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點】

　　1.凡符合累犯條件的前罪行為，都應納入累犯的評價之中，如有數個前罪行為，則應綜合考慮每個前罪行為的性質、罪行輕重、與再犯罪間隔的時間長短等因素，才能實現定罪量刑的合理化與規范化。

　　2.被告人已被認定為累犯，而在服刑期間又因部分前罪行為存在遺漏而被追訴的，應將前罪行為納入累犯評價范圍。

　　3.累犯的時間跨度計算應以被告人實施每次犯罪行為的時間為計，而非被告人被追訴的時間為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曹金生曾因犯盜竊罪于2010年3月16日被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千元；2013年9月26日因犯盜竊罪被廣東省佛山市三水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千元；2017年8月14日又因犯盜竊罪被湖南省隆回縣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七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正于湖南省邵陽監獄服刑。此次因涉嫌犯盜竊罪于2018年1月25日被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從邵陽監獄解回審判。現羈押于永州市零陵區看守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區人民檢察院以零檢公訴刑訴[2018]134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曹知生犯盜竊罪，于2018年4月20日提起公訴。被告人于2014年12月23日，與曹友春（已判刑）、曹訓（另案處理）在零陵區萍洲東路“好又來”超市，采取由曹友春負責與店老板洽談轉移注意力、曹知生以假香煙換真香煙進行“調包”、曹訓負責駕車接應離開的方式盜竊藍硬殼芙蓉王牌香煙7條和藍軟殼芙蓉王牌香煙1條。經物價部門鑒定被盜香煙價值2530元。另查明，在同案犯曹友春刑事案件的審判過程中，曹友春家屬代為退贓，通過公安機關已賠償被害人李小艷的經濟損失。被告人曹知生因犯盜竊罪被湖南省隆回縣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4日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七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于2016年11月4日被刑事拘留，拘留前已先行羈押3日。永州市零陵區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9日作出（2018）湘1102刑初131號刑事判決：被告人曹知生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千元，與前罪有期徒刑四年七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四萬二千元。

　　【案例注解】

　　本案的被告人系盜竊罪的慣犯，被告人在2010年3月16日、2013年9月26日均因犯盜竊罪被法院判處了有期徒刑，并在2017年8月14日又被法院以盜竊罪的累犯判處四年七個月的刑罰，但監獄服刑期間，偵查機關發現還遺漏了被告人于2014年12月23日的一起盜竊犯罪事實而進行了追訴，并由檢察機關于2018年4月20日提起公訴。那么對于服刑期間發現的遺漏犯罪事實，法院是否還應當以累犯進行評價？

　　對于這一問題，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已經在2017年8月14日的判決中被評價為累犯，該累犯的評價時間跨度為2013年至2017年，那么2014年間的盜竊罪也包含在此評價期間內，因此，法院不應對被告人2014年間的犯罪事實進行累犯評價，否則就是重復評價，侵害了被告人的權益，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罰。

　　另一種觀點認為，法院應當對本次漏罪以累犯評價，并加重量刑。這也是本案中法院所堅持的裁判觀點。堅持此種觀點，主要基于以下幾方面的理由。

　　一、累犯需對符合條件的每一起犯罪事實進行評價

　　我國《刑法》第65條是對除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以外的一般累犯之規定，也是實踐常態。由該條文可知，累犯在刑法上至少具有三層含義：第一，累犯是一種犯罪人的類型，即指被判處了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罰，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在一定期間之內再犯一定之罪的犯罪分子。第二，累犯是一種累犯是一種再犯罪的事實和從重量刑情節。第三，累犯是一項刑罰制度。從刑罰制度的角度考慮，累犯是指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分子，在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5年之內又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的情形。因此，成立一般累犯需滿足三個條件：一是主觀條件，前罪與后罪都是故意犯罪；二是罪行條件，前罪后罪所判處的刑罰都是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罰，此處系宣告刑，而非執行刑；三是時間條件，后罪發生在前罪的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5年內。由此可知，對于在5年的時間跨度內，但凡發生了應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的故意犯罪行為，都應納入累犯的評價范圍，且每一次犯罪行為都應計入考慮之中，唯有如此才能全面評價被告人的前科行為。

　　二、本案對被告人的累犯認定綜合評價了犯罪事實

　　以犯罪行為發生的時間為軸進行分析，假設本案不存在漏罪，則存在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被告人于2014年12月23日所犯盜竊罪已被法院判決，那么站在2017年8月14日判決節點溯及考慮，則被告人于2013年9月26日、2014年12月23日所犯盜竊罪皆應納入累犯的評價范圍。第二種情況是法院在2017年8月14日判決中包含了檢察院對被告人2014年12月23日盜竊行為的指控，即包含了前后兩起盜竊事實的認定，那么被告人于2013年9月26日所犯盜竊罪則將對后兩次行為產生累犯評價的影響。此二種情況下，法院在2017年8月14日的判決在評價累犯時，均會考慮被告人在2014年12月23日的犯罪情況。因此，法院在2018年4月20日面對被告人2014年12月23日的盜竊漏罪追訴時，理應做出累犯的評價。這是累犯評價的正當要求，合理囊括了被告人犯罪前科，與被告人已在2017年受到了累犯的評價并不重復；如不認定為累犯，才可能遺漏了被告人的犯罪行為。

　　三、量刑規范化要求綜合評價每起前罪犯罪情節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對于累犯，應當綜合考慮前后罪的性質、刑罰執行完畢或赦免以后至再犯罪時間的長短以及前后罪罪行輕重等情況，增加基準刑的10%-40%，一般不少于3個月。”因此，前罪的情況是法院對累犯進行量刑衡量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決定了從重處罰的幅度。假設法院在做出2017年8月14日的判決時不存在漏罪，那么法院在評價被告人的累犯情節時，應考慮2013年9月26日、2014年12月23日的兩次行為，每一次盜竊的情節及金額，再犯的時間間隔從2014年12月23日算起，故增加的基準刑也更會往40%的限額方向傾斜。而存在漏罪時，被告人雖在2017年8月14日的判決中被認定為盜竊罪的累犯，但此處的累犯僅考慮了2013年9月26日的一次盜竊行為，時間跨度比前述假設時更長，且前罪情節更單薄，最終量刑更輕。因此，本案的審理必須對被告人2014年12月23日的犯罪行為進行累犯的評價，才能從量刑上填補了法院在2017年8月14日判決因漏罪所導致的畸輕缺陷，以真正實現對被告人多次盜竊罪行的合理評價。

　　在量刑方面，還可以做一個更極致的假設。假設被告人于2014年12月23日系犯搶劫罪，且不存在其他殘忍手段或從重、加重情節，搶劫金額仍為2530元。同時，如果法院2017年8月14日判決中包含了檢察院對被告人2014年12月23日搶劫行為的指控，則被告人在2013年9月26日所犯盜竊罪已構成2014年12月23日搶劫罪的累犯，此處的刑罰加重基準刑顯然是三年以上的起點，如加重40%則對應了四年又二個月的刑期。回歸到漏罪的現實條件，法院在2018年4月20日審理被告人的搶劫罪時，如不認定累犯情節，則只能判處被告人三年刑至三年六個月的有期徒，與前述刑期差距高達一年左右。由此可知，法院對本案評價為累犯，只是進一步填補了2017年8月14日判決的量刑缺憾，并未產生對被告人的雙重處罰。

　　四、對本案中被告人應認定為累犯的觀點總結

　　由本案可知，凡符合累犯條件的前罪行為，都應納入累犯的評價之中，如果有數個前罪行為，則應綜合考慮每個前罪行為的性質、罪行輕重、與再犯罪間隔的時間長短等因素，以實現定罪量刑的合理化與規范化。如有數個前罪行為，且部分前罪行為存在遺漏，被告人已被認定為累犯且服刑期間而被追訴前罪行為的，則也應將前罪行為納入累犯考慮范圍。累犯的時間跨度計算應以被告人實施每次犯罪行為的時間為計，而非被告人被追訴的時間為計。如本案中，即使被告人被追訴的時間系在2019年12月25日之后，此時距離2014年12月23日已超過五年，但因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的時間間隔是從2014年12月23日到2017年8月14日計算，并未超越5年，故仍應以累犯進行評價。

　　來源：中國法院網 | 作者：李茜 黃躍華 呂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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