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強調法律是國法時，還應想到，法律首先應是人法。人類的尊嚴和價值是法律必須尊重和保障的，法律不僅要確立和保障人權，而且要順應和尊重人性。

文字：王巖云

來源 ：王巖云的法律博客

轉自：“法律博客”公眾號

提及法律，人們想到的往往是嚴峻、嚴厲、嚴肅、莊嚴，這或許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重刑輕民、嚴刑峻法密切相關。其實法律不僅是冷冰冰的僵硬規定，更是人間溫情的保護神。我們不妨先看一則在朋友圈流傳很廣的故事。

故事的大意是：30年前，美國華盛頓的一位商人不慎把一個皮包丟在一家醫院。皮包里不僅有10萬美元，還有一份十分機密且珍貴的市場信息。當焦急萬分的商人連夜趕到醫院時，他看到一個凍得瑟瑟發抖的瘦弱女孩蹲靠在醫院走廊的墻根處，懷中緊緊抱著那個丟失的皮包。這個女孩叫希亞達，是來這家醫院陪病重的媽媽治病的。她家里很窮，所有湊來的錢僅夠一晚上的醫藥費，因為沒有錢，第二天將要被趕出醫院。無能為力的希亞達在醫院走廊里徘徊時恰好看到了皮包掉在地上，且當時只有她一個人。回到病房，打開皮包，娘兒倆都被里面成沓的鈔票驚呆了。她們非常明白，用這些錢或許可以治好媽媽的病。媽媽卻讓希亞達這把皮包送回走廊去，等丟包的人回來取。后來這個商人盡了最大努力，希亞達的媽媽還是撒手人寰。那個商人不僅挽回了10萬美元的損失，更是憑借那份失而復得的市場信息使生意如日中天，不久就成了大富翁。富翁收養了希亞達，供她讀完了大學后，讓她協助富翁料理各類商務。到富翁晚年時，他的很多意向都要征求希亞達的意見。臨危之際，富翁留下一份遺囑：“我死后，我的億萬資產全部留給希亞達繼承。這不是饋贈，而是為了我的事業能更加輝煌昌盛。我深信，我聰明的兒子能夠理解爸爸的良苦用心。”而富翁在國外的兒子回來時，看完父親的遺囑，毫不猶豫地在財產繼承協議書上簽了字：“我同意希亞達繼承父親的全部資產，只請求希亞達能做我的夫人。”希亞達看完富翁兒子的簽字，也提筆簽了字：“我接受先輩留下的全部財產——包括他的兒子”。

我想，這個故事之所以流傳廣泛，絕不僅僅在于其劇情的奇趣，也不僅僅在于其結局的好玩，而在于它承載著人們的美好期許和法律愿景。這個故事所表達的對于問題的處理規則，與人們內心深處所期待的法律智慧恰恰暗相通幽。你或許覺得，這只不過是一個偶發性的事件，如何談得上是一個一定條件下的處事規則呢？實際上，類似的規則確確實實是在人類文明史上曾以法律的實際規定而存在過。

提及現代文明，就會想到它發軔于西方，而西方文明又“言必稱希臘”。這樣的規則其實就是在古希臘時期確立的。

古希臘的雅典有一個著名的首席執政官叫梭倫。梭倫被譽為古希臘“七賢”之一，他聞名于世的一項成效，就是通過制定法律推進改革，促進了雅典民主制的發展。梭倫改革時期確立了許多新的制度文明，其中一項為遺囑繼承制度。根據雅典法律的規定，繼承權只給男子，女子只能在出嫁時從兄處獲得嫁妝。梭倫改革前，雅典只有法定繼承，其順序是兒子、兄弟、侄子、伯叔、堂兄弟等。梭倫改革時期確立了遺囑繼承制度，即：在沒有合法子嗣的情況下，準許遺囑繼承；如訂立遺囑的財產所有者只有一個女兒，可將財產遺囑給家庭以外的人，但接受遺囑而獲取遺囑人之財產的人必須娶該女；如果訂立遺囑的財產所有者有數個女兒，接受遺囑人除要迎娶一個女兒外，還有責任將其他女兒嫁出，并一一贈與嫁妝。這個法律規則的含義說的直白一些就是，接受先輩留下的全部財產，應包括他的女兒。也就是說，接受遺贈時，不僅僅是要享受先輩留下的全部財產的權利與利益，而且也包括先輩在世間所要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換言之，接受遺贈獲得的，不僅僅是財產的支配性的權利，而且要承擔起財產擁有者所相應的負擔。故事中被富翁收養的孤女所寫下的“接受先輩留下的全部財產——包括他的兒子”，也正是這樣的一份正式承諾。這才是法律的精髓。

今天的遺囑繼承制度中，接受遺囑人與被繼承人的子女發生糾紛的情況時有發生，甚至文爭武斗訴諸法庭形成常年訴累。這些人的主張和他們所依憑的所謂法律規定，在相當程度上都只是片面地強調了基于遺囑而享有的權利，而沒有顧及到，假如立遺囑者生存在世，會怎樣處理與其子女的關系，會不會絲毫不講血脈相連的親情。法律對于這種親情又該秉持怎樣的立場呢——是要鼓勵人們對親情的維系和尊重，還是無視或者漠視的態度，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

法律當然有其獨立的價值，但作為一種人類的創造物，法律應該是也必須是服務于人的。當我們強調法律是國法時，還應想到，法律首先應是人法。人類的尊嚴和價值是法律必須尊重和保障的，法律不僅要確立和保障人權，而且要順應和尊重人性。同時，法律不僅僅要賦予權利，也要讓權利的擁有者負擔其相應的義務。有時片面地強調權利，會破壞掉許多人類的溫情。法律絕對不應淪為無情物，更不應以法律的名義去破壞人類基本的“愛”。承載暖暖溫情的法律才是好法律。尊重人類本性之溫情，是法律的應有品質。法律必須與人性相協調，除了莊嚴的一面，法律也應有溫情的一面。而且，法律的溫情不應僅僅局限于具體案例處理時法官判案的溫情或者執法者執法中兼顧人性的溫情。體現人性的溫情應是蘊含于法的生命（首先體現于立法中），貫穿于法的始終（包括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的全過程）。讓法律承載人性的溫情關懷，應成為法律的基本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