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規定可以適用風險代理的，委托人與受托人在簽訂委托代理合同時，受托人應明確告知當地律師代理收費的政府指導價，無明確政府指導價時，仍應告知當地律師代理收費的市場行情和收費標準，否則風險代理條款無效。合同履行過程中應嚴格按照雙方締約時的本意理解風險代理條款，合理分配合同風險和權利義務。

2008年6月11日，建設公司(甲方)與律師事務所(乙方)簽訂《委托代理協議》，約定甲方因與某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結算糾紛需要法律服務，雙方經協商達成如下協議：甲方聘請乙方的王某律師為甲方的委托代理人;乙方提供的服務范圍為一審、二審審理、執行全程法律服務，包括：收集證據，起草訴訟文書;代為立案，按時出庭;代為接收法律文書，協助收集可供執行的財產線索，代為申請執行;代為接收執行款款項;費用及支付方式為：1、代理費總額的確定：以最終生效法律文書(判決書或調解書或民事裁定書或雙方的和解協議)確認的甲方權益金額計算，其中，工程款本金部分(包括借款本金)按百分之五計算律師代理費，索賠部分(包括違約金、誤工賠償、工程款利息、借款利息等)按百分之二十計算律師代理費。

二、案由的確定

民事糾紛的案由，應當根據當事人之間訴爭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性質來確定。本案案由的確定存在兩種分歧，一種認為應確定為債權轉讓合同糾紛，因王某起訴的原因系受律師事務所的轉讓而取得債權，根據合同的相對性原則，王某與建設公司之間不存在因《委托代理協議》而產生的合同關系，而是基于債權轉讓關系產生的債權債務糾紛，故王某與建設公司之間的糾紛應確定為債權轉讓合同糾紛。另一種則認為應確定為委托代理合同糾紛，因案由的確定需以當事人之間爭議的法律關系為基礎，若在債權轉讓合同生效后，當事人因原合同的履行發生糾紛訴至法院，則案件訴訟標的是原合同的權利義務關系，應按原合同的法律關系確定案由;若債權轉讓合同生效后，當事人因債權轉讓合同的履行發生爭議，則應按債權轉讓合同糾紛確定案由。本案是在債權轉讓合同生效后，因原合同的履行發生糾紛而提起訴訟，故應確定為委托代理合同糾紛。

筆者認為，律師事務所與王某之間債權轉讓關系是否成立系決定王某是否具有本案訴權的關鍵所在，也是引起本案糾紛的關鍵所在。在債權轉讓關系中，只要受讓人與債權人之間的債權轉讓協議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且債權人已經履行了通知義務，則債權轉讓協議生效，受讓人與債務人之間形成為法律認可和保護的債權債務關系。本案訴訟系王某與建設公司基于債權轉讓關系而引起，債權轉讓關系是否成立是法院審查委托代理關系的前提，因此筆者認為將本案的案由確定為債權轉讓合同糾紛更為適宜，也符合實體法和程序法的要求。

三、法律服務風險代理的效力

本案中《委托代理協議》約定的法律服務收費標準屬于風險代理，是否有效是審理的重點和難點，直接影響案件的裁判結果。

(一)法律服務風險代理的成立要件

風險代理是法律服務市場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按標的額比例、計時、計件等收費方式的有益補充，它使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巧妙結合，極大地增進了律師代理案件的積極性。2004年，中華全國律師協會頒布的《律師執業行為規則(試行)》(以下簡稱《規則》)，第一次確定了律師通過風險代理辦理案件的合法性。這部《規則》實現了律師風險代理收費方式在我國的立法上從無到有,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2006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司法部頒布了《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進一步細化了對律師風險代理的規定。《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辦理涉及財產關系的民事案件時，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導價后仍要求實行風險代理的，律師事務所可以實行風險代理收費。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婚姻、繼承案件;(二)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的;(三)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撫恤金、救濟金、工傷賠償的;(四)請求支付勞動報酬的等。

上述規定包含兩層涵義：第一，律師必須告知委托人與代理收費有關的事實與法律規定,即律師應履行告知義務。案件風險的存在，是采用風險代理方式的前提。委托人選擇此種代理方式是因為案件存在著敗訴風險，或者即使勝訴，委托人取得勝訴結果利益的程度也不盡相同，存在不確定因素，如果想要勝訴或者想要取得高比例的回報，必須要由代理人也就是律師通過一定的努力來實現。如果律師并沒有告知政府收費指導價，不管案件的難易程度一律采用風險代理，勢必損害委托人的利益。告知義務是簽訂風險代理協議的必要前提條件。第二，委托人在被告知律師收費政府指導價后，仍堅持選擇風險代理的，律師才可與委托人協商確定風險收費的相關條款。如果當事人主張是在不知道、不清楚律師收費政府指導價的情況下提出決定采用風險代理，而律師又無法舉證已經告當事人政府指導價的規定，風險收費條款可能被確認為無效。根據誠實信用原則，律師事務所亦應履行相關的告知義務，保障合同相對人的知情權。

判斷告知義務人是否違反如實告知義務，應明確如實告知義務的構成要素：1)如實告知義務的履行主體。從《辦法》來看，根據合同相對性原則，與委托人締結合同的一方當事人即律師負有如實告知的義務;2)如實告知的內容。從《辦法》來看,需告知政府指導價;3)告知的方法。在告知方法上,《辦法》并沒有特別的規定。在實踐中，如果要將其形成證據予以固定，一般會采用書面詢問回答的方式。但在實際中履行告知義務的認定標準往往存在爭議，一般情況下以明示的方式，出示政府指導價的相關文件或材料，并形成相關談話材料，以達到已告知的證明標準。違反告知義務在實踐中通常有以下幾種情形：一種是將政府指導價張貼于律所大廳的墻面上，并未明確指引當事人了解;一種是提供多種收費方案，但并不告知當事人其中的方案有政府指導價而供當事人選擇。

(二)本案法律服務風險代理的效力

本案所涉的《委托代理協議》屬于風險代理合同，在《辦法》中并沒有規定風險代理合同的解除權和撤銷權，在其他法律、法規或司法解釋中也沒有關于風險代理合同效力確認的特別規定，因此，對風險代理合同效力的審查應當適用我國合同法關于合同有效、無效的一般規定。根據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司法解釋精神，內容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應當認定合同無效。這里所說的法律、行政法規只能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訂的法律和國務院頒行的行政法規，并不包括部門規章。顯然，部門規章并不是我們認定合同有效、無效的法律依據。

從本案來看，律師事務所未能提供充分證據證明已履行告知律師收費相關情況的義務，因此需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雖然律師事務所辯稱系因當時當地暫未出臺相關政府指導價，但并不能成為有效的抗辯理由。即便如此，也應告知當地律師代理收費的市場行情和收費標準。而律師事務所并未履行上述告知義務，《委托代理協議》中的風險代理條款違反了《辦法》的規定，但該《委托代理協議》內容并不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即“違章不違法”。從《委托代理協議》的訂立過程來看，該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合同有效，但針對風險代理收取相應費用的條款無效，律師事務所該部分利益無法得到法律保護。

(三)原告的訴求如何處理

本案中原告基于《委托代理協議》的履行問題向法院起訴，其訴求如何處理?如律師事務所履行了告知義務，那三方和解協議是否屬于《委托代理協議》約定的生效法律文書，是否可按約收取法律服務費用?

律師事務所與建設公司于2008年6月11日簽訂《委托代理協議》,其具體內容是律師事務所提供法律服務,建設公司支付相應的法律服務費用。關于費用及支付方式的第1條規定了“代理費總額的確定：以最終生效法律文書(判決書或調解書或民事裁定書或雙方的和解協議)確認的甲方權益金額計算”,現雙方當事人就執行階段的三方和解協議是否屬于“最終生效法律文書”的理解產生爭議。對這一問題首先需要通過文義解釋加以明確。從完全尊重雙方締約本意的原則出發，訴訟代理合同中關于“雙方和解協議”的正確理解，僅指向訴訟案件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就案款執行問題達成的約定，這完全符合締約人在締約環境下的合理認識。其次，由于執行程序的實際結果是三方和解協議，包括了案外人某公司，但某公司并非訴訟案件中債務承擔者，其以債務加入的方式簽訂三方和解協議并最終直接給付債權人案款。按照一般社會經驗法則判斷，某公司的上述締約和履行行為完全超出訴訟雙方簽訂合同時的認知能力和預見范圍，因此三方和解協議應當排除在《委托代理協議》中所約定的“生效法律文書”范疇之外。再次，上述認定結論并不違背合同目的。由于訴訟代理合同以風險代理方式計算價款，在合同風險不能確定的前提下，嚴格按照雙方締約時的本意理解約定條款才能更加合理的分配合同風險以及權利義務，也不損害締約人的合同利益。綜上，三方和解協議不屬于《委托代理協議》約定的生效法律文書，雙方約定的律師代理費就按照民事調解書載明的相應款項確定。

因此，本案可以綜合考慮律師事務所代理案件的法律關系復雜程度及涉及的專業問題、代理人辦案時間及付出的相應服務等因素,參照現行北京市律師訴訟代理服務收費政府指導價標準及律師服務收費辦法,對于律師事務所的法律服務費用依法予以酌定，合理保障律師事務所的服務利益。本案最終王某向法院申請撤訴，法院裁定準予其撤回起訴而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