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個人曾經被醫院的“手術知情同意書”嚇倒過，如果只看“同意書”，從麻醉到手術到術后恢復，病人幾乎要闖過一連串的生死關口，而只要在“同意書”上簽了字，這些關口似乎就要由病人自負。很多人往往看到最后就不敢再做手術了，之所以終于走進了手術室，是因為遇到了態度好一點的醫生或者是醫院的熟人，他們會進一步解釋說：“別害怕，沒有同意書上寫得那么危險，出事的只是極個別的，那樣寫是醫院為了規避責任……”

修改“知情同意書”的話語方式，增加可供選擇的治療方案，就能從根本上解決病人擔憂的問題？似乎不是。人體的復雜也決定了醫學的復雜，不是每個病人和家屬都能理解。所以，即便是“知情書”把治療選擇的權利下放給病人，也很難說病人就把握了自己的“知情權”和“生命權”。一個沒有醫學背景的癌癥病人，怎么能在醫院提供的幾種化療藥物中恰當地選一個？一個心臟病人怎么能決定是做“搭橋”還是做“支架”更適合自己？從另一個角度上說，這種被醫院乃至“同意書”賦予的權利，同樣讓病人為難。對醫學一無所知的病人，需要的是一個對自己生命能做主，而且敢做主的救命醫生，而不是被一個修改得更精密、更通俗的“知情同意書”告知。

曾經有個被某醫院認定非乳房全切不能保險的年輕乳癌患者找到醫生關-山，她不知道在保乳和保命之間還有沒有“手術同意書”之外的選擇。在國內很早開展乳癌保乳術的關大夫仔細檢查后認定“不用全切”。接下來，在等待手術的幾天中，關-山和病人一樣緊張，翻來覆去地研究手術方案，因為他主動肩負起了本來可以通過一紙“知情同意書”推脫掉的責任，自告奮勇地包辦了病人的“生命權”……也恰恰是因為他的醫術和責任，這個病人在保乳手術后，健康而完整地活過了最危險的5年，至今如常。

醫學的人性化改革是中國醫療的大勢所趨，這就更要求在規范服務的同時，醫生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并且富有責任意識，非此，任何一種規范的提出都可能成為醫生、醫院規避責任的巧妙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