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近代意義上的法律，最初設立的目的一定是限制強者對弱者的剝削，限制不平等的特權，即保護大多數相對弱勢群體的利益。然而今天法律所面臨的問題卻是，除了那個大多數的相對弱勢群體，社會上還分裂出另一部分更加少數的弱勢群體，比如性少數群體、艾滋病攜帶者、殘疾人、精神病人、藥物依賴者甚至是戀童癖者。我們發現，這類群體雖然無法在數量上構成多數，但是他們的利益訴求卻又是實實在在的并且沒有專門法律予以保障的，但是這并不排除他們利益訴求的爭議性：同性戀婚姻是否應該像異性戀婚姻一樣得到官方和社會公眾的認可？對變性人、跨性別者的社會身份認同呢？這些問題的爭議性也意味著其要真正得到法律層面的最終認可仍然是任重而道遠的。但是無論如何，相對少數群體一定要在人格上受到尊重，這是人格平等的憲法性法律規定，這一點是不存在任何爭議的。

當我們討論社會少數派的利益訴求和法律保障時，我們其實在討論法律法規中“人人平等”中的“人人”是否應該將少數群體納入其中。比如，同性戀也是人，為什么不能和異性戀群體一樣享受領結婚證的平等呢？同性戀當然是人，但是我國法律規定的婚姻要件之一是男女雙方，因此不考慮性心理的因素。要么改變法律，要么遵守法律，一定不能破壞法律或者“法外開恩”，這涉及到法律尊嚴的問題。疫情期間，美國特地為流浪街頭的吸毒者設立所謂的“安全場所”，并且提供免費的“適量”的毒品，不論是出于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還是官方所言“藥物治療”，都是極其荒謬的、踐踏法律尊嚴的。

在美國，很多人主張法律宗旨中“人人平等”應該引申為“弱者優待”，即對此宗旨作擴張性解釋從而納入社會更少數群體利益到社會一般性保護之列中，對此我不敢茍同。不論是從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精神出發，還是從顧全全人類的福祉出發，我都不認為法律應該照顧到每一個少數群體的利益訴求，因為這勢必影響到相對多數人的合法利益，畢竟社會資源是有限的，一方的配給傾斜就意味著另一方的配給不足。在我看來，法律要做的，就是在有限的社會資源分配里優先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訴求，滿足了這個前提之下再用剩余資源傾斜到少數利益群體之間，而不是一視同仁甚至本末倒置。法律所言之“人人平等”，只能是大多數人的平等，等到社會資源或者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對這個含義進行延伸性理解，僅就目前來看還是應當優先滿足多數人的利益需要。否則，就容易陷入西方“絕對平等”的陷阱，甚至還會給你扣上“政治不正確”的大帽子。

法律本身是協調的產物，也理應從事利益協調的工作。法律只能代表國家最高共識，但是無法替代人們心中根深蒂固的偏見，比如美國黑人弗洛伊德的悲慘下場所引發的社會撕裂，我們當然不能說這是因為法律蔑視黑人群體的利益，這是執法和司法環節出了問題，而執法和司法又少不了具體執行者的個人意志的參與。微博上鬧得沸沸揚揚的“禁食狗肉”運動也是一個道理，法律上并沒有規定說吃狗肉違法，法不禁止即可為，可總有人試圖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抨擊吃狗肉的行為，并輔佐以“弱者優待論”進行觀點補充。我看不出動物保護人士為什么是弱者，如果是因為他們人少，那么更不該侵犯多數吃狗肉群體的用餐自由。如果是因為“吃狗肉”不道德不文明，那么我也是一笑了之，無話可說。畢竟，法律是具有標準的，道德并不具備。

說了這么多，無非是想說明法律是多數人的法律，而不是少數人的法律。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法律不照顧少數人的利益，相反，法律總是這樣去做，以便實現社會公正的最大化。多元化的發展帶來越來越多的不同利益訴求，也對法律法規的制定帶來挑戰。每個人都有積極主張個體和群體利益的權利，法律能做的就是協調好不同群體的利益平衡，維護好社會公平和實現集體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