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共同加害行為（多人做事多人當）

法言俗語

日常生活中，侵權的發生形態各異，有時是一人侵權，由侵權人個人承擔侵權責任。有時是多人侵權或團伙“作案”，就引發了共同侵權行為，共同侵權行為因行為人主觀方面形態的不同有所區分，第一種典型的形態稱作共同加害行為。共同加害行為是指二人以上基于主觀關聯共同（共同故意或共同過失），共同實施侵權行為，造成他人損害，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多數人侵權行為。關于共同行為的認定，民法典立法上縮小了共同加害的范圍。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了三種共同加害行為，除兩人以上共同故意或過失侵權外，還包括兩人以上分別實施侵權，無共同故意或共同過失，但其行為直接結合，導致同一損害后果的情形。但我們認為，《民法典》第1168條中的“共同”應僅包括共同故意與共同過失的情形。

共同侵權發生后，就要按照“多人做事多人當”的原則來進行歸責。從侵權人來說，大家要捆綁在一起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從被侵權人來說，可以選取多人侵權中的任何人單獨或共同承擔責任，只要能維護自己的權益即可，這樣規定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維護被侵權人的權益，避免實務中出現贏了官司卻得不到實質賠償的情形。若侵權人之間出現責任分配不均的情形，則由侵權人自己通過訴訟或者協商等形式，按照過錯程度和行為的原因，按比例分配責任份額，與被侵權人無關。

例如，小張帶妻子駕駛車輛與小王發生碰撞，碰撞發生后，小張與小王由口角升級至互相推搡，小張上前打了小王幾拳后，小張妻子也加入戰斗，兩人合力將小王打成輕傷，此時，小張及妻子主觀上存在共同故意，客觀上一起實施了毆打行為，就構成了共同侵權行為，兩人應該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還有一種情形，比如甲、乙兩人共同抬一重物爬樓梯，爬樓梯過程中兩人由于疏忽大意，沒有抬穩該重物，導致重物滾落砸傷了正在爬樓的丙，那么甲、乙二人由于存在共同過失，構成了共同侵權行為，應該對丙的受傷承擔連帶責任。

以案釋法

2016年11月2日晚，藍某吉與張某杰、賈某科等人在朋友家飲酒后各自駕車返回。張某杰駕車行駛至青島市即墨區一路口時，不慎將車翻入路邊溝中。為把該車拖出，藍某吉、張某杰分別電話聯系后，劉某剛等人先后趕至現場。當日21時40分許，因劉某剛等人責備藍某吉讓張某杰飲酒后駕車，雙方發生爭執、廝打。其間，藍某吉持單刃刀捅刺劉某剛右腋下一刀，致劉某剛經搶救無效于當日死亡引發訴訟。

法院認為，根據公安卷宗、刑事判決書等證據可以認定，劉某剛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被藍某吉持刀捅傷造成失血過多所致。但在此之前，賈某科與藍某吉一起與劉某剛等人發生過廝打，廝打過程中藍某吉實施了持刀傷人行為。藍某吉持刀傷人的行為雖系單獨實施，事先未與賈某科形成意思聯絡，但二人就故意傷害劉某剛在主觀上已達成一致，且在客觀上均實施了加害行為。雖然藍某吉、賈某科分別實施了加害行為，但仍然構成共同侵權行為。藍某吉、賈某科作為共同侵權人，應當對彼此實施的侵權行為互負連帶責任。

法官說法

對于侵權人而言，行為方式存在差異的情況下，如有的行為人以作為方式、有的行為人以不作為方式實施侵權，但是只要兩者存在共謀，基于共同故意最終發生了侵權，全體侵權人仍應共同承擔侵權責任。

對于被侵權人而言，共同故意使侵權人的行為結合成了一個整體，訴訟時，有的侵權人妄圖通過舉證證明自身行為與損害無事實上的因果關系而免責。被侵權人應明確，其只需證明侵權人之間存在共謀即可，即使侵權人個人的行為沒有直接造成損害后果，各侵害人仍應就可能的因果關系承擔責任。

對于應履行共同注意義務的當事人，不能因為參與人員數量較多、發生參與人員越多、越忽視個人義務的“燈下黑”情況，當損害發生后，所有的應履行共同注意義務的當事人均應承擔侵權責任。

《民法典》條文

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條 二人以上共同實施侵權行為，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連帶責任。

二

教唆、幫助侵權行為（教唆幫助者如何追責？）

法言俗語

在人們的一般認識中，教唆主要指慫恿、指使別人做壞事，詞性自身就帶有一些貶義的暗示。從新聞媒體報道中，我們知道，教唆發生最多的對象群體還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心智和體力都未發育成熟，無法完全判斷事情的對錯利弊，這時一旦有人通過語言、眼神、口氣和行為來慫恿唆使，未成年人的行為很容易受到影響。對于幫助侵權行為生活中也有許多事例，比如，在交通事故發生后，雙方一言不合就容易發生爭吵，而有的家屬不僅不勸架，反而通過語言等方式刺激、拱火，加劇事態的發展，甚至在當事人沒有侵害意圖的時候，有的家屬從后備廂拿出工具，主動遞到當事人的手上，慫恿、幫助當事人打架斗毆。

教唆、幫助侵權的責任承擔主要分兩種類型，第一，教唆、幫助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侵權的構成共同侵權，教唆、幫助人與被教唆、幫助人視同完全一致，承擔連帶責任。第二，教唆、幫助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侵權，監護人無過錯的，不構成共同侵權，由教唆、幫助人單獨承擔責任；教唆、幫助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侵權，監護人有過錯的，與教唆、幫助人構成共同侵權。

生活中我們可以隨處發現教唆、幫助侵權的實例。例如，25歲的小張對8歲的小王說，那邊來了一只狗，你用石頭砸它，看它會有什么反應，這時小王的母親聽歌入迷，沒有聽到小張對小王說的話，也沒有對小王采取阻攔措施，后小王砸狗致使自己和路過的路人小李被狗咬傷，花費醫療費1萬元整，那么此時小張教唆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小王的行為就構成了侵權行為。又如，13歲的小強在19歲的大李的唆使安排下，每天半夜通過撬壓等方式偷竊電動車電池，能偷走則偷走，偷不掉就砸砍電動車，造成大量財產損失，侵權行為已經升級到受刑法規制的犯罪行為，這時大李也要承擔民事侵權責任。

以案釋法

龐某與肖某、夏某均系泉塘中學學生。謝某、喻某與肖某、夏某認識。2018年3月17日（星期六）下午，龐某與肖某在泉塘中學附近一奶茶店的過道內發生身體接觸，并發生口角。當天晚上，龐某等與肖某用手機聯系，雙方進行了約架，后又取消了約架，謝某、喻某與肖某在一起，看到肖某取消約架后即用肖某的手機繼續約架。2018年3月18日下午1時30分左右，龐某到達約定地點，肖某、謝某、喻某、夏某一起到場，肖某、夏某承認打了龐某及其朋友耳光，謝某、喻某承認用腳踢了龐某等。龐某等人沒有還手。當天晚上，龐某感覺眼睛不適，先后三次在長沙愛爾眼科醫院住院治療，并進行左眼玻璃體切除、重水、氣膠、硅油填充、剝膜、復雜性視網膜復位術等手術治療，共計支出醫療費48476.79元。湖南省人民醫院司法鑒定中心于2019年1月29日出具鑒定報告，鑒定意見為：被鑒定人龐某因外傷致左眼視網膜脫離，經治療后，遺留有左眼盲目4級，評定為八級傷殘。

一審法院認為，自然人的健康權受法律保護，侵害人因過錯造成他人人身損害的，相關賠償義務人應當依法承擔相應賠償責任。龐某與肖某因在學校附近奶茶店過道內發生肢體碰撞而發生矛盾，本屬小事，應互不計較，但雙方用手機約架，原告方取消約架后，謝某、喻某用肖某的手機繼續約架，被告方存在主觀過錯。次日到達約定地點后，被告肖某、謝某、喻某、夏某四人對龐某及其朋友進行了打耳光、腳踢等傷害行為，而龐某一方三人未還手，結果造成龐某受傷，對原告龐某受傷而造成的各項損失共計294310.37元，四被告應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又因肖某、謝某、喻某、夏某均系未成年人，系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根據《侵權責任法》第32條“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監護人承擔侵權責任”之規定，四被告應承擔的賠償責任應由四被告的監護人覃某、任某、李某、唐某共同承擔。被告方認為原告龐某原來視力就差、就醫前可能受到了其他傷害、出院后未按醫囑護理和休息導致傷害后果加重，其自身應承擔一定責任，但被告未提交證據予以證明，本院不予采納。原告請求超出上述認定數額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審判決后喻某等進行了上訴。

二審法院認為，本案二審爭議的焦點在于龐某是否系因自身原因造成左眼視網膜脫離、上訴人實施的傷害行為是否與龐某左眼外傷性視網膜脫離致殘的損害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龐某在本案起因上是否存在過錯。龐某傷情鑒定意見為被鑒定人龐某因外傷致左眼視網膜脫離，而上訴人未提交證據證明被上訴人龐某案發前左眼受到其他外力傷害，本案證據能夠證明上訴人龐某的傷情系由四原審被告的共同致害行為所致；上訴人喻某在共同致害龐某的過程中，實施了教唆他人傷害龐某和親自動手傷害龐某的行為，與被上訴人龐某左眼外傷性視網膜脫離致殘的損害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作為共同侵權人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現有證據證明被上訴人龐某在到傷害現場后，并未出言挑釁激化矛盾，在被傷害過程中亦未動手還擊，其在本案中沒有過錯。

法官說法

作為成年人應該明確知曉自身責任，教唆、幫助未成年人侵權的視同自身從事侵權行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作為侵權人的親屬、家人，教唆、幫助他人實施侵權行為的，本身應承擔侵權行為的連帶責任，并不會因為自己沒有直接實施侵權行為，就能逃避承擔責任。

作為被侵權人，應該注意搜集觀察，除直接實施人以外是否有教唆、幫助行為的存在，如口頭鼓勵、出主意、提供工具等方式，通過尋找教唆、幫助人，擴大可訴侵權人的范圍，讓自身合法權益獲得更多的保障。

作為未成年人的家屬應該加強日常監管教育，教育子女盡量不受他人的教唆，同時，要陪伴撫育子女，壓縮用心不良的人與子女的接觸空間。

《民法典》條文

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條 教唆、幫助他人實施侵權行為的，應當與行為人承擔連帶責任。

教唆、幫助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侵權行為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該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監護人未盡到監護職責的，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

三

共同危險行為（加害人不明，全體人擔責）

法言俗語

共同危險行為，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行為人，共同實施可能導致他人權利受損的危險行為，造成了損害后果，但不能確定實際侵害人的情形。如甲、乙共同向空中拋擲石塊，導致丙受傷，經驗明丙的傷害是被一塊石塊擊中所致，但加害人與受害人均不能證明是甲還是乙的石塊將丙擊傷，甲、乙二人的行為即共同危險行為。共同危險行為雖與共同加害行為在行為特征上有所區別，但在行為性質上均是共同侵權行為，行為人對損害后果應承擔連帶責任。共同危險人能夠證明侵權行為具體實施人的，不承擔賠償責任。確立共同危險行為，可以更充分地保護受害人，不會因實際加害人的無法確定而使受害人的權利無法得到救濟，同時也能更有效地遏制侵權行為。

共同危險行為具有如下特點：第一，共同危險行為的實施主體為兩人或兩人以上。一人的行為不能構成共同危險行為。共同危險行為的主體可以是公民，也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組織。例如，甲企業生產由乙企業銷售的產品致人傷害，但不能確定該商品的缺陷是因為甲的生產環節所致，還是由于乙的保管不善所致，甲、乙企業的行為就構成共同危險行為。第二，加害人在一個相對明確的范圍之內，但不能判明。在共同危險行為發生的具體時間和空間范圍內，有可能實施侵權行為人的范圍是相對明確的，如建筑物中某單元高樓的花盆墜落致人損害，在不能確定誰家責任的情況下，該單元高層養花的住戶均為共同危險人。如果可能實施侵權行為人的具體范圍難以明確，就不能適用共同危險行為的規定追究責任。又如，夜晚道路交通事故的責任人逃逸，就難以將所有當晚行駛經過該路段的駕駛員確定為共同危險行為的實施人。第三，共同危險行為具有導致他人權利受損的危險，并且造成了致人損害的后果。共同危險行為不僅有使他人權利遭到損害的危險，而且這種危險已經轉化成了現實的損害后果。沒有損害后果的存在，不構成共同危險行為。第四，共同危險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是造成損害后果的原因。雖然不能確定準確的加害人，但共同危險行為人的行為具有不可分性，他們的共同危險行為連接成一個整體，共同成為損害后果發生的原因。

以案釋法

鄧某生前系某縣飲食服務公司職工，水性較好，有長年到西江游泳鍛煉身體的愛好。2017年1月10日清晨，鄧某到西江游泳，約6時45分，鄧某從該碼頭下水沿著該碼頭一側的西江往上游方向游去。約7時10分，在游泳的李某看到2艘大貨船從大黃便民游泳亭對出、距岸邊50米左右的江面上航行經過時，一名系有游泳圈的游泳者距離一艘貨船的船頭僅有3~4米而未避讓，2艘貨船經過后就不再見到游泳者，只見到游泳圈漂于江面。1月15日，在事發河段浮起一具尸體，打撈后經確認死者為鄧某。2017年11月10日，梧州某縣海事處查詢鄧某失蹤時段經過該水域船舶的相關信息。根據調查取證，最終無法確定肇事船舶，目前也沒有收到最新證據或線索。由于事發航段沒有安裝其他的視頻設備，我們僅靠AIS設備記錄回放來查找該航段的過往船舶，其間過往的自用船舶、漁業船舶及其他排筏因沒有安裝AIS設備無法查到相應船名。函附2017年1月10日06:45至07:30過往船舶清單。船舶清單顯示下航船舶5艘；上航船舶9艘，AIS記錄9艘上航船舶經過時間大約為0702至0721,船名依次為桂桂平貨8789、桂武宣貨6868、桂桂平貨9332、誠信328、桂桂平貨9397、平南永佳5168、萬興789、西航983、東運863，并列明各船的船籍港、所有人、經營人等信息。

一審法院認為，本案系通海水域人身損害責任糾紛，本案的爭議焦點為：各被告所有或經營的船舶于2017年1月10日航行經過鄧某失蹤河段的行為是否構成共同危險行為。共同危險行為，是指二人以上實施危及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行為，僅其中一人或者數人的行為造成他人損害，但不能確定具體侵權人的行為。其構成要件包括：一、實施行為的數人沒有意思聯絡；二、數人共同實施了危險行為；三、一人或者數人的行為已造成損害結果；四、加害人不明。關于要件二，“共同”的含義是數個行為人的行為必須是同一時間、同一場所發生，即具有“時空上的共同性”，數個行為人實施的危險行為在時間上、空間上存在耦合性，且各行為人的行為一般均具有違法性。關于要件三，要求損害事實已經發生，損害結果已經造成；因果關系的存在能夠客觀認定，損害確系共同危險行為所造成；只有部分行為人的行為造成損害結果，另一部分人雖然實施了危險行為，但客觀上沒有造成損害后果。

對照本案的具體情況，各被告的行為不構成共同危險行為，理由如下：第一，各被告的行為不具有時空上的共同性，也無證據表明其行為具有違法性。2017年1月10日早上，登記所有人和經營人為各被告的9艘船舶航行經過事發河段的時間范圍大約為7時2分至7時21分，歷時19分鐘，不是在同一時間點經過事發河段。按照常理，該9艘船舶的航行軌跡不可能是相同的，即不可能都航行經過事發同一地點（該河段的河面寬度大約800米，按照《內河避碰規則》第8條“機動船航行時，上行船應當沿緩流或者航道一側行駛，下行船應當沿主流或者航道中間行駛......”的航行原則，尚且存在部分船舶靠江對岸通行的可能）。根據《航道法》第2條第1款“本法所稱航道，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江河、湖泊等內陸水域中可以供船舶通航的通道，以及內海、領海中經建設、養護可以供船舶通航的通道”、《廣西壯族自治區航道管理條例》第2條第2款“前款所稱航道，是指本自治區行政區域內的沿海、江河、湖泊、水庫、人工水道內船舶、排筏可以通航的水域”的規定，9艘船舶航行經過事發河段屬于在航道內的正常航行行為，沒有證據表明該9艘船舶存在違法航行進而危及他人人身和財產安全的情形。第二，根據廣西金桂司法鑒定中心作出的病理學檢驗意見，送檢的死者組織器官和頭皮沒有檢見生活反應，理論上沒有生活反應即為死后傷，但結合本案檢驗條件不能完全排除死者生前傷的可能。某縣公安局物證鑒定室作出的法醫學尸體檢驗鑒定也說明無法判斷死者鄧某為生前傷還是死后傷，該鑒定根據案情得出死者鄧某因船撞擊致生前溺水死亡的可能性較大的意見。具體而言，鄧某既可能是被船舶撞擊致生前溺水死亡，也可能是溺水死亡后被過往船舶撞擊導致尸體上形成損傷。就算是第一種情形，也不能排除其生前損傷為沒有安裝AIS設備的自用船舶、漁業船舶及其他排筏造成的可能。總之，無法確定鄧某的死亡就是案涉9艘上航貨船中的某艘或若干艘造成。因此，黃某輝等十四名被告和廖某海關于各被告行為不構成共同危險行為的抗辯主張于法有據，一審法院予以采納。

二審法院認為，被上訴人的行為不構成共同危險行為，理由如下：本案中未有充分證據證明本案的損害確系被上訴人中的一個或數人的行為所造成。共同危險行為雖然不能確定具體加害人或侵權責任人，但可以明確的是，共同危險行為人中的一人或數人的行為造成了損害結果的發生。本案中，鄧某的具體死亡時間并不能確定，而證人李某陳述在7時10分左右有船舶經過而造成游泳者消失，上訴人僅依靠唯一的證人證言確定鄧某的失蹤時間，并根據該證人證言向某縣海事處調取該時間段經過該域船舶的相關信息，而某縣海事處出具的《關于某縣“1.10”鄧某游泳死亡案事發航段過往船舶名稱的函》寫明，該處依靠AIS設備記錄回訪查找到該航段的過往船舶，而其間過往的自用船舶、漁業船舶及其他排筏因沒有安裝AIS設備無法查到相應船名，上訴人起訴的被上訴人分別所屬的9艘船舶系安裝有AIS設備而事發當天7時2分至7時21分過往的上行船，而其間未安裝AIS設備的自有船舶、漁業船舶的過往情況無法查明。因此，上訴人僅根據證人李某前后存在出入的證言及依該證言中推斷的時間從海事處調取的部分過往船舶信息，并無法得出鄧某死亡確系本案中9艘船舶中其中1艘或數艘船舶所為的結論。

本案中未有證據證明鄧某的死亡結果與被上訴人的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在共同危險行為中，能夠認定數人的危險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客觀上的因果關系，但又在事實上難以確切認定是誰的危險行為實際造成損害結果，故而推定共同危險行為人均存在侵權行為，據此，推定數人構成共同危險行為的前提為侵權賠償請求人能夠證明損害事實與危險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而本案中，上訴人未能證明鄧某的死亡結果確系各被上訴人的行為所導致，即沒有證明鄧某的死亡與被上訴人的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首先，本案中司法鑒定機構作出的兩項鑒定意見無法認定死者鄧某在生前遭受到外力創傷這一事實。根據廣西金桂司法鑒定中心﹝2017﹞病鑒字第53號鑒定意見書作出“從送檢的死者（鄧某）的肺組織中檢出大量硅藻”的鑒定意見及﹝2017﹞病鑒字第52號鑒定意見書作出“送檢的頭部裂傷處頭皮及血腫處組織、左臂創口處皮膚及肌肉組織均未檢見明顯出血、炎細胞浸潤等生活反應的病理改變”的鑒定意見，鄧某系生前溺亡，但難以判斷其損傷系生前傷或死后傷。

其次，公安機關的死因分析系在司法鑒定機構的鑒定意見基礎上作出，考慮死者熟悉水性的特點及目擊證人的證言，而后作出“死者因船撞擊致溺水死亡的可能性較大”的結論。而根據證人李某在公安機關所作證言證實“當時約7時10多分，向下游看去，見在大王碼頭上一點的地方水面上，有一只救生圈在水上漂，好似有一個人在游泳”，李某在一審庭審證實“（游泳者）沒有游泳的動作，只看到游泳人離船頭很近”“沒有看清是誰，也沒有看清游泳者的動作”。綜合司法鑒定意見無法直接作出死者損傷是生前傷或死后傷，考慮到本案證人證言的單一性并結合本案中疑似鄧某的游泳者被發現時已嚴重偏離正常游泳區域、鄧某的游泳繩系自然脫落而非船舶碰撞割裂、事發時天氣較寒冷及事發時尚未日出等因素，本案死者鄧某的死亡原因是否系船舶碰撞造成溺水的這一事實處于真偽不明的狀態。

本案中沒有證據證明被上訴人等人所屬的9艘船舶存在共同危險行為。共同危險行為主觀要件的構成雖然排除了行為人在意思聯絡上存在主觀共同性，但要求行為實施者具有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主觀危險性，即行為具有違法性及相應的過錯。本案案件事實表明，各被上訴人的船舶系事發時段在事發河道內正常航行的、安裝了AIS系統的船舶，上訴人認為9艘船舶在航行過程中存在未盡合理注意、避讓義務。但根據證人周某證言，一般游泳者的游泳區域為“游泳的距離一般距河岸為七八米遠，有的游泳離岸遠的是十幾米”，又根據證人李某的證言，其看到“游泳圈離岸邊有50多米”，可知鄧某在事發時系明顯偏離了游泳愛好者自發形成的慣常游泳區域而進入航道游泳。上訴人未有確切證據表明本案9艘船舶存在偏離航道或疏于瞭望從而直接導致鄧某死亡結果產生的危險行為或其他危及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行為。法院認為，因本案中并未有直接證據證明死者鄧某確系因船舶撞擊受傷而溺亡，故不應僅以可能的死亡原因反向推斷各被上訴人存在疏于瞭望或未予避讓的危險行為。據上，本案中沒有證據證明各被上訴人實施了侵權責任意義上的危險行為。綜上所述，雖然本案符合共同危險行為中加害人不明這一構成要件，但未有確切證據證明各被上訴人存在共同危險行為，亦未有證據證明鄧某的死亡結果確系各被上訴人的行為所導致，故各被上訴人不構成共同危險行為，各被上訴人對鄧某的死亡結果不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一審判決認定不構成侵權責任正確。

法官說法

對于“共同危險行為人”來說，在均實施了足以造成他人人身、財產損害的行為后，要盡可能舉證證明實際加害人，此時共同危險行為轉化為單獨侵權行為，就會免除實際加害人之外的其他“共同危險行為人”的責任。

被侵權人應重點證明各共同危險行為人的行為具有時空上的共同性、行為上的違法性。有的被侵權人認為如果找不到具體侵權人，只要把可能性的侵權人全部囊括在內，自己的權益就可以得到維護。實際上，如果潛在的侵權人在時空分布上具有分散性，無法推導出行為與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僅僅籠統地將可能性的侵權人都包括進來，很難得到由全體“共同危險行為人”侵權的結果。

《民法典》條文

第一千一百七十條 二人以上實施危及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行為，其中一人或者數人的行為造成他人損害，能夠確定具體侵權人的，由侵權人承擔責任；不能確定具體侵權人的，行為人承擔連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