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狗主人構成不作為犯罪

以上所述的行為不僅僅是積極的實施某些行為，同時也包括違反刑法義務性規定的不作為。例如，母親不給嬰兒喂養餓死嬰兒的行為，違反撫養嬰兒的義務，屬于不作為行為。不作為的行為之所以構成犯罪，是因為不作為者負有作為的義務。根據目前刑法學理論實質二分說的觀點對于義務的來源主要有兩方面的規定，第一種是對危險源的監管義務，某個危險源制造了危險，而行為人對危險源負有監管義務，這其中危險物就包括了危險動物、危險物品、危險設施等，本案當中狗主人的三條惡犬之所以能夠咬死男童就是因為狗主人未盡到對狗的監管義務，在這三條惡犬在之前就有傷人的情況但狗主人并沒有對它們采取有效的措施，比如關起來，拴上鎖鏈等等，所以違背了對危險源的監管義務，構成犯罪。第二種是對法益對象的保護義務，如基于特定的關系的保護義務，如上所述的母親對于嬰兒就負有基于法律規范產生的保護義務。

二、刑事和解之后不意味一定能免除刑事處罰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刑事和解主要適用于因民間糾紛引起的，涉嫌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侵犯財產犯罪，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和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對于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如果犯罪情節輕微可以免于起訴或者法院可以依法對被告從寬處罰。本案當中狗主人涉嫌的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當然符合刑事和解的條件，但是其造成的后果相當嚴重，雖然不能免于起訴，但由于已經達成和解協議還是可以得到從寬處罰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