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簡介：

　　王小敏與張濤系夫妻關系。張濤與李靜于2012年10月開始婚外同居，當月張濤給李靜50萬元現金購買轎車，李靜用該款購買轎車一輛且登記在自己名下。第二年5月，張濤購買住房一套，一次性向開發商支付105萬元購房款。后張濤以合同更名的方式將該套房屋贈與李靜，房屋產權登記在李靜名下。2015年至2018年間，李靜以辦公司需要注冊資金為由向張濤索要資金，張濤共給付李靜350萬左右。

　　張濤的妻子王小敏知曉此事后，將李靜與張濤共同訴至法院，要求確認張濤贈與李靜財產的行為無效，要求李靜返還350萬元借款、轎車一輛、住房一套。

法院審理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李靜與張濤年齡相差懸殊，明知其有配偶而以情人身份與之同居生活，并向張濤索取汽車、房產及將350萬元的錢款，其行為違反了社會公德，主觀上并非出自善意。張濤未經王小敏同意，將夫妻共有巨額財產贈與李靜，侵害了王小敏的合法財產權益，其贈與行為無效。其應將該款項返還給王小敏。據此判決：(一)李靜向王小敏返還轎車及房屋，過戶費用由張濤承擔;(二)李靜向王小敏返還350萬元。

　　李靜、張濤均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認為，張濤向李靜的贈與行為應依合同法的規定單獨判斷，贈與行為是張濤的真實意思表示，且已辦理過戶登記，故應當認定為有效，李靜向張濤索取資金350萬元應予返還。二審判決維持一審判決第(二)項，撤銷了第(一)項，即李靜返還現金但不返還轎車和房屋。

　　后王小敏向檢察機關申請抗訴，某檢察院抗訴認為：張濤將夫妻共同財產贈與李靜的行為違反了公序良俗的法律原則，李靜取得訴爭房屋和車輛是基于其與張濤之間不正當的婚外同居關系，其取得財產主觀上并非善意，且不是有償取得，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法定條件。二審終審判決認定張濤贈與給李靜房產與車輛的行為有效，系適用法律錯誤。

　　后法院啟動了再審程序，再審法院認為，張濤擅自處分夫妻共同財產的贈與行為無效，李靜應返還當時購買車輛和房屋的對價155萬元以及其索取的資金350萬元。

爭議焦點

　　在本案審理過程中，對夫妻一方擅自將共同財產贈與他人的效力問題，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

　　1、張濤和李靜婚外同居有違公序良俗，但該行為的無效并不能等同于贈與無效，對張濤向李靜的贈與行為應依合同法的規定單獨判斷。而依合同法的相關規定，張濤對李靜就車輛和房產的贈與行為已完成了所有權轉移登記，故該贈與行為不應予以撤銷。

　　2、張濤的贈與并不必然侵犯王小敏的夫妻共有財產權。雖然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一般屬于夫妻共同共有，但張濤作為夫妻一方應享有部分財產的獨立處分權。張濤與王小敏的夫妻共同財產總額較大，張濤在本案中單獨處分的部分財產較之于夫妻共同財產比例較小，故該贈與并不必然損害王小敏的夫妻共有財產權。而且，即使張濤侵犯了王小敏的夫妻共有財產權，也應由張濤對王小敏承擔責任，而不應由李靜承擔責任。

　　3、張濤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均高于李靜，其與李靜婚外同居，雖雙方均有過錯，但張濤應屬主要過錯方。如果判令李靜將張濤贈與的財產完全返還，不能體現對于張濤作為主要過錯一方的懲罰。故在判令李靜已返還貨幣財產的情況下，鑒于張濤贈與給李靜的房屋和車輛均已登記在李靜名下，該贈與行為應認定為合法有效，李靜對訴爭房屋和車輛享有所有權。

　　第二種觀點認為：

　　1、張濤贈與給李靜的購車款和房產均系張濤與王小敏的夫妻共同財產，張濤未征得王小敏的同意將上述財產贈與給李靜，侵犯了王小敏的財產權。

　　2、張濤基于與李靜之間存在的不正當婚外同居關系將訴爭房屋和車輛贈與李靜，該行為違反了公序良俗的法律原則，依法無效。

　　3、李靜取得訴爭房屋和車輛并非善意、有償取得，而張濤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在未與其妻王小敏協商一致的情形下，擅自將訴爭房屋和車輛贈與李靜，應認定無效。

　　4、從保證裁決結果之間一致性上考慮，既然認定張濤贈與李靜貨幣財產的行為無效，那么贈與李靜房產和車輛的行為亦同屬無效。

　　5、從良好的社會導向考慮，亦應當認定張濤在未與王小敏協商一致情形下、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基于不正當婚外同居關系向李靜無償贈與的擅自處分行為無效。

　　6、二審判決認定贈與行為有效的依據不足，其拋開我國民法總則規定民事行為應遵循的公序良俗原則，僅依合同法規定單獨判斷贈與行為的效力顯屬不當。

律師說法

　　本案是典型的有配偶者與他人婚外同居發生的贈與糾紛，處理時應從法律、情理與當事人之間利益平衡方面綜合考慮。

　　其一，現行婚姻法第三條規定：“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張濤在已有配偶的情況下與李靜婚外同居，其行為違反了婚姻法的禁止性規定，其與李靜的同居關系屬于違法關系。

　　其二，夫妻共同財產是基于法律的規定，因夫妻關系的存在而產生的。在夫妻雙方未選擇其他財產制的情形下，夫妻對共同財產形成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根據共同共有的一般原理，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共同財產應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夫妻對全部共同財產不分份額地共同享有所有權，夫妻雙方無法對共同財產劃分個人份額，在沒有重大理由時也無權于共有期間請求分割共同財產。夫妻對共同財產享有平等的處理權，并不意味著夫妻各自對共同財產享有一半的處分權。只有在共同共有關系終止時，才可對共同財產進行分割，確定各自份額。因此夫妻一方擅自將共同財產贈與他人的贈與行為應為全部無效，而非部分無效。

　　雖然我國婚姻法缺乏有針對性的明確規定，但婚姻法司法解釋(一)第十七條規定：婚姻法第十七條關于“夫或妻對夫妻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的規定,應當理解為:(一)夫或妻在處理夫妻共同財產上的權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處理夫妻共同財產的，任何一方均有權決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共同財產做重要處理決定，夫妻雙方應當平等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他人有理由相信其為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為由對抗善意第三人。”

　　本案中張濤贈與李靜大額財產，顯然不是因日常生活需要而處理夫妻共同財產的行為，其未經妻子王小敏同意贈與李靜車輛、房屋及錢款，侵犯了王小敏的財產權益，該贈與行為應認定為無效;李靜明知張濤有配偶而與其婚外同居并接受大額財產的贈與，顯然也不能視為善意第三人。

　　其三，超出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共同財產進行處分，雙方應當協商一致，張濤單獨將大額夫妻共同財產贈與他人，也是一種無權處分行為。《物權法》第一百零六條規定：如無善意取得的情形，“無處分權人將不動產或者動產轉讓給受讓人的，所有權人有權追回。”當財產被他人無合法依據占有時，所有權人有權根據物權的追及效力要求非法占有人返還財產，夫妻中的受害方可以行使物上請求權，以配偶和婚外同居者為共同被告，請求法院判令其返還財產。

　　其四，涉及到具體處理問題，對于張濤贈與李靜的轎車和房產，究竟是返還原物還是返還相應的款項，審判實踐中做法不一。我們認為，一般可分為兩種情況：如果贈與人給受贈人錢款讓其購房、購車等且登記在受贈人名下，贈與行為被確認無效后，受贈人應返還相應的錢款;如果贈與人是把原來登記在自己名下的房屋、車輛等變更登記為受贈人，受贈人應返還原房屋或車輛等。

　　從本案的實際情況來看，張濤給李靜50萬元現金購買轎車，登記在李靜名下，判令李靜返還50萬元應該爭議不大;訴爭房屋的情況有些特別，張濤與開發商簽訂購房合同并支付購房款105萬元，后張濤以合同更名的方式將房屋贈與李靜且登記在李靜名下。如果單純從法律角度考慮，張濤簽訂購房合同并支付購房款，可以說已經享有了房屋的準物權，以后房產登記時順理成章地應以購房合同上的購買人為準。因此，一審法院判令李靜向王小敏返還房屋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張濤給付李靜50萬元購車，贈與李靜的房屋當時是以105萬元的價格購買，現房價已呈大幅度增長，從不應讓有主要過錯的張濤在與他人婚外同居過程中不合理受益的角度考慮，即使判令李靜返還，亦只應返還當時已支付的對價105萬元，而不應判令將房屋和車輛實物返還。

　　如果判令李靜返還訴爭房屋，張濤不僅沒有財產損失，反而可以從房屋增值部分獲利，這種“人財兩得”的示范效應不利于婚姻家庭的和諧穩定，亦與婚姻法的立法本意相悖。有觀點認為，實際生活中一方不知道對方有配偶而“被小三”的情況也不鮮見，此種情況應區別處理，對“被小三”一方的利益該保護也得保護。筆者不贊同這種觀點，審判實踐中對一方是否屬于“被小三”的事實，認定難度比較大。另外，感情問題不是商業行為，有付出未必一定有收獲，在當事人雙方均為成年人的情況下，其應當明確預知自己行為的法律后果。

　　其五，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傾向性意見

　　夫妻一方與他人婚外同居違反了婚姻法的禁止性規定，這種婚外同居關系屬于違法關系; 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雙方對共同財產不分份額地共同享有所有權，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處分夫妻共同財產時，應當協商一致，任何一方無權單獨處分夫妻共同財產;如果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擅自將共同財產贈與他人，這種贈與行為應認定為無效;夫妻中的另一方以侵犯共有財產權為由請求返還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延伸解讀

　　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即夫妻一方擅自贈與婚外情人大額財產，是否屬于婚姻法解釋(三)第四條“轉移夫妻共同財產”的情形?

　　從辭典的解釋來看，“轉移”一詞是指改換位置，從一方移到另一方;另外還有“改變”之意。律師認為，一方擅自贈與婚外情人大額夫妻共同財產的行為與“轉移”夫妻共同財產的概念有重合之處，應當認定屬于婚姻法司法解釋(三)第四條的情形，即構成分割夫妻共同財產的“重大理由”，另一方可以要求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分割夫妻共同財產。

文章來源：法苑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