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1.根據《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八條規定：“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決認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訴請求擔保人承擔民事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故雖然借款人被生效判決認定有罪，但出借人仍可起訴擔保人承擔擔保責任，其責任主體與刑事案件的責任主體并不一致。如果借款人被認定犯罪，出借人不能通過民事訴訟追究擔保責任的話，擔保就失去了意義。2.《合同法》第五十二條中關于“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規定，主要是為了規制行為人為達到非法目的以迂回的方法避開了法律或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行為。如果只要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貸行為被認定為犯罪，就以其符合“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情形而認定借款合同無效，顯然與《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情形不符。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書（2018）最高法民再372號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被上訴人）：汪安華，男，1974年6月4日出生，漢族，住湖北省黃石市西塞山區。委托訴訟代理人：趙力國，湖北今天律師事務所律師。委托訴訟代理人：李映雪，湖北今天律師事務所律師。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上訴人）：鄧偲詣，女，1986年12月19日出生，漢族，住湖北省武漢市江岸區。被申請人（一審被告）：朱軍，男，1978年10月19日出生，漢族，住湖北省天門市。一審被告：杜琪峰，男，1983年7月22日出生，漢族，住湖北省武漢市江岸區。一審被告：長江聯眾（武漢）科技投資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漢市江岸區四唯街解放大道1208號新長江國際A棟13層4室。法定代表人：杜琪峰，該公司董事長。一審被告：龍眾（武漢）汽車服務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漢市江岸區丹水池街解放大道2022號。法定代表人：彭俊，該公司董事長。再審申請人汪安華因與被申請人鄧偲詣、朱軍、一審被告杜琪峰、長江聯眾（武漢）科技投資有限公司、龍眾（武漢）汽車服務有限公司民間借貸糾紛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8）鄂民終367號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于2018年10月12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3845號民事裁定，由本院提審。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汪安華申請再審稱，一、二審法院裁定駁回起訴沒有法律依據，其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刑法第六十四條有關問題的批復》錯誤，應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八條的規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刑法第六十四條有關問題的批復》的規定，被害人無權通過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刑事案件被告或者罪犯返還被非法占有、處置的財產，否則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駁回起訴。但汪安華在原審未主張杜琪峰承擔民事責任，即該案并非主債權債務合同糾紛，而是保證債權債務糾紛。該保證債權債務糾紛未經其他程序處理，本案的涉案金額至今未追回，且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零八條第三款規定的情形。此外，根據法律適用、法律效力的基本原理，本案應當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八條的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并依法審理判決。二、二審法院認定汪安華與杜琪峰之間的《借款合同》無效缺乏證據證明，適用法律錯誤。（一）二審法院認定汪安華與杜琪峰簽訂《借款合同》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缺乏證據證明。《最高人民法院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對“非法目的”進行了解釋，即“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中的“目的”應當是合同雙方的共同目的，而非單獨哪一方的目的；絕大多數情況下，這一“目的”是雙方通謀的結果，或者至少也是雙方共同明知或理應知道的，這一點理應成為“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一個重要特征。最高人民法院相關裁判觀點亦表明，借款人單方欺詐（不論該欺詐是否構成犯罪），出借人并未參與且不知情的，借款人的單方欺詐行為不影響借貸雙方合同的效力。本案中，即使杜琪峰在簽訂《借款合同》時存在“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故意，但汪安華對杜琪峰的“非法目的”并不知情，更不存在“共同故意”。二審法院在沒有證據證明汪安華與杜琪峰對“非法目的”存在通謀或汪安華對杜琪峰的“非法目的”知情或理應知情的情況下，認定汪安華與杜琪峰的行為符合“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構成要件，并認定《借款合同》無效，屬于認定案件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二）二審法院在認定《借款合同》效力的過程中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錯誤。二審法院應當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認定《借款合同》及保證條款有效。杜琪峰以非法占有為目，虛構交易項目，使汪安華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與其簽訂《借款合同》，即便其行為在刑事范疇構成詐騙，但在民事范疇僅能定義為欺詐，二審法院在沒有證據證明《借款合同》構成“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情況下，直接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屬于適用法律錯誤。三、本案《借款合同》及保證條款有效，鄧偲詣和朱軍有義務向汪安華承擔連帶保證責任。本案《借款合同》屬于可變更、可撤銷合同，汪安華不請求法院變更或者撤銷，且《借款合同》不存在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情況下，借款合同和保證條款均有效，鄧偲詣和朱軍應當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向汪安華清償杜琪峰所負債務本金及利息。汪安華向湖北省黃石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請求：判令鄧偲詣、朱軍連帶償還汪安華借款本金300萬元及利息54000元（按月利率1.8%計算至2015年1月16日）及之后利息計算至借款本息清償之日止；本案訴訟費用由鄧偲詣、朱軍承擔。一審法院查明，2014年12月16日，杜琪峰與汪安華簽訂《借款合同》一份，約定：杜琪峰向汪安華借款300萬元整，用于經營周轉，借款期限1個月，自2014年12月16日起至2015年1月15日止，借款利率為月息1.8%；鄧偲詣、朱軍、長江聯眾（武漢）科技投資有限公司、龍眾（武漢）汽車服務有限公司為杜琪峰借款（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罰息、違約金、甲方實現債權費用）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擔保。該合同同時約定借款人未能按時還款應承擔的違約責任等相關事項。合同簽訂后，杜琪峰當日向汪安華出具付款指示書，汪安華即依約于當日和同月17日二次以王秀文名義通過銀行轉帳285萬和15萬元共計300萬元到杜琪峰指定賬號。還款期到，杜琪峰及擔保人鄧偲詣、朱軍、長江聯眾（武漢）科技投資有限公司、龍眾（武漢）汽車服務有限公司均未按約償還借款本息。汪安華經多次催討無果，遂向法院提起訴訟。一審法院另查明：2015年7月21日，本案在審理中，發現杜琪峰涉嫌詐騙一案正在偵查，遂中止審理。2016年1月7日，武漢市人民檢察院以武檢公刑訴［2016］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杜琪峰犯詐騙罪，向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2016年12月12日，該院作出了刑事判決。一審法院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三條規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貸行為已經生效判決認定構成犯罪，當事人提起民事訴訟的，民間借貸合同并不當然無效，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本規定第十四條之規定，認定民間借貸合同的效力。本案中，汪安華出借給杜琪峰的款項被生效的判決認定為杜琪峰詐騙犯罪，汪安華在出借涉案款項時并不知曉杜琪峰的行為構成詐騙罪，杜琪峰的行為雖然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性質，但該目的并非借貸合同當事人的目的，而系借款或擔保一方的目的，故不應以此為由認定借款合同無效。同時，本案借貸行為亦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四條、合同法第五十二條中列明的其他無效情形，故本案汪安華與杜琪峰簽訂的《借款合同》是各方當事人之間的真實意思表示，合同應屬有效。鄧偲詣、朱軍均應對本案借款負連帶保證責任。訴訟中，汪安華申請撤回對長江聯眾（武漢）科技投資有限公司、龍眾（武漢）汽車服務有限公司、杜琪峰的起訴不違反法律規定，一審法院予以準許。現汪安華要求鄧偲詣、朱軍對杜琪峰的借款本息共同承擔連帶償還責任的訴請符合法律規定，一審法院予以支持。鄧偲詣辯稱借款合同沒有生效，其不應承擔擔保責任的辯解不能成立，一審法院不予支持。根據生效法院判決書認定杜琪峰本金為285萬元，一審法院予以確認，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四條、第六十條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三條、第二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十八條、第三十一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之規定，判決如下：一、鄧偲詣、朱軍自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內連帶償還汪安華借款本金285萬元及利息（以本金285萬元為基數，按月息1.8%計算，自2014年12月16日起計算至上述款項付清之日止）；二、駁回汪安華其他訴訟請求。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上述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的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案件受理費31232元、財產保全費5000元，由汪安華負擔3300元；鄧偲詣、朱軍共同負擔32932元。鄧偲詣不服一審判決，向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請求：依法撤銷一審判決，本案的訴訟費由汪安華承擔。對一審法院查明的事實，二審法院予以確認。二審法院另查明，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鄂01刑初8號刑事判決書中對于案涉借款的全部過程已經認定，2014年12月中旬，杜琪峰編造其經營的長江聯眾（武漢）科技投資有限公司需要資金收購龍眾（武漢）汽車服務有限公司股權的事實，通過案外人華勁松向汪安華提出借款300萬元。其后采取私刻龍眾（武漢）汽車服務有限公司印章，偽造該公司董事會決議，仿冒公司董事長彭俊簽名的欺騙手段，騙取汪安華300萬元，后支付15萬元利息給華勁松，實際詐騙汪安華285萬元。二審法院認為，本案的主要爭議焦點有兩個，一是案涉借款合同的效力問題，二是保證人是否應當承擔責任的問題。關于案涉借款合同的效力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有下列情況之一的，合同無效：（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本案中，杜琪峰以借款這一合法形式，達到了非法占有的詐騙目的，故杜琪峰與汪安華所簽訂的借款合同符合合同無效的情形，應為無效。一審法院在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鄂01刑初8號刑事判決書已經生效且將案涉借款285萬元認定為杜琪峰詐騙他人財物人民幣1334.83萬元的犯罪事實后，作出“不應以此為由認定借款合同無效”的處理意見，明顯與法律規定不相符合，二審法院予以糾正。本案的保證人是否應當承擔責任的問題。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八條的規定，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決認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訴請求擔保人承擔民事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擔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貸行為涉嫌犯罪或者已經生效的判決，認定構成犯罪為由，主張不承擔民事責任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據民間借貸合同與擔保合同的效力、當事人的過錯程度，依法確定擔保人的民事責任。本案中，鄧偲詣、朱軍在為杜琪峰向汪安華所借款項285萬元而提供擔保的過程中，無證據證明其知曉杜琪峰有非法占有案涉借款的真實目的；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刑法第六十四條有關問題的批復》（法[2013]229號）的規定，“被告人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的，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據此，追繳或者責令退賠的具體內容，應當在判決主文中寫明；其中，判決前已經發還被害人的財產，應當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返還被非法占有、處置的財產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在案涉借款合同的款項被生效的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鄂01刑初8號刑事判決第四項確定為“本案尚未追回的涉案贓款繼續追繳”，目前尚處在被繼續追繳的狀態；綜上，汪安華提起本案訴訟請求鄧偲詣、朱軍承擔本案借款全部本息的償還責任，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綜上，鑒于目前案涉借款合同的款項經由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判決確定為繼續追繳的實際情況，作為受害人即本案的一審原告提起本案訴訟的，人民法院應依法不予受理。一審法院對本案認定事實清楚，但適用法律不當，實體處理欠妥，二審法院予以糾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刑法第六十四條有關問題的批復》(法[2013]229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三十條的規定，裁定如下：一、撤銷湖北省黃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鄂黃石中民開初字第00005號民事判決；二、駁回汪安華請求鄧偲詣、朱軍償還杜琪峰全部借款285萬元本息的起訴。一審案件受理費31,232元、財產保全費5,000元，退還汪安華；上訴人鄧偲詣預交的二審案件受理費31，232元予以退還。該裁定為終審裁定。再審查明的事實與一審、二審查明的基本事實一致。本院再審認為，原審裁定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方面存在以下問題：一、原審對本案裁定駁回起訴，缺乏法律依據。首先，本案不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刑法第六十四條有關問題的批復》。該批復中關于刑事判決書對被告人非法占有或處置的財產判令追繳或退賠的情況下，人民法院對被害人就該財產所提民事訴訟不予受理的相關規定，系因為刑事判決中判決繼續追繳或者責令退賠，任何時候，只要發現被告人有財產，司法機關均可依法追繳或強制執行，被害人如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就會造成民事判決與刑事判決出現沖突或重復判決。但從本案所涉法律關系來看，汪安華不僅與杜琪峰存在借款法律關系，還與鄧偲詣、朱軍存在擔保法律關系，雖然杜琪峰作為借款人被生效判決認定有罪，但出借人起訴擔保人承擔擔保責任，其責任主體與刑事案件的責任主體并不一致，如果是連帶擔保的擔保人在承擔擔保責任后，可向債務人進行追償，也不會導致重復或沖突。其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八條明確規定：“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決認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訴請求擔保人承擔民事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擔保制度的設立就是為了在債務人不履行合同或不適當履行合同時，債權人可從擔保人處獲得履行或補救，如果借款人被認定犯罪，出借人不能通過民事訴訟追究擔保責任的話，擔保就失去了意義。況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刑法第六十四條有關問題的批復》出臺在前，民間借貸司法解釋施行時間在后，并且在該解釋有明確規定的情形下，適用前述批復確屬不當。本案中，汪安華并非起訴借款人杜琪峰，而是起訴擔保人鄧偲詣、朱軍承擔擔保責任，人民法院應當進行審理。二、本案《借款合同》不因借款人杜琪峰構成詐騙罪而當然無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三條第一款規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貸行為涉嫌犯罪，或者已經生效的判決認定構成犯罪，當事人提起民事訴訟的，民間借貸合同并不當然無效。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本規定第十四條之規定，認定民間借貸合同的效力。”本案中，杜琪峰騙取汪安華款項的行為被生效法律文書認定構成詐騙罪，但杜琪峰承擔的刑事責任，是依據刑法規范對其詐騙行為作出的法律評價，而對其與出借人、擔保人形成的債務關系、擔保關系，則屬于民法規范評價和調整的范疇。因此，汪安華與杜琪峰簽訂的《借款合同》并不當然無效，而合同法第五十二條中關于“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規定，主要是為了規制行為人為達到非法目的以迂回的方法避開了法律或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行為，如果只要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貸行為被認定為犯罪，就以其符合“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情形而認定借款合同無效，顯然與前述第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情形不符。故本案應查清汪安華與杜琪峰是否存在通謀等侵害擔保人利益的情形后，進一步認定合同的效力問題。原審裁定簡單地認為，只要借款人犯詐騙罪，借款合同即符合“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情形而無效確屬錯誤，同時在駁回起訴的情形下仍對合同效力進行實體認定亦屬不當。綜上，汪安華的申請再審理由成立，對其再審請求應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二項、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裁定如下：一、撤銷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8）鄂民終367號民事裁定。二、指令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本案進行審理。                                                                        審   判   長　 劉慧卓

審   判   員　 楊立初

審   判   員　 劉京川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法 官 助 理    金   悅

書   記   員    武   迪

來源/ 民事審判，裁判文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