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1.“顯名股東”作為股權代持的受托人，應根據法律和股權代持協議的約定，積極履行自身義務，包括投資前的審慎注意義務，投資后積極催促公司辦理股東工商登記、參加公司股東會、參與公司經營管理等的受托義務，以及糾紛發生后的善后義務等；

2.“顯名股東”違反股權代持協議約定，未履行上述義務，導致代持目的不能實現 ，“隱名股東”起訴要求其返還投資款，并承擔賠償責任的，法院予以支持。

案例名稱：張孝賢與周偉麗一般委托合同糾紛阿

案例來源：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魯商終字第244號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236號民事裁定書

案情摘要：

2010年4月8日，原、被告雙方簽訂《股權代持投資協議》，約定：原告委托被告作為其對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500萬元出資的名義持有人并代行股東權利。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出資款500萬元，被告將500萬元以借款名義匯入公司，但未辦理驗資手續。但至今公司并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將被告登記為股東。

原告認為代持協議的合同目的無法實現，要求被告返還投資款，被告拒絕，認為其不是返還主體，應有公司返還。原告遂起訴至法院。

法律關系圖

基本案情：

上訴人（原審被告）：張孝賢。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周偉麗。

周偉麗原審訴稱：張孝賢于2010年4月7日收到周偉麗500萬元出資款。2010年4月8日，周偉麗、張孝賢雙方共同簽署《股權代持投資協議》，約定：周偉麗委托張孝賢作為其對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500萬元出資的名義持有人并代行股東權利。上述協議簽署后，張孝賢至今未能成為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的股東，雙方所簽協議未實際履行，導致合同目的無法實現，且張孝賢也拒絕返還周偉麗資金。張孝賢的行為已構成嚴重違約，請求判決解除雙方簽署的《股權代持投資協議》，并判令張孝賢返還周偉麗投資款500萬元，賠償相關經濟損失。

張孝賢原審辯稱：一、本案雙方爭議的主要依據就是股權代持投資協議，這份協議實質上是投資協議，出資人是周偉麗，義務方投資對象是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張孝賢只是依據協議履行投資義務的中間方，周偉麗對其投資五百萬享有實際投資權利，對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享有實際股東權利和獲得收益。同時周偉麗承擔了對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的投資風險，因此，這份投資協議真正的義務方是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而非張孝賢。二、張孝賢已按約及時全面履行了相關出資義務，將500萬元匯給了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也給張孝賢出具了股東入資憑證，至于張孝賢未能取得在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股東名冊登記權利的責任在于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而非張孝賢。三、因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未能實現張孝賢的相應股東登記權利，故張孝賢向廊坊市法院提起相關股權變更糾紛訴訟，此案件將在2012年7月25日開庭審理。無論判決結果如何，說明張孝賢在積極主動履行相關權利，即使本案不包含上述義務，張孝賢也在積極通過法律救濟渠道明確權利義務關系。四、鑒于本案雙方約定的權利義務明確，張孝賢已依約履行相關投資義務，本案的投資對象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也應作為本案被告參加訴訟；若不能追加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作為本案被告，本案也應在廊坊市法院對雙方股權登記變更事項的判決之后再予以裁判。

原審法院審理查明：2010年4月7日，周偉麗向張孝賢付款500萬元。2010年4月8日，周偉麗作為甲方、張孝賢作為乙方簽署《股權代持投資協議》，約定：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作為其對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500萬元出資（此出資占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注冊資本的7.5%）的名義持有人并代行股東權利。乙方以其名義將甲方委托行使的代表股份作為出資設立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并在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股東登記名冊上具名、以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股東身份參與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相應活動、出席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股東會并行使表決權、代為收取股息或紅利、行使公司法與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章程授予股東的其他權利。還約定：甲方享有對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投資的知情權、通過乙方參與對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的管理權、投資收益取得權、轉讓出資權、監督權、解除委托權等；乙方僅得以自身名義將甲方的出資向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出資并代甲方持有該投資所形成的股東權益，未經甲方事先書面同意，乙方不得處置（包括但不限于轉讓、贈與、放棄或設置任何形式的擔保等處置行為）上述代表股份及其股東權益，也不得實施任何可能損害甲方利益的行為。未經甲方事先書面同意，乙方不得轉委托第三方持有上述代表股份及其股東權益。

2010年4月8日，張孝賢將500萬元以借款名義匯付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但未辦理驗資手續。張孝賢確認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并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將其登記為股東，亦確認其對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的生產經營和財務狀況均不清楚，更未參加過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的股東會和董事會。張孝賢還稱其共向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匯款2，000萬元，其中包括周偉麗向其交付的500萬元。

2012年5月11日，張孝賢通過郵政特快專遞向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寄送催款函一份，內容如下：“近一段時間以來，由于整體經濟形勢不太景氣，大部分行業資金周轉比較困難，根據2010年5月17日出具的貳仟萬元借款憑證，當初的一些債權人不斷給我打電話要求還款。無奈之下，我被迫向你們提出還款要求：一是對當初借給我錢的朋友負責任，說話有信用；二是督促你們早日還款，分期分批也行，好讓我對大伙有個交待。順頌商祺！”

張孝賢在本案庭審中稱其已在河北法院訴請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返還借款，并申請追加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為本案共同被告。原審法院當庭釋明其無權在本案中申請追加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為共同被告，并告知其在程序上僅有權申請追加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為本案第三人。而張孝賢于庭后提交書面申請書，依然申請追加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為本案共同被告。經原審法院當庭詢問周偉麗，周偉麗明確表示其不申請追加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為本案共同被告。

在本案審理過程中，周偉麗明確表示其訴請的經濟損失即為以500萬元為基數，按同期銀行貸款利率，自其起訴之日即2012年4月9日計算至判決生效之日的利息損失。

原審法院認為：首先，本案雙方約定張孝賢應將周偉麗向其交付的500萬元投資款以自己名義向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出資并成為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的名義股東，由周偉麗實際享有投資權益。張孝賢應按雙方所簽協議約定履行其代出資義務，即張孝賢不但應將周偉麗向其所匯500萬元投資款交付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其還必須成為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的股東并使周偉麗實際享有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股東的各項權益。而張孝賢雖將500萬元匯給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但原審法院不能確認其向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所匯500萬元即為周偉麗向其交付的500萬元；且即使張孝賢確已將周偉麗向其交付的500萬元悉數匯給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其也未按本案雙方所簽《股權代持投資協議》的約定，將周偉麗向其所付500萬元作為出資投入到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而是將此500萬元作為借款出借給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此由其向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所發催款函記載的內容可明確證實。而且張孝賢也未提交任何有效證據證明其系將周偉麗向其交付的500萬元作為投資匯給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更何況張孝賢亦稱其已要求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向其歸還借款而非退回投資款。因此，張孝賢未依約履行其同周偉麗簽訂的《股權代持投資協議》，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其應依法向周偉麗承擔違約責任。而張孝賢的行為導致周偉麗的合同目的未能實現，已構成根本違約。現周偉麗訴請解除本案雙方簽署的《股權代持投資協議》并要求張孝賢向其返還500萬元的投資款及賠償按同期銀行貸款利率計算的利息損失，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予以支持。

其次，張孝賢雖辯稱涉案《股權代持投資協議》真正的義務方是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并申請追加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為本案共同被告，但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并非涉案《股權代持投資協議》的合同簽訂主體或履行主體，其僅僅是本案雙方約定的投資對象，涉案《股權代持投資協議》對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并無合同拘束力，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對周偉麗也不負有返還投資款的合同義務。而張孝賢無論是將周偉麗向其交付的500萬元用于其個人消費還是對外出借亦或向除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之外的第三方投資，其均對周偉麗構成違約；至于案外人是否已向張孝賢返還涉案款項，并不影響張孝賢違約行為的認定和責任承擔。因此，在周偉麗不申請追加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為本案被告的情形下，張孝賢無論是申請追加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為本案被告還是本案第三人，原審法院均不予受理。張孝賢稱其已將周偉麗所付500萬元匯給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便應視為其已履行涉案《股權代持投資協議》約定的代出資義務，此抗辯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條、第六十條、第九十四條、第九十七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解除原告周偉麗同被告張孝賢于2010年4月8日簽署的《股權代持投資協議》。

二、被告張孝賢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向原告周偉麗返還人民幣500萬元并支付利息（以人民幣500萬元為基數，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自2012年4月9日計算至本判決生效之日）。

二審審理：

上訴人張孝賢不服原審判決，上訴稱：一、本案判決缺乏法律依據，適用法律不當。從本案的實際情況來看，上訴人已經履行協議約定。本案應當適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四百零三條關于委托代理合同的規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中第二十五條的規定，法律上承認股權代持的合法性，并且在《股權代持投資協議》第十條約定，應由被上訴人承擔投資風險。上訴人依據協議約定履行了代為將款項匯入亞洲傳媒公司賬戶的義務，不存在任何的違約行為。二、一審判決理由不充分，事實未查清。根據法律規定，實質股東與名義股東發生分離是合法的，而通過協議約定建立的法律關系實質上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根據《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條、四百零三條的規定，上訴人作為實質上的受托人，已將出資款代為轉給亞洲傳媒的賬戶，但亞洲傳媒自身問題未將被上訴人登記為股東，并不是上訴人的責任。造成這種不利的法律后果，作為實質委托人的被上訴人應自行向亞洲傳媒追償。基于上述理由，上訴人的行為既符合法律規定又符合協議約定，一審法院在適用法律和認定事實方面存在不當之處，請求二審法院依法：撤銷一審判決、予以改判駁回被上訴人一審的全部訴訟請求，或者將案件發回重審。

被上訴人周偉麗答辯稱：一、上訴人未按合同約定的內容履行合同義務，致使被上訴人合同目的不能實現，雙方所簽協議應當解除，一審判決依據充分，適用法律得當。根據合同的約定，上訴人應按照約定履行其代為出資義務，即不但應將被上訴人所匯500萬元投資款交付亞洲傳媒，還應當成為亞洲傳媒的股東并代為行使合同約定的股東各項權益。然而直至今日，上訴人仍未能按照合同的約定履行代為投資的義務。上訴人的行為導致合同目的未能實現，其應當承擔違約責任。《股權代持投資協議》第十條約定的真實意思表示為上訴人依照約定成為亞洲傳媒的股東之后，由被上訴人承擔此次投資的風險。現合同未能實現，上訴人未成為亞洲傳媒的股東，何來投資風險？被上訴人所追究的是上訴人未履行合同義務的違約責任，與此條款無關。二、上訴人應當返還被上訴人支付的款項及利息，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判決理由充分。現有的證據無法認定其向亞洲傳媒所匯的500萬元即答辯人向其交付的500萬元，更何況上訴人亦稱其已要求亞洲傳媒向其歸還借款而非退回投資款。被上訴人依據合同的相對性原則要求上訴人承擔違約責任是基于其未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與亞洲傳媒之間并無牽扯。至于其與亞洲傳媒之間的借款關系與本案無關聯，被上訴人自然不應當向亞洲傳媒追索投資款，而且被上訴人也無權利追加亞洲傳媒為被告。綜上所述，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應被采納，請求二審法院維持原判，駁回上訴人的訴訟請求。

本院二審審理查明的事實：本院審理中，張孝賢提交三份證據：證據1、中國建設銀行2010年4月8日《轉賬憑條》一份、中國建設銀行2010年4月8日《客戶回單》一份，其中回單上記載“用途：投資”，證明：張孝賢將周偉麗500萬元投資款足額投資于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履行了委托投資義務，該證據在原審審理時已提交，但并未質證。證據2、《股東入資憑證》原件一份，證明：2010年5月17日，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向張孝賢出具蓋有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公章、法人私章的《股東入資憑證》，張孝賢已取得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股東身份。證據3、河北省廊坊市廣陽區人民法院（2012）廣民初字第1112號民事裁定書，證明：張孝賢向該案原告劉紀平借款，將《股東入資憑證》質押給劉紀平，2013年11月11日該案了結后，劉紀平將該憑證原件歸還張孝賢，所以一審審理時張孝賢因客觀原因無法提供該憑證原件。

周偉麗對張孝賢提交的三份證據質證認為：1、對證據1真實性無異議，但該憑條不能證明張孝賢打給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的500萬元就是周偉麗支付給張孝賢的500萬元，通過張孝賢提交的證據可以看出其打給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的款項至少有2000萬元，且是從多處融資借款而來，不能證明該500萬元與周偉麗打給張孝賢的投資款具有對應關系。雖然客戶回單記載的用途是投資，但通過張孝賢提交的公證書、催款函可以證明張孝賢打給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的款項其實是借款，而非投資款。如果張孝賢打入的是投資款，其應當打入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專用的驗資賬戶，事實情況可以證明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沒有進行增資和驗資。2、對證據2的真實性需要核實。根據證據規則規定，該《股東入資憑證》原件張孝賢應當在一審審理中提交，不屬于二審新證據，張孝賢未提交應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根據張孝賢在一審提交的劉紀平的民事起訴狀可以證明，其質押的原件是借款單據，而非《股東入資憑證》。退一步講，即使該憑證是真實的，也不能證明其履行了投資義務，根據《公司法》的相關規定，公司增資吸納新股東要經過原股東作出股東會決議，并修改公司章程，應設立專用的驗資賬戶，張孝賢在一系列股東入資程序沒有進行和啟動的情況下，就向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轉入2000萬元的資本金不符合常理。3、對證據3的真實性無異議。該證據不能證明張孝賢的主張，反而印證張孝賢與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系借款合同關系而非投資關系。

對于張孝賢二審審理期間提交的證據2《股東入資憑證》原件，周偉麗雖未確認其真實性，但未提交相反證據予以否認。故本院對該證據予以采信。周偉麗對張孝賢提交的證據1、證據3的真實性均無異議，本院亦予以采信。

本院審理查明的其他事實同原審查明的事實一致，本院均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上訴人張孝賢是否履行了《股權代持投資協議》中約定的義務。

上訴人張孝賢與被上訴人周偉麗簽訂的《股權代持投資協議》為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法律規定，應為合法有效，雙方均應按照該協議履行各自的權利義務。根據該協議的約定，張孝賢不但應將周偉麗所匯的500萬元投資款交付給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還應當成為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的股東并代為行使合同約定的股東的各項權益。張孝賢提交的中國建設銀行的轉賬憑條、客戶回單及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給其出具的《股東入資憑證》可以相互印證，能夠證明張孝賢已將周偉麗匯給其的500萬元投資款交付給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但是，即便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向張孝賢出具了《股東入資憑證》，然而直至目前，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并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將張孝賢登記為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的股東，也未修改公司章程，張孝賢從未參加過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的股東會和董事會，對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的生產經營情況和財務情況也均不清楚，對上述事實張孝賢予以認可。《股權代持投資協議》第十條約定的“甲方以其委托出資的數額為限，承擔對亞洲傳媒的投資風險”，應理解為張孝賢須成為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的合法股東后，由周偉麗承擔投資的相應風險。因而可以認定，張孝賢并未全部履行《股權代持投資協議》所約定的義務，構成根本違約，致使周偉麗投資入股的合同目的無法實現，故被上訴人周偉麗請求解除《股權代持投資協議》并要求張孝賢返還500萬元投資款及賠償相應損失應予支持。上訴人張孝賢主張其并不存在違約行為的理由不能成立，對該主張本院不予支持。

上訴人張孝賢與被上訴人周偉麗系《股權代持投資協議》的簽約及履行主體，《股權代持投資協議》對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并無約束力，張孝賢與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未訂立投資合同，也未有證據證明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知道張孝賢與周偉麗之間的委托關系。本案中，周偉麗依據《股權代持投資協議》向張孝賢主張權利，并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條和第四百零三條的規定。上訴人張孝賢主張被上訴人周偉麗應向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追償投資款并無法律和合同依據，對其主張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原審判決認定事實基本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再審審理：

張孝賢申請再審稱：一、在工商部門登記為亞洲傳媒（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亞洲傳媒公司）的股東、修改亞洲傳媒公司章程、參加亞洲傳媒公司的股東會和董事會、了解亞洲傳媒公司的生產經營情況和財務情況，是周偉麗委托張孝賢行使的權利，并非張孝賢對周偉麗承擔的義務，二審判決以此認定張孝賢并未全部履行《股權代持投資協議》所約定的義務錯誤。二、《股權代持投資協議》的簽訂和張孝賢代周偉麗轉出投資款后，周偉麗的投資風險就已產生，二審判決關于只有張孝賢成為亞洲傳媒公司合法股東后才產生投資風險的認定錯誤。三、張孝賢已將周偉麗的500萬元交付亞洲傳媒公司，并取得《股東入資憑證》，亞洲傳媒公司沒有修改公司章程、申請公司變更登記、通知張孝賢參加股東會、董事會，張孝賢并無過錯，周偉麗請求解除《股權代持投資協議》、返還投資款并賠償損失，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張孝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二項之規定申請再審。

周偉麗提交意見認為，張孝賢的再審申請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請求予以駁回。

本院認為：周偉麗在2010年4月8日與張孝賢簽訂《股權代持投資協議》，委托張孝賢以張孝賢名義投資亞洲傳媒公司、代為持有股份并行使股東權利，該協議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合法有效，雙方均應按約履行義務。二審判決以張孝賢并未全部履行《股權代持投資協議》所約定的義務而構成根本違約，致使周偉麗投資入股的目的無法實現為由，對周偉麗請求解除《股權代持投資協議》、要求張孝賢返還500萬元投資款并賠償相應損失的主張予以支持，并無不當。主要理由是：一、張孝賢在未與亞洲傳媒公司及其股東簽訂投資協議，未待亞洲傳媒公司對張孝賢的投資事宜修訂公司章程、形成股東會決議，也未征得周偉麗書面同意的情況下，將周偉麗的投資款500萬元轉入亞洲傳媒公司，未能審慎履行受托人在投資轉款前應盡的注意義務。二、在將周偉麗的投資款轉入亞洲傳媒公司之后，張孝賢未督促亞洲傳媒公司及其股東辦理張孝賢為亞洲傳媒公司股東的相關工商登記手續，也未通過參加亞洲傳媒公司的股東會和董事會，了解亞洲傳媒公司的生產經營情況和財務情況，并及時將有關情況向委托人周偉麗報告。因此，張孝賢未積極履行名義持股人在投資轉款后的受托義務。三、在周偉麗明確要求撤回投資之后，張孝賢未與亞洲傳媒公司及其股東協商返還投資事宜，即張孝賢未積極履行受托人應盡的善后義務。四、在周偉麗投資事宜亞洲傳媒公司沒有形成股東會決議、修訂公司章程、履行驗資手續、股東名冊上記名和工商登記的情況下，僅憑亞洲傳媒公司出具的《股東入資憑證》，不足以證明周偉麗已成為亞洲傳媒公司股東和張孝賢履行了投資義務。

綜上，張孝賢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二項規定的情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一款之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張孝賢的再審申請。

來源：公司法則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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