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過對環境經濟法律體制的深入分析，闡述了其在環境立法發展中的必要性和具體體現。面臨著中國環境問題的巨大考驗，僅僅依靠行政機關的硬性管制是遠遠不夠的，這就需要引入環境經濟的法律手段，通過其固有的市場競爭機制達到環境資源的保護和合理利用。并通過體制內部的各種環境經濟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以期適應中國在新時期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更大挑戰。談及中國人的環境保護意識之建立，上可溯至春秋時代，早在《逸周書·大聚篇》中就已有了關于禁伐山林等環保措施的規定，可見在這一點上我們國人并沒有落后于西方。然而中國人的環境保護意識即使早已有之，而其積極的環境保護立法也并不落后于人，究竟為什么還是會遭到種種自然災患的遺害，環境破壞問題接連不斷甚至有所加重呢？探其原因，關鍵一點在于大量的環境立法并沒有得到有力地實施，中國的環境法律尚待通過更有效的機制使之真正發揮預期的作用，而將環境法律的經濟機制引進環境保護的立法中就顯得尤為關鍵和必要。一、在環境保護立法中建立環境經濟法律調整機制的必要性立法的目的，在于通過國家強制力的形式，將對統治階級有利的事實和行為確定為合法，以最大限度的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在一系列的立法過程之中，目的的設定是第一重要的，它體現著立法的價值觀，這種目的理念支撐著立法的指導思想以及法律原則和制度的建立。環境法的目的無疑就是立法者通過制定法律，對一定社會關系進行調整所要達到的價值目標。我國環境法的立法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里體現了我國環境立法目的的二元性，也就是既注意維護人類本身的健康，又不放棄對未來環境的保護和為后代人的生存、發展創造良好的契機，把當代人的發展建立在不危及后代人的需求之上。這一理念也是一項貫穿我國環境保護法律始終的基本原則。這種價值觀最早產生于1972年的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上，它一改了人類長期堅持的“人類利益中心主義”，而轉向了“在不排除保護人類自身權利與利益的前提下，確立‘蘅平世代間利益，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保護人類的環境權與生態世界的自然權利’這兩大目標”的“生態利益中心主義”。①然而，目前的環境現狀，正亦步亦趨地與我們的環境立法目的走向反面。而綜觀我國的環境立法，通過大量的行政性質的硬性手段治理環境，既沒有最大限度地保障人類的健康與安全，亦沒能充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形成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因此從環境立法根本目的的角度出發，引入環境法律的經濟機制已是環境立法的一種內在要求。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由于環境資源這一特殊的社會財富并不具有“外部經濟性”，從而使得環境的利用主體在不同層次的生產、投資、消費等活動中，很少考慮到由此產生的對財產、人身、生產活動、環境的舒適性以及環境美學價值的損害，并將其折算到有關的產品成本或收益當中，而往往只考慮到自身的成本和收益。這種視環境價值為零的思想一直左右著人們的經營理念，并因此也給人類帶來了犧牲環境以獲得經濟效益的慘痛代價，造成了環境的深度污染和破壞。針對諸此情形，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理念應運而生。環境成本內部化，就是指根據“污染者付費”的原則，將環境與資源費用計算到產品成本中去，從而根本上反映產品的真正價值，解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②環境成本內部化理念淵源于20世紀中期產生的環境經濟學。它的施行并不能完全依賴于原有的環境行政管理手段，而是需要進一步地確立環境法律的經濟手段，來確保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實施。從而促使企業改善經營結構，增加技術投入，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合理有效利用社會資源，達到環境資源的合理配置，從而實現可持續的發展戰略。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言：“一切社會關系……歸根結底是一種經濟關系”，環境資源雖然一直被認為是一種大自然無償賦予給人們的財富，但當人們開始向它索取各種利益之時，它亦給人們帶來了生態環境的災難性破壞，這著實讓人類承受了致命一擊，使之將其從自然環境中索取的利益又以另一種方式（環境資源的保護和改善費用）還歸回去。這也就印證了一點，即使環境資源不屬于任何個人，但當它一旦與人類的生產和生活發生了一定的關系，那么它也就具有了一定的經濟價值，從而有必要也必須引入經濟的法律手段對于一切與環境資源發生社會關系的行為加以約束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