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犯罪嫌疑人葉某、唐某、陳某、蔣某、楊某等人在青白江區(qū)城廂鎮(zhèn)聯興村搞房屋拆遷。葉某、唐某等五人共謀，若有人到聯興村砍樹必須上交一定數額的“管理費”。2011 年 11 月的一天，葉某、陳某到其拆遷的工地上巡視時，發(fā)現張某在砍樹，便要求張某給“管理費”，張被迫答應事后給予一定的費用。

2011 年 11 月 9 日，葉某、陳某、唐某再次來到聯興村 5 組張某砍樹的地方要求其給 8000 元“管理費”，張某表示無法拿出這筆錢，后葉某打了張某一拳并從其轎車后座拿出一把菜刀追趕張某，張某當場跑掉，但張某由于害怕出事便拿出 8000 元錢交予唐某等人，后葉某、陳某、唐某與合伙人蔣某、楊某將 8000元平分。

【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楊某事發(fā)時沒有在場，蔣某在離事發(fā) 20米左右拆房，目睹了全過程，看到葉某拿菜刀追趕張某時還喊了句“不要那么沖動”，這句話有兩層含義：一是葉某拿刀的行為暴力程度不要那么大；二是不要動手，張某不給錢就算了。根據疑點歸利于被告的原則，應當認定為“不要動手，不給錢就算了”，加上蔣某、楊某均有自首情節(jié)、積極賠償被害人取到諒解，敲詐金額只是較大達不到巨大，應當認定蔣某、楊某的犯罪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楊某、蔣某和葉某等事先預謀，葉某等人第一次找張某時，五人均在場，張某由于害怕才答應，期間張某也請葉某等人吃飯希望化解此事，只是飯間誰也沒提，但是葉某等人卻認為張某是不想給錢，再第二次遇到張某砍樹時，發(fā)生了上述的事情。假設蔣某當時喊葉某不要那么沖動是“不要動手，不給錢就算了”，那么蔣某事后就不應該分錢，鑒于蔣某和楊某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較小，應當認為為共同犯罪中的從犯，同時蔣某、楊某事后主動投案并退賠了被害人的全部損失。綜上，楊某、蔣某犯罪情節(jié)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應當對楊某、蔣某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

敲詐勒索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使用威脅、要挾等方法，強行索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我國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規(guī)定“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對于金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敲詐勒索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第一條規(guī)定“數額較大”的標致是二千元至五千元以上，具體到四川省敲詐勒索數額較大的起點為三千元。

本案中首先對葉某拿刀追趕張某的行為不應當認定為搶劫，搶劫一般針對不特定的人，要求是當場實施暴力，當場取得財物，而葉某追趕張某時，張某當場跑掉，事后張某害怕出事，取錢給葉某等人，其不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

其次，張某砍的樹是當地村民的，并不是屬于葉某等五人所有，葉某、唐某、陳某、楊某、蔣某等五人事先經過預謀，葉某也實施了拿刀追趕的行為，并逼迫被害人張某交出合法的8000 元“管理費”，應當認定葉某、唐某、陳某的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

對楊某和蔣某的行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1）根據刑法犯罪概念的規(guī)定及刑法理論的通說，犯罪具有三個基本特征，即犯罪是一種嚴重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具有嚴懲的社會危害性；犯罪是一種觸犯刑事法律的規(guī)范的行為，具有刑事違法性；犯罪是一種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具有刑罰當罰性。楊某、蔣某的行為符合刑法上犯罪特征，其行為具有社會危險性，刑事違法性及刑罰當罰性。

（2）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應該從敲詐勒索的立法本意及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綜合來考慮。

首先，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刑法》的目的是為了懲罰罪犯，保障人民。對于侵犯人民的合法權利，應該是打擊的重點，敲詐勒索破壞的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秩序，侵害的是被害人多種權利，容易導致各種不良結果，這一行為不應該存在“顯著輕微”一說。

其次，盜竊罪是以秘密竊取方式，手段比較平和，未侵害到被害人的意思決定自由，僅侵犯被害人的財產權；而敲詐勒索罪中威脅或要挾等恐嚇手段足以使被害人心理產生恐懼，它侵害的不僅是被害人的財產權，還侵害被害人的意思決定自由，人身權利或其他法益，“公開恐嚇”犯罪手段性質比盜竊罪的“秘密竊取”手段性質更為嚴重。本地盜竊的起點刑為人民幣 1600 元，盜竊 8000 元，就算有自首、退賠，也應該判處監(jiān)禁刑，并處罰金。而蔣某、楊某敲詐勒索的犯罪金額達到 8000 元，如果還屬于“情節(jié)顯著輕微”于社會影響不好。

最后，楊某和蔣某有自首情節(jié)，屬于從犯，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有悔罪表現，綜上，應當認定蔣某、楊某的行為已構成敲詐勒索罪，但其犯罪情節(jié)輕微，作出不起訴決定較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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