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分國家責任與官員個人責任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成為傳統民法與現代國家賠償法經常發生沖突的焦點，特別在公務概念變幻更迭的今天，要分清個人行為與公務行為是件十分困難的事。理論上的紛爭也反映到實踐中，法院在判斷哪些是公務行為，適用國家賠償，哪些又是個人行為，適用民事侵權賠償方面絞盡腦汁，受害人受到侵害后因不能確定其性質而投訴無門，即使是由公務員個人所負的賠償責任，因個人財力有限，受害人也很難得到圓滿的賠償。因此，自本世紀40年代以來許多國家在國家侵權賠償方面，呈現出國家責任與官員個人責任一體化的趨勢。總的方向是擴大政府責任，減少官員個人責任，直到公務員個人責任完全為政府責任所吸收。

1961年美國“聯邦侵權賠償法的修正案規定，對于因政府雇員駕駛機動車導致的賠償中，被訴人只能是政府而不是雇員。在過去幾屆國會中，已提出了若干法案，對于全部違反憲法的侵權案件由政府代替官員承擔責任。1979年3月的國會中，肯*迪參議員提取消官員個人賠償責任，由國家代替賠償，并用紀律處分取代對官員個人的追償。[6]法國行政法院對公務員個人承擔賠償責任也日趨反對，把絕大多數公務員侵權行為均歸結為公務過錯，拓寬了公務過錯的內涵和外延，凡與公務有瓜葛的過錯，均可視為公務過錯，造成損害的賠償責任均由公務部門承擔。實踐中，公務員個人承擔賠償責任的情況日趨減少。[7]公務員個人賠償責任被國家責任所吸收的趨勢并不排斥追償權的存在，即大多數國家對有故意或過失的公務員享有追償權，但在實踐中，執行這種權力更多是一種紀律手段，而不是賠償費的追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