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是一部集大成的法律，它在繼承原有各部法律內容基礎上，同時結合我們社會的發展，以及人們生活的實際，對部分規定進行了修改。其中就有本文涉及的繼承編中的“遺囑形式”。
隨著人們財富的增多，特別是不動產房屋價值的快速增長，人們，特別是老年群體，對遺囑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而日常生活中，人們往往側重于對財產處分的遺囑實質內容部分”卻對遺囑形式方面有所忽略。因遺囑形式存在問題，造成遺囑效力問題的案例屢見不鮮。
我們都知道，原《繼承法》中規定的遺囑形式有：公證遺囑、自書遺囑、代書遺囑、錄音遺囑以及危急情況下的口頭遺囑，其中，以公證遺囑的效力最強，其他形式的遺囑均不得撤銷、變更公證遺囑。而隨著我們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電子產品帶給我們工作、生活的便利，可以說，現代人的工作、生活已離不開電腦、手機等電子產品。我們的《民法典》誕生于當前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調節的是當代人的民事法律關系，自然也需跟上這時代的變化。
在分析《民法典》中遺囑形式的“新與變”之前，我們先來看一個案例。2020年11月的一天，一位阿姨拿著份她父親的“遺囑”來咨詢律師，問該遺囑是否有效，是否應該按照這份遺囑內容來分割她父親的遺產？律師接過她遞過來的“遺囑”件，認真閱看起來，內容是她父親對其自己財產的處分，沒有問題，但遺囑形式方面：遺囑主文內容部分為打印的，落款有她父親的親筆簽名，及時間，同時在打印內容的左下方有二個見證人的簽名。乍一看，這遺囑形式貌似像自書遺囑，又貌似像代書遺囑，嚴格起來二者又似乎都不符合。若不符合原《繼承法》中的遺囑形式，遺囑的效力則存在問題。
像案例中的這種“尷尬”，從《民法典》實施后，就不存在了。《民法典》在原《繼承法》的基礎上，新增了一種遺囑形式，即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條規定的“打印遺囑”，同時將 “錄音遺囑”形式，更改為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條規定的“錄音錄像遺囑”。
打印遺囑，即通過電腦制作、打印機打印出來的文本形式，這類遺囑形式，根據《民法典》的規定，應當注意：

1、要求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當然，對見證人的要求，同代書遺囑一樣，見證人應是具有見證能力的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且與被處分的財產沒有利益關系，即不是繼承人、受遺贈人，或與其有利害關系的人。根據司法解釋，繼承人、受遺贈人的債權人、債務人，共同經營的合伙人，也應當視為與繼承人、受遺贈人有利害關系，不能作為遺囑的見證人。
2、所有見證人應見證在電腦上書寫、打印、簽署遺囑的全過程。見證人是對整個立遺囑過程的見證，而不是僅僅對遺囑人簽字的見證，或者聽遺囑人的講述后“見證”。見證人在特定需要的情況下，能向外界講述其見證的遺囑人立遺囑的完整過程。
3、所有見證人應當在遺囑每一頁簽名，注明年、月、日。所有見證人，在見證的最后，應該在遺囑上簽名和注明日期（包括年、月、日），有多頁遺囑的，每一頁均應該簽名和注明日期。
4、對于遺囑人而言，同其他遺囑形式一樣，在立遺囑時應具有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同時具有意思表達自由的狀態，是立遺囑的基本要求。對于打印遺囑而言，遺囑內容有多頁的，遺囑人還需要特別注意應當每一頁簽名和注明日期，而不僅僅是最后一頁。

對于變更的“錄音錄像遺囑”，《民法典》對其規定的要求，在原“錄音遺囑”要求“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的基礎上，增加了遺囑人和見證人應當在錄音錄像中記錄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的要求。相關見證人的要求同前“打印遺囑”，在此不再贅述。
《民法典》關于遺囑（遺贈）的規定，除了上述的變化，還有一條影響更大的修改是，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條，關于遺囑人撤回、變更自己所立遺囑的規定。該條規定：“立遺囑后，遺囑人實施與遺囑內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為的，視為對遺囑相關內容的撤回。立有數份遺囑，內容相抵觸的，以最后的遺囑為準。”我們比較一下原《繼承法》關于遺囑撤回、變更的規定：“立有數份遺囑，內容相抵觸的，以最后的遺囑為準。自書、代書、錄音、口頭遺囑，不得撤銷、變更公證遺囑。”由此，我們不難發現，有如下的變化：
1、《民法典》將立遺囑后，立遺囑人生前的行為和遺囑內容進行了考量，完善了視為遺囑撤回的規定，更利于遺囑的操作。
2、有數份遺囑，內容相抵觸的，以最后的遺囑為準。《民法典》不再規定，公證遺囑的“最高效力”，而強調最后一份遺囑，意在更尊重立遺囑人的“真實意愿”，更便于人們充分去變更、表達這份真實意愿。
3、也正是基于，“最后一份”遺囑的“最高效力”，《民法典》在對于各種遺囑形式時，強調最多的也正是“注明年、月、日”的時間規定。
以上是針對《民法典●繼承編》關于遺囑（遺贈）的新變化所作的分析，希望我們的“立遺囑人”能注意到相關變化，保障在遺囑形式上符合《民法典》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