請,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強制清算債務人的全部財產,以使全體債權人獲得公平清償的一種法律程序制度。破產是否有罪,經歷了一個歷史演變過程。在資本主義時期以前,奉行的是破產有罪的原則,并且規定了很重的刑罰。例如,古代羅馬法規定,當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時,首先對人執行”,即債權人將債務人拘押到裁判官面前申請執行,若債務人仍不能清償債務,債權人有權將其扣押家中60天,并三次集市,高聲宣布長官所判定的金額”,如仍無人代為清償和保證”,債權人可以將債務人賣到國外為奴或處死、分尸[1](P1356)。整個中世紀,歐洲都延續著破產有罪”的觀念,人們大多將破產人視為盜賊,最高可以處死刑。古代中國法中,亦有違契不償債罪至杖刑”的明文規定。這種對破產的嚴格懲罰主義一直貫穿著歐洲資產階段革命初期的破產法立法。隨著歷史的進步,文明的發達,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們逐漸意識到,正常經營失敗是經濟生活中難以避免的,破產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正常現象,是優勝劣汰規律的必然結果。因此,破產免責主義便逐漸成為各國普遍采用的一項立法原則,破產有罪開始向破產無罪轉變,建立在債務人絕對誠實之基礎上的破產不再被視為當然犯罪。破產不等于犯罪,但并不意味著破產中不存在犯罪,破產無罪應當僅僅適用于那些誠實而又不幸”的破產者。雖然不能說每個破產事件均為犯罪行為,但卻可以說,幾乎大多數的破產事件都會在不同方式下與犯罪相關聯[2](P131)。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債務人往往存心不良,在發生破產原因之時,揮霍浪費財產,或者串通他人,利用不正當手段,造成債權人之間的不公平受償,甚至鉆破產免責制度的空子,事先以各種方式隱匿、抽逃資產,承擔虛假債務,搞空殼企業假破產,逃避債務,侵害債權人利益,破壞經濟秩序,其危害極其嚴重,即使一百個盜竊犯同時下手行竊所造成的財產損失,還不及一個普通的破產犯罪。”[2](P1174)據統計,自1962年至1966年之間,德國(當時西-德)由于破產所造成的損失高達37億馬克,1968年破產犯罪造成的損失額為6.8億馬克,至1971年則上升到13億馬克[3]。在我國,根據有關調查,1995年和1996年兩年,僅涉及中國工商銀行一家的貸款企業,破產企業數高達5128戶,涉及本息280.6億元,銀行貸款的受償率僅為14.9%,損失達238.8億元,損失率為85.1%,而且損失主要由一些不當破產行為引起[4]。因此,為了保障市場經濟價值規律機制的正常運行,各國和地區都將一些嚴重違背誠信的破產行為犯罪化。在罪名設置上,有的國家和地區設置的罪名較多,包括欺詐破產罪、過失破產罪、說明義務違反罪、違反賬簿記載義務罪、袒護債權人罪、庇護債務人罪等。有的國家和地區罪名設置較少。但一般而言,都規定了詐欺破產罪和懈怠破產罪。對破產行為有選擇地予以犯罪化,既是對古老的破產有罪責任制度的根本性修正,也是推行破產免責主義的必要輔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