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案同判”、“不同案不同判”是對公正裁判的一般要求，也是建立案例指導制度的直接目的。“同案同判”體現正義的核心要義，但正義的內涵較為復雜，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更是要將正義的表現形式區分對待。當將主體差別考慮到個案中去時，有時候公平要求同樣的法律關系做出相同的判決，而有時候則要求同樣的法律關系做出不一樣的判決。如前文所述，對于不同的商事主體和民事主體贈與行為，在“有償性”的判斷上就存在較大差異，同樣是免費贈與的法律關系，民事主體的行為可以認定為無償行為，而商人的免費贈送通常看作是有償的，這就直接導致行為人在輕微過失中是否承擔責任的裁判出現相反的判決。由此可見，“同案”的判斷并非輕而易舉做出，有時看似相同法律關系的案件，在商事案例和民事案例中，雖然存在不明顯的差異性，但是可能做出相反的判決才能滿足實質正義的要求。司法實踐中，商事案件與民事案件的價值取向存在一定差異，一些看似相近的法律關系，并不能直接確定為“同案”范疇。在立法未做嚴格區分的情況下，司法實踐中法官大多根據自己的價值取向做出判決，因而可能導致“同案不同判”或“不同案同判”的現象。指導性案例的直接目的就是實現“同案同判”、“不同案不同判”的判決結果。

　　由此以來，確定“同案”的認定標準就是非常重要的，目前理論界和實務界對于“同案”的理解不一，表述上也存在較大差異，如“同類案件”“類似案件”“同樣案件”等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第7條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各級人民法院審判類似案例時應當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實施細則》法律條文將“同案”表述為“類似案件”，而不是用“相同案件”，具有一定的道理，正如世界上沒有完全一樣的兩片葉子，紛繁復雜的商事裁判中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兩個案件。“同案”是將一個待決案件的案件事實與一個先決案例的案件事實比對的結果。

　　同時需要說明的是，所謂“類似案件”的確定應從案件性質的定性分析和案件情節的定量分析兩方面衡量。就“類似案件”的確定從待決案件與指導案例定性方面的對比而言，不能僅狹義的理解為對案件事實的比照，還應該包括案件事實法律性質的比較分析，即“訴訟爭點”。如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15號指導性案例的事實為關聯公司人員、業務、財務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導致各自財產無法區分，喪失獨立人格，造成人格混同，還應該通過案件事實的認定抽象出案件對于的法律問題，即人格混同導致的法人人格否認的法律認定。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74號指導性案例的事實問題是因第三者違約行為給被保險人的保險標的造成損害，保險人請求向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償。其訴訟爭點為保險人代位求償權的法律認定。在參照先決判例認定待決案件事實中，除了對案件進行定性分析外，還需要對案件具體情節進行定量分析，以確定待決案件與先決判例是“同案”或“異案”，這就涉及到兩個案件相同度的權重問題。若通過權重對比認為相同點對于認定或處理案件所涉及到的法律問題更重要，則可認定為“同案”;若認為不同點對于認定或處理案件所涉及到的法律問題更重要，則應認定為“異案”。

　　此外，我們還要認定“同判”的問題，所謂“同判”從字面上理解是“同樣的判決”。具體而言，一旦確定待決案例與指導性案例屬于“同案”范疇，那么就應該對待決案件做出與指導性案例相同的法律處置。這里所言“相同的法律處置”主要是指對待決案件的法官要給予“類似案件”相同的法律認定并做出相應的或者肯定、或者否定的法律后果的裁判，而不是做出數量上相同法律后果的裁判。“同判”所對應的法條表述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第七條“各級人民法院審判類似案例時應當參照”，這里的“參照”不同于“依照”，法官能夠“依照”成文法做出案件判決，而“參照”是跟法官提供一個“類似案件”尋找成文法的指引，為待決案件“找到法”提供了權威性示范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