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如何解讀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若干意見

一、《意見》出臺的背景和主要內容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明確提出，要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這是中央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歷史條件下作出的重要部署，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基本刑事政策。這一政策既是對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的繼承，又是對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的發展。它根據當前社會生活的需要，補充完善了許多新的內容。

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中央《關于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意見》確定的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根據中央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在前期調研的基礎上，制定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指導性文件，以促進全國法院更加全面深入地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法院為此成立了項目組，廣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范圍涉及全國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政法部門、各高級人民法院、部分中級人民法院及部分知名法律專家，并報中央政法委審核。經反復修改完善，數易其稿，制定了本《意見》。

《意見》制定的總體思路是，根據黨和國家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政策特性和定位，對人民法院在刑事審判工作中如何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出指導性意見。《意見》不是提供具體的定罪量刑標準，而是重在解決政策導向問題。同時，《意見》注重政策的穩定性以及政策與法律之間的統一性，對最高人民法院近年來出臺的一些法律文件的內容和精神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將相關內容納入《意見》中，成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指導下的具體的刑事司法原則。

《意見》共計四十五條，包括“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總體要求”、“準確把握和正確適用依法從‘嚴’的政策要求”、“準確把握和正確適用依法從‘寬’的政策要求”、“準確把握和正確適用寬嚴‘相濟’的政策要求”以及“完善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工作機制”五個部分。

二、《意見》的主要特點

《意見》主要體現了以下四個特點：

(一)強調寬嚴并用，反對偏輕偏重?寬嚴并重、寬嚴并用、寬嚴平衡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也是制定《意見》的出發點。《意見》第2條明確規定：“要正確把握寬與嚴的關系，切實做到寬嚴并用。既要注意克服重刑主義思想影響，防止片面從嚴，也要避免受輕刑化思想影響，一味從寬。”一方面，《意見》繼續堅持依法嚴懲嚴重刑事犯罪的方針，強調對嚴重刑事犯罪予以嚴厲打擊。在明確嚴懲的對象和范圍的同時，還對司法實踐中應當特別強調的應予從“嚴”的情況作出規定，如強調“對國家財產和人民群眾利益造成重大損失、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的職務犯罪和商業賄賂犯罪案件，即使被告人犯罪所得數額不大，也應依法從嚴懲處”。對于職務犯罪適用緩刑的問題，《意見》也專門作出規定：“要嚴格掌握職務犯罪法定減輕處罰情節的認定標準與減輕處罰的幅度，嚴格控制依法減輕處罰后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適用緩刑的范圍，切實規范職務犯罪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適用”。

另一方面，《意見》較為全面地規定了“從寬”處罰的情形以及如何正確把握從寬情節。如規定“被告人的行為已經構成犯罪，但犯罪情節輕微，或者未成年人、在校學生實施的較輕犯罪，或者被告人具有犯罪預備、犯罪中止、從犯、脅從犯、防衛過當、避險過當等情節，依法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

《意見》對于司法實踐中有分歧意見的問題，也特別予以明確。如規定“對于親屬以不同形式送被告人歸案或協助司法機關抓獲被告人而認定為自首的，原則上都應當依法從寬處罰;有的雖然不能認定為自首，但考慮到被告人親屬支持司法機關工作，促使被告人到案、認罪、悔罪，在決定對被告人具體處罰時，也應當予以充分考慮”。

(二)強調處理好政策和法律的關系?《意見》特別強調處理好政策與法律的關系，確保貫徹政策不違背法律，執行法律又能充分體現政策精神。《意見》第3條規定：“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必須堅持嚴格依法辦案，切實貫徹落實罪刑法定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依照法律規定準確定罪量刑。從寬和從嚴都必須依照法律規定進行，做到寬嚴有據，罰當其罪。”這就明確了貫徹政策必須在法律的基礎上進行。同時，《意見》又規定，“要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治安形勢的變化，尤其要根據犯罪情況的變化，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適時調整從寬和從嚴的對象、范圍和力度。”這就為我們在司法活動中科學、適時、正確地貫徹政策留下了空間。

處理好政策與法律的關系，必須在依法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發揮好政策的指導作用，這也是制定《意見》的一個基本考慮。對此，《意見》主要通過以下方式來提出具體的政策導向：一是對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提出原則性的指導意見。如對老年人犯罪是否從寬處理，法律沒有規定。對此，《意見》明確規定：“對于老年人犯罪，要充分考慮其犯罪的動機、目的、情節、后果以及悔罪表現等，并結合其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酌情予以從寬處罰。”這一規定的法律依據是刑法第六十一條“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關于量刑基本原則的規定。

二是對法律雖有規定，但規定較為原則的情況進行明確。如法律規定對累犯和毒品再犯應當從重處罰，但只是原則性規定，沒有進一步細化從重處罰的不同情況。對此，《意見》規定：“要依法從嚴懲處累犯和毒品再犯。凡是依法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即使犯罪情節較輕，也要體現從嚴懲處的精神。尤其是對于前罪為暴力犯罪或被判處重刑的累犯，更要依法從嚴懲處。”又如法律規定對具有立功情節的被告人可以從寬處理，但對具有立功情節的共同犯罪人，如何區別對待則不明確。

對此，《意見》規定：“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對于主犯或首要分子檢舉、揭發同案中地位、作用較次的犯罪分子，構成立功的，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應當從嚴掌握，從輕處罰后導致全案量刑失衡的，一般不予從輕處罰;如果檢舉、揭發的是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樣嚴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協助抓獲的是同案中其他主犯、首要分子的，原則上應予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對于從犯或犯罪集團中的一般成員立功，特別是協助抓獲主犯、首要分子的，應當充分體現政策，依法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三是對司法實踐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難點問題提出處理的原則。如對于“從寬”與“從嚴”情節并存的案件如何處理?司法實踐中把握不盡一致。對此，《意見》規定：“對于被告人同時具有法定、酌定從嚴和法定、酌定從寬處罰情節的案件，要在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危害程度的基礎上，結合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社會治安狀況等因素，綜合作出分析判斷。”?四是對一些原則性的刑事政策進行了具體闡釋。如《意見》規定：“要準確理解和嚴格執行‘保留死刑，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的政策。對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論罪應當判處死刑的，要堅決依法判處死刑。要依法嚴格控制死刑的適用，統一死刑案件的裁判標準，確保死刑只適用于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擬判處死刑的具體案件定罪或者量刑的證據必須確實、充分，得出唯一結論。對于罪行極其嚴重，但只要是依法可不立即執行的，就不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三)強調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寬嚴相濟政策作為我國的基本刑事政策，其目的不僅僅在于為刑事司法活動提供明確的政策標準和界限，規范司法行為，更深遠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減少和化解社會矛盾，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進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對此，《意見》作出的一些規定，充分體現了這一特征。比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調解工作從表面上看，似乎與寬嚴相濟政策關系不大，但實際上，一些因民間糾紛引發的刑事案件，如果被告人或其親屬積極賠償，取得被害方的諒解，就應當充分考慮對被告人依法從輕處罰。它可以有效地化解矛盾，促進社會和諧。

從根本上講，與寬嚴相濟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因此，《意見》專門規定：“要盡可能把握一切有利于附帶民事訴訟調解結案的積極因素，多做促進當事人雙方和解的辨法析理工作，以更好地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努力做到案結事了。要充分發揮被告人、被害人所在單位、社區基層組織、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和近親屬在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工作中的積極作用，協調各方共同做好促進調解工作，盡可能通過調解達成民事賠償協議并以此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屬對被告人的諒解，化解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再如，《意見》提出，在依法減刑、假釋時，對于確有履行能力而不積極主動履行附帶民事賠償責任的，應當從嚴掌握;對于積極履行民事賠償責任的，則應當根據悔改表現予以從寬掌握。這些都有利于爭取更好的社會效果。

(四)強調制度保障，力求收到實效?為了確保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得到切實的貫徹落實，《意見》強調加強相關的工作機制建設，將工作機制問題單列為一個部分，專門作出了規定。如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理機制問題規定：“要建立健全符合未成年人特點的刑事案件審理機制，寓教于審，懲教結合，通過科學、人性化的審理方式，更好地實現‘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促使未成年犯罪人早日回歸社會。要積極推動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改造和管理的各項制度建設。對公安部門針對未成年人在緩刑、假釋期間違法犯罪情況報送的擬撤銷未成年犯罪人的緩刑或假釋的報告，要及時審查，并在法定期限內及時做出決定，以真正形成合力，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懲戒和預防工作。”

《意見》要求不斷推進量刑規范化試點、案例指導、刑事和解、刑事被害人救助等工作機制的進一步完善。《意見》還規定，要不斷建立和完善法官考評機制、人民法院與相關政法部門的聯系協調機制等，這些都將為人民法院全面、深入地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供更加堅實、可靠的制度保障。?三、關于《意見》的貫徹落實?《意見》是人民法院全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指導性文件，對做好刑事審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最高人民法院將采取有效措施，確保《意見》得到切實貫徹落實。

最高人民法院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充分認識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新時期的重大意義，認真組織對《意見》的學習，深刻領會精神，切實增強貫徹執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自覺性，將這一政策的基本要求落實到刑事審判工作的每一個環節中去，確保辦案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高度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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