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84年發生的遼寧臺安律師案已經過去了33年，在拒絕記者采訪30多年之后，當事人王力成律師終于打破沉默，向《民主與法制》記者揭開了臺安律師案的更多深層隱秘，講到全國人大、司法部、全國律協上至國家領導、下至普通干部當年對他的支持、幫助和關懷，禁不住老淚縱橫……

    1989年3月23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世界播發了臺安律師案被宣布平反的消息，《人民日報》隨后在頭版頭條予以報道。時任司法部副部長陳卓對王力成律師非常嚴肅地提了三條要求：一是可能會有一些媒體的記者跟蹤對你采訪，你該拒絕就拒絕，絕對不能信口開河，必須和中央的宣傳口徑統一。二是你肯定要和一些檢察人員吵架，影響形象，我告訴你，你的一切問題由中央考慮，不得隨心所欲。三是你生活上的困難，組織上會有一定的安排，用不著你自己操心……

    此后30年，王力成嚴格遵守了陳卓副部長的要求，拒絕了無數媒體記者的采訪，沉默了30年。    打破沉默，最初是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信訪局局長李鐵流在2012年5月因病辭世前與王力成見最后一面時的囑托。臨終前，李鐵流將自己收藏的有關臺安律師案的所有資料都轉交給了王力成，并說：“一定要把它寫出來啊，這是大家的托付。”    而此前的2012年1月，百歲高齡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王漢斌在他撰寫的《王漢斌訪談錄》里，將臺安律師案收入其中。    雖然過去了30多年，很多媒體依然在關注臺安律師案。2014年7月，中央電視臺在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原副主任鄒瑜的推薦下，對王力成進行了專訪。    作為最早報道臺安律師案的媒體之一，《民主與法制》30年如一日，從未放棄對臺安律師案的進一步調查采訪，也與王力成律師結下了深厚情誼。      終于，我們等來了這一天，30年后，年近七旬的王力成終于打破沉默，向《民主與法制》記者揭開了臺安律師案的更多深層隱秘，講到全國人大、司法部、全國律協上至國家領導、下至普通干部當年對他的支持、幫助和關懷，禁不住老淚縱橫……     徐軍案到底是強奸還是通奸？    1983年11月20日下午，遼寧省鞍山市臺安縣軋鋼分廠女工趙艷鳳在老姨（東北方言一般稱最小的姨為“老姨”，即媽媽最小的妹妹）李桂榮的要求下，從自己平時住宿的軋鋼分廠宿舍，騎著自行車前往距離縣城幾公里外的自己家。李桂榮的丈夫，也就是趙艷鳳的姨夫徐軍，正是軋鋼分廠廠長。李桂榮這次怒氣沖沖地帶著外甥女趙艷鳳到自己姐姐家，就與徐軍有關。到了姐姐家，李桂榮將趙艷鳳撇到一邊，跟自己的姐姐（趙艷鳳的媽媽）悄悄耳語。兩人耳語時，趙艷鳳回到了自己的房間。過一會兒，趙艷鳳突然沖了出來，一頭扎進李桂榮的懷里而沒有倒向自己的母親，負疚地大聲呼喊：“老姨，我對不起你呀！”    喊完，趙艷鳳開始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很快就死了。她因喝下劇毒敵敵畏農藥而自殺身亡。趙艷鳳死后，臺安縣公安局前來勘查現場，并對尸體進行檢驗。在11月25日法醫門家祥出具的《尸體檢驗報告》中，寫明“對徐軍強奸趙的現場進行勘查”，認定了案件的性質是“徐軍強奸趙”，“趙受辱后服DDVＰ自殺”；認定了“徐軍違背婦女意志”；“眉弓上3厘米處表皮剝脫，宮頸正常未柔型，處女膜六點處的放射狀破口有新鮮血液流出”，“右腿內側皮下出血，左腿內側皮下出血，左右魚際兩處皮下瘀血”；結論認定是徐軍的暴力行為讓趙艷鳳傷痕累累。    這份尸檢鑒定書，后來成為徐軍被判處死刑的主要證據。徐軍旋即被逮捕，并作了有罪供述。而徐軍的父親徐啟化當時是臺安縣的教育局長，他到臺安縣法律顧問處來為兒子聘請律師。臺安縣法律顧問處（當時全國只有深圳蛇口將“法律顧問處”改為“律師事務所”）主任是王百義律師，王百義還是臺安縣司法局副局長。    徐啟化和王百義，當時都是臺安縣赫赫有名的人物。徐啟化外號“老K”，王百義外號“老百”，兩人都是1949年前參加革命的老黨員，徐啟化更是其家鄉岫巖縣中共地下黨的主要負責人。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兩人一同挨整，一起被游街示眾，是家常便飯。“文革”結束后，徐啟化、王百義被平反復職，又一起擔任了清理“三種人”的臺安縣清查辦的負責人，處理了不少“文革”期間整人的“三種人”，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2017年9月底，本社記者去臺安采訪時，徐啟化已去世多年，九十高齡的王百義已經患上帕金森癥難以接受采訪。徐啟化之子、徐軍之弟徐超也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他認為哥哥徐軍被判處死刑，與徐啟化清理“三種人”得罪了很多人密切相關。徐軍本無罪，起碼是罪不致死，但因為父親徐啟化清理“三種人”得罪了臺安縣太多的人，而徐軍出事的時候又正好趕上了“嚴打”，最后被送上了黃泉路。徐超清楚地記得，當年處理“三種人”時，有人跑到家里來，一進門就給父親跪下了，哀求父親放一條生路。    “如果沒有清理‘三種人’，哥哥不會死；如果不趕上‘嚴打’，他也不會死——這兩件事恰好一前一后發生，他自己又不檢點，出了人命，最后就釀成了悲劇。”徐超說。    徐超告訴本社記者，父母都已去世，姐姐現在神經衰弱失眠，所以不希望記者再去打擾姐姐，再勾起她30年前的傷心事。他認為，徐軍案不是強奸而是通奸，但現在給徐軍平反已經毫無意義了。就算平反了，人死也不能復生，就算賠上幾百萬，他們家也不需要這些錢，再勾起30年前的傷心事，有害無益。    “還有很多關在監獄里受冤枉幾十年沒平反的人，先盡著他們平反吧。”徐超說。    1983年12月2日，徐啟化手持徐軍的起訴書來到臺安縣法律顧問處為徐軍委托律師，向王百義表示，自己要檢討沒有教育好子女，作為黨員干部決不干預公安機關辦案，不給組織找麻煩，堅決擁護開展“嚴打”斗爭，堅決擁護依法懲處徐軍……而王百義還是拒絕接受委托，建議徐啟化去外地聘請律師。理由是，此事已在臺安傳得滿城風雨，作為多年好友，自己應當避嫌。但在徐啟化的一再堅持下，王百義最終決定接受委托，安排法律顧問處孫密文律師主辯，王力成律師協助，最后的辯護意見大家集體決定。孫密文律師不同意為徐軍辯護，但在王百義的堅持下，最終勉強接受了。△王力成律師（右）接受本社記者采訪    王力成接受委托后去法院閱卷，發現除了徐軍的口供，所有的證據都只能證明徐軍與趙艷鳳有過曖昧關系。只有一紙尸檢鑒定，明確趙艷鳳的傷痕系被暴力所致。王力成先到法院請求對徐軍案延期開庭遭拒，又和孫密文一起去臺安縣看守所會見徐軍。徐軍透露，他承認強奸是因為訊問他的警察誘供在先，說趙艷鳳留有遺書在卷，說只要承認強奸就可以免死，而他很快就翻供了，說是通奸不是強奸。    1983年11月27日，距案發僅7天，臺安縣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了開庭審理，王力成為徐軍作了存疑辯護，指出了本案的諸多疑點，而主辯孫密文一言未發。    遼寧省當時出臺規定，在“嚴打”期間基層法院也可以審理死刑案件，其根據被解釋為刑法規定“下級人民法院可以審理上級人民法院交辦的案件”，所以徐軍案最初由臺安縣法院審理。不久，這條規定被廢止，徐軍案就改由鞍山市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審理了。    在徐軍案重審開庭前，1984年5月18日，臺安縣法律顧問處再次討論了徐軍案的辯護意見，王力成、王志雙律師都認為案件存在重大疑點，應作無罪辯護，而孫密文堅決反對改變之前的有罪辯護意見。王百義主任決定，指派王志雙律師代替孫密文為徐軍辯護，王力成仍然是協助的角色。    1984年5月21日，鞍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徐軍案重新開庭審理。王志雙、王力成在事先向臺安縣司法局局長齊蘭山請示并獲得同意后，出庭為徐軍作無罪辯護，指出了徐軍案的大量疑點。    這些疑點可以概括為兩大方面，一是檢驗尸體的鑒定有偽造之嫌：1.尸體照片多達九張，唯獨沒有傷痕照片；2.鑒定說被害人兩腿內側傷痕系手足之類的暴力行為所致，是反科學的；3.同一褲衩上能提取精液卻看不到血液，違反常理；4.六人參加勘驗，只有一人簽字；5.勘驗時間與記錄形成差三天，不合常理；6.鑒定說被害人眉弓3厘米處表皮剝脫，但尸檢頭像無反映；7.被害人死亡三天后檢查，尚能認定“有新的血液向基底部流出”，不科學。    二是有大量傾向于通奸而非強奸的客觀證據：1.徐軍當晚兩次進入趙艷鳳宿舍，第一次沒呆多久就離開了，宿舍內當時有其他人，不可能發生性關系，但起訴書稱徐軍第一次進入宿舍就與趙發生了關系，顯系錯誤；徐軍第二次進入宿舍與趙發生關系，時間從午夜2時到次日清晨5時，時間之長，很難說是強奸；2.徐軍進入趙宿舍后，是趙主動開門；3.從徐軍進屋到關燈、脫衣服進入趙的被窩，趙全無反抗；4.趙臨死前抱著小姨說對不起，是對自己行為的懺悔；5.徐軍曾向趙表示自己會離婚娶趙；6.趙曾說“我成了你的犧牲品了”。此外，趙去工廠之前曾在徐軍家住宿，徐軍妻子李桂榮發現二人關系不太正常后，才讓趙搬到工廠宿舍去住，徐軍稱在家時就與趙“摸摸索索”。多位家人包括趙的親人都證實，趙在徐軍家住宿時，兩人的關系就有些反常……    1984年6月1日，徐軍案宣判，鞍山中院一審判處徐軍死刑。判決書主要引述徐軍的有罪供述，對辯護人意見未加引用和評述。    6月2日，徐軍找王力成代書提出上訴。王力成代書的上訴狀引起了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密切關注，高院審委會大多數委員的意見是應該判處徐軍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多數委員明確表示：“即使指控的事實全部成立，也不宜判處徐軍死刑立即執行。”    但遼寧高院二審最終維持了一審的死刑原判。1984年7月28日，徐軍與其他16名被告人在鞍山被集中執行了死刑。 王長久的告發與孫密文的舉報    徐軍被執行死刑一個月后，曾與徐軍關押在同一監室的的犯罪嫌疑人王長久被臺安縣檢察院宣布無罪。告發王長久的是他的兒媳姜某，而王百義曾安排王力成為被害人姜某代理離婚，王長久是在王力成代理后被姜某舉報而被關入看守所的。    被釋放后，王長久第二天就去臺安縣檢察院送控告信，控告王百義在會見徐軍時曾向徐軍透露案情，說尸檢鑒定有問題，誘導徐軍翻供，徐軍和他晚上睡覺枕頭挨枕頭時告訴他的。    此信交到臺安縣檢察院檢察長朱廣安手中，朱不為所動，認為徐軍已死，死無對證，而且會見徐軍的是王力成、孫密文、王志雙，王百義自始至終沒有會見過徐軍，如何向他透露案情，如何誘導翻供？況且律師會見被告人不談案情談啥呢？說律師會見被告人透露案情就犯罪，很滑稽。況且，徐軍在律師第一次會見他之前，就已經多次翻供，不再承認強奸而說是通奸，怎么能說是律師誘導他翻供呢？    王長久得知自己告王百義告錯了，很快改口，說向徐軍透露案情、誘導他翻供的是王力成，自己記錯了。但臺安縣檢察院依然不為所動，不予立案。鞍山市檢察院也明確表示，都是傳來證據，沒有直接證據，無法立案。但是，鞍山市檢察院感受到了來自鞍山市政法委的巨大壓力，不得不于1984年10月13日決定立案，但是不采取強制措施。    三天后的10月16日早7時許，孫密文律師發現臺安縣法律顧問處徐軍一案的卷宗丟失了，他沒有向法律顧問處領導報告，也沒有讓其他律師查找，而是直接向臺安縣檢察院舉報，消息迅速傳遞到鞍山市檢察院。鞍山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郭軍立即主持召開了由公檢法司負責人組成的四長聯席會議，決定：由鞍山市檢察院批準逮捕王力成、王志雙，拿下兩人的口供后固定王百義“犯罪”的證據再逮捕王百義和徐啟化，然后繼續深挖。    10月16日下午，鞍山市檢察院派出三輛吉普車來到臺安縣法律顧問處，先逮捕了王力成和王志雙，但在搜查王志雙的辦公室時，意外從王志雙的辦公桌抽屜里找到了徐軍案的全部卷宗。執行逮捕任務的倪喜志檢察官立即向鞍山市檢察院檢察長屈潤芳匯報，屈潤芳向郭軍匯報，請示還是否逮捕王力成、王志雙，郭軍仍決定逮捕王力成和王志雙。    徐軍案早已塵埃落定，徐軍也被執行了死刑，即便徐軍案的案卷真的丟失了，也不構成什么事故，更談不上刑事問題。何況還當場搜查到了徐軍案的案卷，抓人的理由更不復存在。郭軍為何仍堅持逮捕？確實是找不到理由。    王力成在被逮捕時，對他的妻子和孩子說：“請記住他們說我犯的是包庇罪，我沒罪！我問心無愧！”“請做好爸爸犧牲的準備，官司由你們下一代去打。”    近30年來對臺安律師案的報道，王力成、王志雙被逮捕的原因，都只報道王長久的控告，而沒有提及孫密文的舉報。其實孫密文的舉報才是王力成、王志雙被逮捕的導火索，如果沒有孫密文的舉報只有王長久的控告，兩位律師被逮捕的時間肯定還要延后。    律師終被抓，大錯始鑄成    臺安縣檢察院檢察長朱廣安與鞍山市檢察院檢察長屈潤芳多次交換意見，認為王長久的控告不能成立，孫密文的舉報更難以成為逮捕律師的理由。王長久開始舉報的是王百義而非王力成，王百義根本沒有去會見徐軍，何來向徐軍透露案情并誘導徐軍翻供？徐軍已死，他向王長久說過什么，死無對證。王長久沒有參與臺安縣法律顧問處對徐軍案的討論，也沒有條件知道律師會見徐軍的詳細經過，更不可能知道公安機關偵查徐軍案的詳細情況，其反映的所有情況都是傳來證據，無法定案。逮捕王力成、王志雙時當場發現了徐軍案卷宗沒有丟失，孫密文舉報失實。徐軍案經過開庭后，案情早已公開，律師會見被告談論案情不屬于包庇。法律顧問處的卷宗不屬于國家秘密，且徐軍案已經終審完畢，卷宗沒有保密價值，保存價值也是法律顧問處的律師自己考慮的事情，檢察院、法院沒有必要操這個心。    盡管心知肚明，但迫于來自市政法委的巨大壓力，對王力成、王志雙的審訊必須硬著頭皮往下進行。對王力成的審訊遭到了王力成的頑強抵抗，一無所獲，而對王志雙的審訊則有了“突破”……    1984年11月14日，鞍山市檢察院將正在工作中的徐啟化逮捕。12月25日，逮捕了王百義。逮捕王百義時，將王百義用一根粗大的麻繩捆了個結結實實，臺安縣司法局和檢察院有人將準備好的鞭炮點燃，一時熱熱鬧鬧，轟動全城。“文革”之后，小小的臺安縣城已經久違了如此“壯觀”的場面。    王百義被抓后，也在檢察院工作人員的誘導下，“揭發”了王力成。死硬到底的只有王力成一人。1985年1月，鞍山市檢察院在請示市政法委后，組成專案組，擴大對王力成的偵查范圍，跨度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到1984年10月16日被逮捕，凡是認識王力成的人都要“用篩子篩一遍”，“必須解決王力成死硬到底的問題”。    徐啟化的女兒徐靜當時生完孩子正在哺乳期，被從大連押解回鞍山，四天轉押三個賓館，目的只是要她證實，“知道王力成將徐軍的案情告訴了徐啟化”。徐啟化的兒子徐超被堵在招待所的走廊里挨凍，不按他們說的說，就一直凍著。王力成擔任律師后接受委托的當事人，也被逐一調查，但大家都非常抵觸，檢察院收獲寥寥。    最后，辦案人員將收集到的相當于四部《紅樓夢》的材料反復推敲、斟酌、篩選、提煉，再結合王百義、王志雙對王力成的揭發，得到的也僅僅是“王力成利用會見徐軍之機向徐軍透露案情，告訴徐軍里外配合才能翻案”，“讓徐軍開庭時要求開棺驗尸”，“告訴徐軍鑒定違法”，“幫助徐軍的父親徐啟化給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寫補充上訴意見”的證據。    這些證據，沒有一條能構成包庇罪甚至能構成犯罪，所以鞍山市檢察院、臺安縣檢察院辦案人員全都一籌莫展，只是因為市政法委的壓力太大，只得硬著頭皮往前硬搞。PART 01  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怎么知道臺安律師案的？1985年年初，全國人大常委會信訪局工作人員王若杰從無數封群眾來信中挑選出一封來自遼寧省臺安縣的信，此信是王力成妻子王術香寫的，反映的正是丈夫王力成為一名死刑犯辯護被抓走了，檢察院說他犯了包庇罪。半個月后，王若杰又接待了一個小伙子領著兩個老太太的來訪，也是反映遼寧臺安抓律師的情況。王若杰按照程序，將信件分揀成“重要來信”，向上遞送。　　來信經信訪局領導批示后，輾轉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信訪局催辦處處長李鐵流手中。李鐵流找到全國人大法工委刑法研究室，請教專家解釋包庇罪的詳細含義。專家們對包庇罪的定義、構成等進行了認真的解釋，異口同聲地告訴李鐵流，對于已經羈押的被告人，任何人都無法為犯罪分子提供隱藏處所、財物，幫助其逃匿，不管律師如何為被告人進行辯護，不管辯護人意見是否成立，均不能構成包庇罪。辯護律師不具備證人資格，沒有事先通謀的條件，刑事案件的辯護律師沒有包庇被告人的客觀條件。　　專家的意見讓李鐵流吃了定心丸，他親自將信件呈送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王漢斌，又將專家的意見一并向王漢斌匯報。王漢斌將此事向彭真委員長作了匯報。　　王術香——王若杰——李鐵流——王漢斌——彭真，這是近30年來國內媒體報道的全國人大了解到臺安律師案的主要脈絡。但在接受本社記者采訪時，王力成強調的是另一條線索，即通過司法行政機關、律師協會層層上報最后反映到全國人大的線索。　　1984年10月16日王力成、王志雙被逮捕后，鞍山市司法局局長張東岳將此事向遼寧省司法廳副廳長劉忠作了匯報，劉忠馬上把遼寧省律師協會會長張國輝、秘書長劉繼任、律師管理處處長黃麗敏叫到辦公室，通報了此事。遼寧省司法廳撰寫了一份關于臺安縣法律顧問處律師被逮捕情況的報告，遞交到司法部。　　司法部收到遼寧省司法廳的這份報告后，非常重視，將情況反映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請求監督。　　鞍山市司法局——遼寧省司法廳——司法部——全國人大，在王力成看來，這條組織逐級報告反映的線索發揮的作用，可能比王術香等人上訪的線索更重要，只是因為司法部刻意低調，所以近30年來了解這條線索的媒體少之又少。PART 02  工作組一下遼寧，鞍山被激怒根據李鐵流等人初步調查核實的情況，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的規定，經委員長會議討論后，彭真對臺安律師案作出了結論性的批示：“這是一起嚴重的違法違憲事件，必須予以監督糾正。”　　這條批示是根據憲法有關條款作出的“委員長會議處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重要日常工作”的規定，是代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對臺安律師案作出的結論性批示。彭真一貫強調律師的作用，他在1954年憲法通過時曾說：“有人認為實行律師辯護制度太麻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實行辯護制度有利于避免錯案。”后來更是多次強調律師的作用。　　1985年3月，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委員長會議決定將臺安縣法律顧問處幾位律師家屬的來信印成《會議簡報》，報送大會主席團全體成員和中央領導全體同志，以期引起重視。　　《會議簡報》發出后，彭真、廖漢生、習仲勛、黃華、陳丕顯、彭沖等全國人大黨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在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時，都把反映臺安律師案的《會議簡報》放在一摞文件的最上面，不時低聲交談。會議休息期間，副委員長兼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習仲勛將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鄒瑜叫到身邊，兩人在簡報上圈圈點點。　胡耀邦、李先念、鄧穎超、彭真、陳丕顯、耿飚、許德珩、彭沖、王任重、廖漢生、黃華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討論最高檢的工作報告時，都認為“最高檢察院必須重視臺安律師案，必須依法糾正鞍山檢察院的違法行為”。　　王漢斌秘書長指示承擔催辦任務的李鐵流，找到出席會議的遼寧省委書記李貴鮮和遼寧省政法委書記兼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鐵軍，面對面地指出鞍山市檢察院逮捕律師的嚴重性，并將委員長會議的結論性意見告訴了張鐵軍。　　李貴鮮與張鐵軍磋商后，當即打電話給遼寧省檢察院檢察長徐生，責成遼寧省檢察院馬上調查處理，限期報告結果。　　但半個月過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一直沒有等來遼寧方面查處的回音，王漢斌秘書長再次責成李鐵流詢問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獲悉了鞍山市檢察院“我們正在請示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消息。全國人大常委會信訪局再次請示了彭真委員長，再經委員長會議討論，決定派出催辦人員前往遼寧，落實彭真委員長批示的委員長會議結論性意見。　　1985年4月2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催辦人員來到遼寧，調閱了“律師包庇案”和“徐軍案”全部卷宗，聽取了鞍山市檢察院辦案人員的全面匯報，走訪了三位律師家屬，征求了部分知情干部和群眾的意見。　　在詢問出具徐軍案尸檢鑒定的法醫門家祥時，他對所有的問題都只給出了兩種答案：一種是三個字“都忘了”，另一種就是長時間的沉默。　　1985年4月26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催辦工作組剛剛離開鞍山的第二天，鞍山市檢察院就將王力成、徐啟化、王百義起訴到臺安縣人民法院，將王志雙交司法行政機關處理。此時，催辦工作組尚在沈陽，李鐵流正在向遼寧省政法委書記張鐵軍匯報調查情況。得知鞍山市檢察院已經起訴的消息，李鐵流對張鐵軍說：鞍山這是在賭氣，在示威。　　張鐵軍代表遼寧省政法委作出決定，要求鞍山市檢察院對三律師改變強制措施，予以取保候審，而后由遼寧省政法委牽頭，從省政法委系統抽調經驗豐富的辦案人員組成復查組對“徐軍案”和“律師案”進行全面復查。PART 03  工作組二下遼寧，律師被釋放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時，在大會上呼吁平反此案的律師代表王工去世之前，一直在為各種冤案奔走呼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催辦工作組回到北京后，立即組織法律界的專家對臺安律師案進行討論，并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匯報。彭真委員長和多位副委員長聽完匯報都很生氣，有的副委員長甚至提出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對這一事件進行調查。會議再次決定，為督促遼寧方面查清案情，派出工作組二下遼寧，配合遼寧省政法委調查處理臺安律師案。　　二下遼寧的工作組陣容龐大，囊括了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司法部、遼寧省政法委、遼寧省公安廳、遼寧省高院、遼寧省檢察院、遼寧省司法廳及隨行的《人民日報》等多家新聞單位記者共20多人。　　1985年5月23日，工作組到達鞍山，到6月12日調查結束。經過20多天的調查，徹底查清了臺安律師案的來龍去脈，明確告訴鞍山市檢察院：“根據調查的結果，臺安律師案就是一起錯案，依法必須糾正。”　　遼寧省政法委根據兩級工作組復查意見，以遼寧省政法委名義對臺安律師案作出結論，認為這是一起錯案，責成鞍山市檢察院抓緊做好工作，無罪釋放律師，恢復名譽，落實補發工資等善后工作。　　1985年6月14日清晨，鞍山市檢察院對王百義、徐啟化、王志雙、王力成等人均作出取保候審的決定，其他人都被釋放了，只有王力成拒絕走出看守所，家人在看守所外苦等三天后才離去。　　因為王力成拒絕離開看守所，鞍山市檢察院被迫于1985年7月3日作出了撤銷案件的決定，其表述為：“現根據事實決定執行上兩級聯合復查組意見，決定：徐啟化、王百義、王力成不構成包庇罪，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十一款）規定，決定撤銷案件，并撤銷其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　　這個撤銷案件的決定適用的不僅僅是法律，還包括“兩級聯合復查組意見”，為日后再次逮捕律師埋下了伏筆。　　王力成雖然走出了看守所，但鞍山市檢察院派人告訴臺安縣政法委、司法局、檢察院：這起案件沒有結束，對王力成必須嚴密控制。因此，走出看守所的王力成行動和工作都受到了嚴格限制。因為王力成之前在臺安縣法律顧問處組建的時候辦理過機要登記，利用這一便利條件，他向中央寫信全面反映了徐軍案和臺安律師案情況，以及走出看守所后長期被扣發工資、不讓工作、被專人“點對點”“一對一”跟蹤監視等情況，以及鞍山市政法委、檢察院仍多次對“三王一徐”進行調查等情況。PART 04司法部招待所成為王力成在北京的“家”1985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向中央政法委遞交了最高人民檢察院〔1985〕第22號《關于臺安三律師包庇案的報告》（簡稱“22號文”），稱：“臺安律師包庇案在總體上是成立的，王力成、徐啟化構成包庇罪，王百義、王志雙雖然不構成包庇罪，但是錯誤也是嚴重的，鞍山市檢察院在辦案過程中也有錯誤，應該深刻總結教訓，努力改進……”　　1985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具了《關于徐軍強奸案的審查報告》，認為“徐軍犯有強奸罪基本事實成立，原判認定徐軍強奸一案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扎實，雖承辦過程中有些具體情況搞得不細，但不影響對實質性問題的認定。”　　這兩份報告其實是“兩高”對臺安律師案和徐軍案的復查、審查報告，仍然堅持認為徐軍案不是疑案，王力成等三律師構成包庇罪。　　1985年12月1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信訪局在委員長會議決定下，針對“兩高”的復查、審查報告，形成了《我們對高檢22號文的意見》。這份意見指出，徐軍案尚沒有將基本事實查清，強奸案的發生時間、主要情節、前因后果、責任都沒有查清，查清的只有兩點：一是徐軍與趙艷鳳在1983年11月19日晚和11月20日晨這段時間內發生了性關系，二是趙艷鳳于次日下午兩點服毒自殺。　　1986年1月2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著名法學家張友漁聽取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匯報，寫出了自己的意見。　　1986年1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王漢斌將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信訪局的《我們對高檢22號文的意見》連同最高法、最高檢的報告以及張友漁的意見一并轉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鄭天翔、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楊易辰、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鄒瑜并司法部部長，報送所有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　　1986年7月3日，在第一次全國律師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司法部部長鄒瑜向媒體透露了臺安律師案的消息。　　1986年9月20日，全國律協就臺安律師案邀請了在京的刑法、刑訴法專家教授召開論證會，包括余叔通、郝雙璐、樊鳳林、嚴端、陳光中等人。專家一致認為，徐軍強奸案就是一起基本事實不清、基本證據不實的疑案，臺安律師案就是一起錯案。　　當年10月18日，全國律協整合了專家的論證意見，致信彭真委員長，同意全國人大常委會信訪局和聯合調查組關于三律師的行為均屬正常履職行為、未構成包庇罪、是一起錯案的意見，希望責成有關部門盡早作出正確處理。　　1986年11月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信訪局通過全國律協通知王力成進京，但沒說來干什么。這個消息怎么傳達到在鞍山被嚴密監控的王力成呢？遼寧省律師協會會長張國輝去盤錦市檢查律師工作，回來的時候“正巧”路過臺安，“順便”檢查了一下臺安的律師工作。在臺安法律顧問處檢查期間，張國輝上廁所的時候在走廊上“巧遇”王力成，王力成便接到了“通知”。　　王力成向臺安縣司法局局長于明秀報告要進京，于明秀不同意，但說：“有能耐你給我走吧。”王力成于是連夜就“跑了”，11月5日來到北京。到北京后，在一個不能公開的場合，王力成接到了領導給他的一堆材料，告訴他時間緊迫，必須一個晚上看完，然后提出意見。　　王力成連夜讀完了全國律協致彭真委員長的信和在京專家對臺安律師案的論證報告，也第一次看到王志雙、王百義對自己的“揭發”。王志雙的揭發主要是王力成說過“給檢察院鉚釘子讓他們判不了”“對徐軍的辯護意見主要是王力成提出來的”這類，基本還屬實；而王百義的揭發則有很多無中生有的成分，如把法律顧問處集體討論的辯護意見說成是王力成的個人意見，說王力成是徐啟化的學生，向徐啟化通風報信，等等。　　全國人大常委會信訪局招王力成來京，主要就是為了讓他了解他還不掌握的律師內部的更多情況，擔心他把持不住自己，要么破罐子破摔，要么沖動之下做什么出格的事。李鐵流告訴他，臺安律師案前景光明，要相信法律，相信事實，相信中央領導，目前唯一擔心的就是你們幾個律師不團結。司法部副部長陳卓告訴他，案件的事不用你考慮，你首先考慮的是如何控制你自己的脾氣。　　司法部部長蔡誠指示司法部招待所，“盡最大努力照顧好王力成”。陳卓副部長對招待所主任說：“這是個好孩子，現在沒有工資生活困難，我們司法部暫時把他養起來。”但司法部也沒有財政撥款可以養王力成，就靠司法部的一些工作人員在發工資時對王力成進行個人接濟，這樣“養”他。上至陳卓副部長，下至招待所很多普通工作人員，大家每個月發了工資就掏份子錢。為了緩解王力成的壓力，李鐵流、郭陽、王若杰、朱云、王化然等人經常與王力成相聚，司法部招待所從此成了王力成在北京的“家”，南長街小酒館成了他們經常聚會的地方。　　1986年11月2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編印了《情況反映增刊》第七期，刊登了全國律協就臺安律師案給彭真委員長的信和專家論證會紀要以及張友漁對此案的意見，發放的范圍擴大到了全部國家機關，臺安律師案的案情全部公開。　　1987年3月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信訪局又根據委員長會議的意見，出具了臺安律師案的案例報告。PART 05  風云再起，“二進宮”后又被釋放1987年1月23日，《鞍山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離間黨群關系意在擺脫黨的領導》一文，將臺安律師案與資產階級自由化和精神污染聯系起來，斷言律師犯下了包庇罪，讓王力成預感到自己還可能進看守所。　　果然，1987年2月2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派出復查組赴鞍山，對臺安律師案再次進行復查，復查的全過程僅僅是對王力成一人進行了不到10分鐘的訊問，王力成拒絕回答全部4個問題后離開。　　1987年4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將復查情況和結論報送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彭真委員長，再次認定“徐啟化、王力成構成包庇罪，王百義、王志雙參與了包庇但尚未構成犯罪”。　　5月4日，鞍山市檢察院在鞍山市政法委的強大壓力下，來到臺安縣檢察院傳達執行最高人民檢察院呈送給彭真委員長的這份文件，指示再次逮捕王力成。5月12日下午，王力成再次被逮捕。　　在5月12日王力成被再次逮捕的當天，遼寧省司法廳、遼寧省律師協會就向司法部和全國律協作了匯報。　　遼寧省人大常委會直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了匯報。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鐵軍直接找到鞍山市政法委書記郭軍，怒不可遏，連連拍桌子。郭軍表示“聽領導的，聽領導的”，同意放人，但又提出作有罪免于起訴處理。　　6月2日，鞍山市檢察院將王力成和徐啟化向鞍山市立山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立山區法院拒絕立案。　　之后，鞍山市檢察院將二人公訴至臺安縣人民法院，臺安縣法院經過反復研究，以“事實嚴重不清”“臺安縣法院應該回避”“需要考慮臺安縣法院審理這個案件的難度”“避免審理這個案件的負面影響”等為由，請示鞍山市中級人民法院。鞍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明確表示支持臺安縣法院退卷，“我們法院不趟這個渾水”。　　7月6日，臺安縣法院將案卷退回鞍山市檢察院。　　7月28日，鞍山市檢察院對王力成作出免于起訴的決定，王力成又一次走出看守所。釋放的當天，《鞍山日報》在頭版以《“臺安縣律師包庇案”真相大白——包庇犯徐啟化、王力成被市人民檢察院依法作出有罪處理》為題，公布了王力成被取保候審的消息，強調王力成“有罪”。　　1987年9月25日，司法部部長蔡誠電令遼寧省司法廳副廳長劉忠進京，交代他安排王力成的工作和生活，妥善解決檢察機關非法逮捕王力成后扔下不管的問題。蔡誠部長的意見得到了遼寧省副省長左琨和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鐵軍的堅決支持。　　10月7日，在張鐵軍的主持下，召開了省政府、省委、省律協、鞍山市政法委、市司法局、臺安縣政法委、縣司法局等單位主要領導參加的聯席會議，落實蔡誠部長的指示。會議決定：王力成回法律顧問處工作，但不準辦案，工資立即補發，被捕期間的工資通過補助的辦法解決，總之要保證生活。　　10月8日，劉忠在省律協傳達了會議決定，但之后過去了一年，此決議不但沒有半點落實，原來已享受的待遇也被取消，甚至醫療費也被克扣，因公辦案的旅費也不準核銷。反而是一些臺安縣的領導干部、老黨員和很多老百姓個人對王力成進行了很多資助，送米送面送啥的都有。　　從遼寧省第一屆律協會長張國輝，到主管律師業務的遼寧省司法廳副廳長劉忠，乃至家境并不寬裕的省律協秘書長劉繼任，上至司法部副部長陳卓、律師司司長王化然、全國律協辦公室主任郭陽，下至司法部律師司的全體同志，乃至律師界泰斗張思之、全國人大常委會信訪局王若杰、李鐵流等無以數計的國家工作人員，都曾經以個人身份給王力成以各種方式的資助。　　在接受采訪時，談及全國人大、司法部、全國律協和遼寧省司法廳、遼寧省律協許許多多人當年對他的“恩重如山”，王力成不禁老淚縱橫，感慨萬千。　　1987年11月15日，首屆全國律師協會在司法部副部長陳卓的建議下，從北京、遼寧、黑龍江抽調張思之、沈典、吳連芬三位著名律師組成律師團，在王力成的委托下，作為王力成的辯護人前往鞍山。在經過調查了解后，張思之為臺安律師案寫出辯護詞，但后來因為沒有庭審，辯護詞也就沒機會宣讀。多年以后，張思之以《一篇未曾發表的辯護詞》和《何故捕我律師》等標題進行了部分發表。PART 06  史上人大代表第一聲1988年3月11日，王力成接到進京的通知，來到北京后，得知這次進京與將要召開的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關。住進司法部招待所后，王力成在“娘家人”的指導下，寫就了《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的信》并抄送北京代表團，又寫就了致遼寧省代表團的公開信。這些信，由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印成《會議簡報》，分發給大會主席團。　　大會召開前夕，“娘家人”安排王力成在京西賓館見到了準備“登堂”的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王工，他是中國律師界的第一個全國人大代表。見面后王工問了一些問題，很快把王力成問火了：“不談了，就這樣，愛咋咋的！”王工笑道：“你沖我發什么火啊？消消氣消消氣，吃個橘子。你力氣再大，能吹起網兜子？”　　大會召開前夕的3月24日，王工受全國律師協會委托，代表全國律師對臺安律師案領銜提出“第2485號建議”和“第0327號議案”。　　第2485號建議提出：“要求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組織遼寧臺安律師王力成包庇案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對此案進行法律監督。”　　第0327號議案指出：“遼寧臺安律師案不僅律師法定的權利屢遭侵犯，而且國家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及其常委會的監督權也遭踐踏，完全有必要維護憲法的神圣和法律的尊嚴，應該依法組織特別問題調查委員會對案件進行調查。”　　1988年4月13日，習仲勛副委員長主持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閉幕大會。14時40分，所有程序都已表決完畢，大會執行主席習仲勛副委員長站了起來。按照常規，他應該說：“我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閉幕。”但他打破常規，問了句：“還有哪位代表對人大常委會的工作有什么意見和要求？”　　習仲勛的話音剛落，王工就舉手站了起來，大喊一聲：“我要發言！”　　一聲驚雷在莊嚴的人民大會堂炸響，四百多位中外記者潮水般地涌過來，圍繞著王工架起了長槍短炮。　　王工以他洪亮的男中音，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真履行對法律的監督職責，對臺安律師案進行有效的監督。　　此時此刻，剛剛卸任的彭真委員長在剛剛接任的萬里委員長耳邊低語，介紹王工，并說，這位代表提及的臺安律師案，他在1984年就批示過，但至今沒有得到妥善處理，希望下屆常委會還要關注。　　此時此刻，剛剛當選的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劉復之表情嚴肅，看了一眼剛剛就任的司法部長蔡誠和原司法部長、現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鄒瑜，心里已經拿定了主意。　　在二樓為大會服務的李鐵流倚靠在欄桿上落淚了，王若杰拉了他一把說：“別這樣，這不是熬出頭了嗎？”　　主持會議的習仲勛副委員長看著慷慨發言的王工，露出了會心的微笑。PART 07  最后的勝利　王工的議案和建議很快有了反應，劉復之立即責成遼寧省檢察院迅速復查此案。最高人民檢察院組成了工作組，由一名副檢察長帶隊親赴遼寧，處理臺安律師案。　　1988年8月1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致函全國人大代表王工，稱：臺安律師案正在盡快復查，復查結果將盡快告知。　　1988年12月13日，鞍山市檢察院檢察委員會一致通過了“王力成無罪”的決定，第二天就撤銷了1987年對王力成免于起訴的決定，宣告王力成無罪。　　12月27日，鞍山市檢察院副檢察長張熙忱代表鞍山市檢察院當面對王力成賠禮道歉，宣布撤銷立案的決定。　　王力成在送達的文書上簽字：“人民勝利了。”　　半年以后，在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召開前夕，最高人民檢察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了糾正遼寧臺安律師案的情況。　　1989年3月，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召開前夕，王力成再次被請到北京。3月23日，全國律協辦公室主任郭陽通知王力成第二天早上6點半之前，必須趕到天安門廣場聽廣播。　　次日清晨，王力成從南長街司法部招待所出發，徒步走到天安門廣場。6時30分，天安門廣場上的廣播驟然響起：“新華社消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真履行法律的監督職責，對臺安律師案進行有效的監督，王百義等三人蒙冤四年終獲平反。”　　1989年3月31日，王力成和王百義、王志雙三人再次進京，來到人民大會堂，將一面繡有“人民萬歲”的錦旗獻給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轉自：2017年11月13日的《民主與法制周刊》的《徐軍案與臺安律師案是如何形成的？》和“律媒橋”的《《臺安律師案30年后再回首》 系列報道之二》作者：記者 李蒙， 實習記者 宋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