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案是一起無單放貨糾紛，無單放貨事實已經(jīng)被查明，但原告作為托運人卻只能提供一套三份正本提單中的一份，對另兩份的去向無法說明。對于此種罕見的現(xiàn)象，該案審理中從合同、物權(quán)等角度出發(fā)，探討了無單放貨及提單物權(quán)效力等問題，指出托運人僅依據(jù)一份正本提單向承運人主張無單放貨損失是得不到支持的?！及盖椤皆?*北侖進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被告上海某集裝箱運輸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運輸公司）。B公司是**公司指定的澳大利亞提貨代理人；H公司是運輸公司在澳大利亞的代理，而G公司是H公司在墨爾本的代理。另，R公司與**公司指定的澳大利亞提貨代理人B公司的辦公地點、電話號碼、傳真號碼等均一致。2001年9月8日，**公司與S公司簽訂銷售合同，約定**公司向S公司提供針織裙一批，價值7564美元，支付方式為T/T.同年10月11日，S公司向**公司發(fā)去電子郵件，稱運輸公司為其在上海港的貨運代理人。**公司據(jù)此將貨物交于運輸公司運輸。2001年10月16日，運輸公司以承運人代理的身份簽發(fā)了提單，該提單格式抬頭為“WELLDONESHIPPINGLIMITED”，載明托運人為**公司，收貨人為“憑指示”，通知方為S公司，裝貨港為上海，卸貨港為墨爾本。該提單同時注明正本份數(shù)為三份。2001年10月25日，**公司將發(fā)票、裝箱單及提單傳真給S公司。同年11月5日，貨物在目的港清關、拆箱。2001年12月7日，**公司向運輸公司發(fā)函，確認全套正本提單均為**公司持有，指稱運輸公司實施了無單放貨行為，要求運輸公司妥善處理并給出明確答復。同年12月12日，運輸公司在澳大利亞的代理H公司向運輸公司傳真稱涉案貨物仍在其倉庫，當日運輸公司即將該傳真轉(zhuǎn)發(fā)**公司。**公司回函稱將委托B公司在目的港提取貨物，要求運輸公司告知其在目的港的代理以便聯(lián)系。**公司將提單交給B公司時并未背書。次日，運輸公司又向**公司發(fā)出傳真，確認H公司為其在澳大利亞的代理，并告知H公司的聯(lián)系方法。同年12月14日，R公司向H公司在墨爾本的代理G公司詢問涉案貨物下落，被告知貨物已被S公司提走。2002年3月6日，H公司向運輸公司發(fā)出電子郵件，稱“貨均已在我司”，次日，又發(fā)電子郵件稱“另方便的話，告訴寧波北侖，倉儲費由下周一起算”。2002年3月14日，B公司向**公司發(fā)出傳真，告知H公司在墨爾本的代理為G公司。2002年5月9日，H公司向運輸公司發(fā)出電子郵件，稱貨物在其倉庫，并稱“集裝箱是11月5日拆箱的，即使優(yōu)惠價至今的倉儲費也達AUD7000.00之多”。由于S公司始終沒有支付貨款，**公司遂以無單放貨為由，訴請判令運輸公司賠償貨物損失7564美元及退稅損失人民幣10621.36元，但**公司僅向法院提供了一份正本提單。運輸公司則辯稱涉案貨物仍在目的港海關監(jiān)管倉庫，**公司未到目的港提貨是貨物滯留的原因，其并未實施無單放貨，不應承擔賠償責任。上海海事法院認為，運輸公司未提供有權(quán)簽發(fā)涉案提單的證據(jù)，在本案審理期間也未對自己的承運人地位作任何抗辯，并且在目的港可以通過代理控制貨物，故其對涉案貨物負有承運人的責任。R公司與B公司的辦公地點、電話號碼、傳真號碼等均一致，而R公司在與G公司聯(lián)系提貨事宜時，G公司進行了答復，且答復內(nèi)容顯示G公司是將R公司作為有權(quán)提貨人來對待，故雖不能認定R公司與**公司指定的代理B公司為同一實體，但可以認定**公司實際通過R公司向運輸公司主張過提貨。2001年12月14日G公司承認貨物已放行給S公司，此后即2002年3月6日，H公司又稱貨物“已”在其處，并主張倉儲費“從下周一起算”。由此可以認定**公司的貨物在墨爾本已被運輸公司的代理所指定的G公司放行給了S公司，以后貨物又被追回并由H公司控制。而2002年5月9日H公司的電子郵件系在**公司起訴運輸公司之后所作，其效力不足以動搖H公司在本案訴訟前所作陳述。不僅如此，運輸公司也確認貨物被拆箱，故無單放貨的事實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