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見】

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有權根據自己的意愿，通過遺囑處分自己的財產。立遺囑人也有權在有生之年通過贈與的形式處分自己的財產，不受遺囑行為、內容的限制。因此，遺囑人生前的行為與遺囑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遺囑處分的財產在繼承開始前滅失，部分滅失或所有權轉移、部分轉移的，遺囑視為被撤銷或部分被撤銷。

一、   案情簡介

73歲的老張在2004年老伴去世后即由小保姆鄧某照料生活。2005年初，老張與鄧某登記結婚，隨后立遺囑指定鄧某為其唯一的財產繼承人繼承自己名下的房屋和為數不多的存款。2006年3月，老張病逝。料理完喪事后，老張的兒子小張持房主為自己名字的房產證要求鄧某遷出其與老張共同生活的房屋，遭到鄧某拒絕后，小張一紙訴狀將鄧某訴至法院，要求鄧某立即騰退房屋。

受訴法院受理此案后查明，原來，老張在與鄧某結婚后，因雙方年齡、性格、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巨大差異而對鄧某不甚滿意，特別是每次老張的子女登門看望父親后，鄧某便借故大吵大鬧的做法，更加劇了老張的不滿。于是，2005年底老張便趁住院期間兒子小張來護理自己時，將房屋贈與兒子并辦理了產權轉移手續。鄧某則以自己是老張的合法配偶，手中持有老張親筆書寫的遺囑，老張名下的房屋理應由自己繼承為由進行抗辯，主張該房屋應歸自己所有。

二、法院裁判情況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有權通過簽訂合同、立遺囑等方式處分自己的財產。老張雖然立有遺囑，將自己名下的房屋指定由鄧某一人繼承，但其在生前已經將該房屋贈與了兒子小張，屬于對遺囑處分房屋的行為的變更。老張的贈與行為并未侵犯他人的合法權益，應屬有效。既然在繼承開始時，老張通過遺囑所處分的主要財產—房屋的權屬已經發生了變更，因此，鄧某不能根據該遺囑繼承房屋。一審法院原則上支持了小張的訴訟請求，但考慮到鄧某剛剛處理完喪事，需要一段時間另尋工作和住處，因此，判決鄧某在90天內向小張交付房屋。

鄧某不服一審判決上訴后，二審法院駁回其上訴，維持了原判。

三、主要觀點及理由

本案判決后，經當地媒體報道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其實，該案在審理過程中即存在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觀點認為，應駁回小張要求鄧某騰房的訴訟請求。理由是，第一，老張的遺囑有效。老張的自書遺囑文字清晰、有其親筆簽名并蓋有印章，足以證明遺囑的真實性。因小張的母親去世后，老張一家人曾分割過遺產，因此，老張的遺囑并未處分他人所有的財產。該遺囑自老張死亡即應發生效力。第二，老張在立下遺囑交鄧某保管后又背著鄧某將房屋產權贈與自己的兒子，是對鄧某的欺詐，其行為損害了鄧某的合法權益。因此，與遺囑內容相沖突的贈與合同應當被認定無效。小張與老張串通，共同對鄧某實施了欺詐行為，故小張雖然已經通過辦理房產過戶手續取得了房屋的產權證，也不屬于善意取得。人民法院如果認定老張將房屋贈與小張的行為有效，就等于支持了老張的不誠信行為，即以允諾其繼承房屋為條件，欺騙鄧某與自己結婚并為之養老送終，而實際上卻私下處分財產，使遺囑繼承人得不到被繼承人承諾給予的主要財產。另外，該行為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實施之前，故不應當以小張辦理了房屋產權變更登記手續為由認定贈與合同有效。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應當支持小張的訴訟請求。對于該案的處理，法律和司法解釋有明確的規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39條的規定，“遺囑人生前的行為與遺囑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遺囑處分的財產在繼承開始前滅失，部分滅失或所有權轉移、部分轉移的，遺囑視為被撤銷或部分被撤銷。”因此，該案不能有第二種處理結果。首先，老張作為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根據自己的意思處分財產，是法律賦予的權利。只要這種處分行為不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的合法權益，就應當受法律保護。對于自然人用遺囑處分其財產的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所進行的限制也只是要求“對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保留必要的遺產份額”。只要遺囑人沒有違反上述法律規定，遺囑即應當被認定為有效。本案中，鄧某作為老張的配偶，屬于第一順序繼承人，但其具有勞動能力，因此，不屬于遺囑人必須為其保留必要的財產份額的范疇。其次，那種認為老張在立遺囑后又將財產贈與其子，是損害了鄧某的合法權益的觀點也是不能成立的。因為，老張立遺囑將其所有的房屋指定由鄧某繼承是其對自己遺產的處分，但法律并未規定這種處分行為一經作出就不能變更。用新的遺囑取消原來的遺囑是一種變更形式；在自己生前就采取變賣或者贈與等形式處分財產也是法律允許的。歸根結底，老張對自己名下的房屋的處分權并不因其已經立有遺囑而受到限制。鄧某通過繼承取得遺產只能是從被繼承人死亡，繼承開始之時起，在此之前，鄧某對老張名下的房產不享有權利。因此，不能說老張將房屋贈與兒子小張是侵犯了鄧某的合法權益。第三，我國婚姻法理論認為婚姻是男女雙方基于感情的結合，而不是一種等價有償的交換行為。如果支持鄧某主張的老張是以允諾鄧某繼承其房產作為條件，欺騙鄧某與之結婚并為之養老送終的觀點，那么也就等于承認其本人與老張結婚的目的就是待老張百年之后獲得其名下的房產。顯然，這種觀點是與我國婚姻法的基本精神相悖的。第四，關于老張所立遺囑的效力。老張在遺囑中將鄧某指定為其財產的唯一繼承人，因該遺囑意思表示真實、不違反法律，應認定為有效。老張生前將其所有的房產贈與其子小張的行為，只是使其遺產的范圍發生了變化，遺囑的部分內容被撤銷，并不影響整個遺囑的效力。因此，根據該遺囑，老張的遺產仍然歸鄧某繼承。只是老張立遺囑時名下的房屋不再是遺產了。

我們認為，第二種觀點是正確的。這種觀點不僅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39條作為依據，而且符合我國婚姻法有關婚姻家庭關系的基本原則和《物權法》關于物權變動的規定。本來，對于一個現行法律或者司法解釋已經有明確規定的案件應當如何處理，在人民法院內部應當是鮮有爭議。但多數法官在適用法律進行裁判時，會關心案件的裁判結果是否合乎天理人情，合乎社會普遍的價值觀、道德觀。一旦法官從內心認為依據現行法律作出的裁判，與社會通行的價值觀特別是道德觀發生矛盾，則可能選擇回避對某些法律的適用轉而從另外的角度尋求解決問題的依據和方法。

本案中之所以會產生第一種意見，主要是一些人認為，在小保姆鄧某和老張之間，存在年齡、知識、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的巨大差異，他們締結婚姻關系，很可能雙方對于利益的考慮多于感情因素。從老張一方來說，晚年需要有人照料生活，對于小保姆鄧某來說，則可能將與老張結婚視為在城市落腳并改善自己經濟地位的捷徑。雙方當事人均忽略了相互之間的差異可能給兩人婚后的生活帶來的問題，或者說對于將要面臨的問題心理準備不足，因而，出現問題后，年老多病的老張，感到無力與鄧某爭吵或經歷離婚訴訟，故而采取了忍讓的辦法，但又不甘心在自己身后將財產全部留給與自己感情不和的新婚妻子；從小保姆變為老張的妻子的鄧某，覺得自己已經是家里的女主人了，因而不再向過去那樣事事都要聽老張的，文化程度不高的鄧某不知道應該如何與老張那幾個年齡比自己還大的子女相處，也就不愿意他們來家看望老張。這樣，夫妻矛盾、家庭矛盾日益加深。終于，老張背著鄧某將自己的房子贈與了兒子小張。在此種情況下，一些人基于同情弱者的道德觀，認為老張的行為是對鄧某的欺騙，損害了鄧某的合法權益。而小張接受了父親的贈與，等于參與了老張修改用行為變更遺囑損害鄧某利益的行為，故應認定老張生前的贈與行為無效。小張也非善意取得。

其實，這些似是而非的觀點，不僅缺少法律依據，而且其背后的價值觀、婚姻道德觀也是經不起推敲的。首先，這種觀點是以老張和鄧某的婚姻并非出于感情而是出于利益驅動作為前提的，是一種缺少證據的想象。在沒有證據證明老張與鄧某結婚并要求鄧某為其養老送終是以將房屋作為遺產指定其繼承為前提條件的情況下，人民法院不能作出這種認定。其次，在老張的遺囑未生效前，鄧某對老張名下的房屋沒有任何權利。換言之，老張對自己名下的房屋所享有的占有、處分、收益的權利并不因為其理由遺囑而收到限制。故受訴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作為依據，對于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處分自己民事權利的行為給予了充分的保護，對那種將財產利益作為締結婚姻關系的前提條件的觀點應當給予否定性評價。沒有認定老張對鄧某進行了欺詐，這與鄧某與老張之間的關系為合法夫妻，而非遺贈撫養關系，老張從立遺囑指定鄧某為其財產唯一繼承人到將自己名下房屋贈送給兒子小張的過程也正是其與鄧某夫妻感情發生變化所致的情況是相吻合的。當然，如果老張能夠將改變遺囑內容的情況告知其配偶鄧某，則其行為引發的道德爭議可能會小一些，但年邁多病之人回避家庭矛盾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四、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見

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有權根據自己的意愿，通過遺囑處分自己的財產。立遺囑人也有權在有生之年通過贈與的形式處分自己的財產，不受遺囑行為、內容的限制。因此，遺囑人生前的行為與遺囑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遺囑處分的財產在繼承開始前滅失，部分滅失或所有權轉移、部分轉移的，遺囑視為被撤銷或部分被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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