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4歲的張元某(化名)是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縣人，2015年8月在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的手術使其走上了反復治療的道路，以及接下來漫長的醫療侵權訴訟之路。自2016年12月提起訴訟一來，案件至今懸而未決，卡在其中是一份重要證據：醫療損害司法鑒定尚未形成結論。

　鑒定時間長：機構人手不足分身乏術

　案件數量大：不少機構選擇暫停此類鑒定

　鑒定投訴多：兩頭不討好間或遇“鑒鬧”

　　“本鑒定中心的投訴中有80%的投訴都和醫療損害鑒定相關。”羅斌無奈的告訴記者，“鑒定結果對哪一方不利，哪一方就會有意見，有時候甚至醫方和患方都不滿意。”鑒定結果如對醫院不利，他會找很多專家在法庭上去和你爭，對患方不利時，患方直接無理取鬧騷擾你。

　　羅斌向記者展示了幾張他被投訴的文件來函，每逢被投訴，他需要把情況再重新描述出來，做出書面解釋，無形中又加大了工作量。然而這種投訴還算是文明的，最怕的是有些患方失去理智，從“醫鬧”變成了“鑒鬧”。

　　“定醫院過錯高還好一點，要是醫院確實沒過錯，我們定醫院沒參與度(“參與度”指被訴對象在訴訟損害結果的介入程度或所起作用的大小)時，有的患者會非理性地鑒鬧。”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王慧君對醫療損害鑒定之難發表過看法。

　　作為國家級鑒定中心，中山大學鑒定中心總是接收到許多疑難雜案，也常碰到“鑒鬧”。

　　“聽證會上讓專家、醫方和患方一起面對面的談，因為當面談能聽出爭議焦點，兼聽則明，這是比較合理的方式。但是現在很多專家都不愿意在患方面前露臉，因為患方情緒激動會做出很多不理智行為。”羅斌告訴記者。

　　2016年，羅斌曾請中山大學醫學院放射科的某位教授協同會診，對鑒定案件出具專業意見。哪知當事人找到了該系教授，并三番兩次的鬧，聲稱要拿汽油淋人。這事導致教授家都不敢回，對上班充滿畏懼感。

　　“我們這種小年輕如果碰到威脅、恐嚇的這類當事人，肯定嚇得不知道如何應對。”作為羅斌的學生和助理陳燕嫦，佩服羅老師身經百戰之余，想起這種事還是心有戚戚然。

　　還曾有這樣一件事，某起案件的當事人得知鑒定結論對自己不利，便站在該鑒定機構窗臺上要往下跳。被逼之下，鑒定人違心的將鑒定結果修改成對醫方不利。該鑒定人表示，這輩子都不會安心。

　　“心里一桿秤稱出鑒定對錯，手中一把尺量出鑒定取舍。”針對上述事件，羅斌指出嚴格依據事實和法律進行司法鑒定活動、堅守司法鑒定人心中的職業道德、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的重要性。

　　記者采訪中了解到，實務中，醫療損害鑒定還存在著更多深層次問題，如聽證會的必要性：當事人參與度低的話，則醫患雙方存在對鑒定過程不清楚，對鑒定結論不理解;如醫療損害鑒定程序的啟動問題：目前當事人無法啟動鑒定，僅有申請補充鑒定和重新鑒定的權利，且被拒絕后再無救濟途徑。

　　此外，醫學會與司法鑒定中心兩種鑒定模式并存的“二元制”現象，也多為學者詬病。

　　是否需要強化當事人鑒定程序啟動權?是否將聽證會作為固定程序具體化?以及實行異地鑒定等?相關專家指出，目前，制訂更加科學的醫療損害鑒定制度迫在眉睫。只有改善醫療損害鑒定的運作模式，優化鑒定程序，才能讓這項關乎重大民生的制度才能真正發揮其作用。

　　“解決醫療糾紛是一個痛苦的問題，但需要在痛苦中往前推。之所以痛苦，就因為醫療糾紛涉及到人身基本權利。”法治廣東研究中心主任、廣東省委黨校教授、從事醫事法學研究的宋儒亮博士對此有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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