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刑事案件沒有執行終結也并不影響民事案件的受理和審理。為避免民事權利人（同時為刑事被害人）雙重受償，可在執行中對于刑事追贓與民事責任，依據實體責任的認定進行綜合處理。因此，刑事案件未執行終結并不意味著民事案件不能受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書

（2017）最高法民申1914號

再審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上訴人）：中國中輕國際控股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陽區啟陽路4號。

法定代表人：錢小林，該公司總經理。。

被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被上訴人）：中國遠大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陽區慧忠路5號遠大中心B座25層。

法定代表人：胡凱軍，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訴訟代理人：史迎春，該公司員工。

委托訴訟代理人：邵偉，該公司員工。

再審申請人中國中輕國際控股公司（以下簡稱中輕公司）因與被申請人中國遠大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遠大公司）進出口代理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6）京民終303號民事判決，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查，現已審查終結。

中輕公司申請再審稱，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二項、第六項的規定申請再審。請求：一、撤銷原一、二審判決，改判或發回重審。申請人不承擔民事合同責任及2500余萬的違約金；二、由申請人和被申請人按比例承擔再審訴訟費用。事實和理由：一、原審判決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首先，一二審法院均認定中輕公司與遠大公司簽訂的代理協議合法有效，且與犯罪行為無關聯性，這一認定沒有證據支持，也沒有事實依據。第一，中輕公司具有進口棕櫚油的資質，不可能委托沒有進口資質的遠大公司代理進口棕櫚油。遠大公司在2008年6月25日就與外商簽訂了進口合同，而在2008年7月21日才與中輕公司簽訂了代理合同，趙遠征利用合法貿易合同夾帶這一違法貿易合同偷蓋中輕公司公章騙取進口許可證，遠大公司進口的棕櫚油才能入境。第二，趙遠征私自以中輕公司的名義與遠大公司簽訂代理合同騙取中輕公司的進口許可證，并偽造提貨單，在上海煮煮樂調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煮煮樂公司）沒有支付貨款的情況下騙取遠大公司貨物的行為，已被生效刑事判決認定為合同詐騙罪的行為和手段，而一二審法院僅依據遠大公司單方面提交的所謂證據認定民事合同合法有效缺乏基本證據的支持，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第三，一二審法院認定委托代理合同與刑事犯罪沒有關聯性錯誤。合同已被認定為犯罪行為，必然影響到合同的性質和承擔合同的責任，委托代理合同不可能是合法有效的民事合同。其次，一二審法院認定遠大公司的代理行為已經完成，中輕公司應承擔民事合同責任沒有有效的證據支持，屬于錯誤認定。遠大公司至今未將貨物交付中輕公司，事實上即使該批貨物已進口，但在交付前已被犯罪分子和犯罪單位騙走，貨物所有權并未轉移至中輕公司，因此該代理行為并未完成。中輕公司沒有義務交付貨款，更不應承擔違約責任。根據生效刑事判決認定，遠大公司的實際損失為1476萬元，減去法院已發回的贓款106萬元，最終遠大公司的實際損失應該是1370萬元，即使中輕公司承擔民事責任，也是承擔過錯賠償責任，而不是合同責任。且應在刑事案件執行終結后由遠大公司另訴解決。二、原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第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經濟糾紛案件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規定》）第三條的規定明確說明只有刑事犯罪與民事合同有關聯時才適用，而原一二審判決均認定兩者無關，屬于適用法律錯誤。第二，本案中趙遠征擔任中輕公司原貿易分公司經理助理兼貿易二部經理職位，主體上不適用該條規定，且趙遠征的行為不符合該條中“將取得的財物部分或全部占為己有”的情況，本案不適用該條規定。第三，生效刑事判決已對遠大公司所造成的損失作出了法律途徑的追償，若再要求中輕公司承擔民事責任并承擔違約金，遠大公司就可得到刑事、民事雙重補償，而中輕公司則無法再通過法律途徑得到補償，事實上法院應將遠大公司的刑事追償權給予中輕公司，但民事判決并未涉及這一問題。第四，法院的過錯導致違約金過高。法院判決由中輕公司向遠大公司承擔違約金過高、承擔時間過長，這是由法院以前的審判結論與多年后的審判結論相反造成的，即便要求中輕公司承擔，中輕公司只能承擔合理合法范圍內的，法院應當依法進行減免，否則訴請國家賠償。

被申請人遠大公司提交意見稱，申請人的再審申請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依法應當駁回。事實和理由：一、在本案二審生效判決作出后，中輕公司已經主動履行了全部給付義務，并表示雙方在此案項下無任何爭議。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6）京02民初86號之一民事裁定書載明該事實。中輕公司在履行生效判決完畢后提起再審的行為屬于出爾反爾的自食其言。二、本案生效判決不存在與刑事判決沖突而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問題。本案訴訟中，遠大公司多次明確表明，在中輕公司承擔違約責任后，如產生后續刑事案件追繳賠償款，遠大公司將直接退還中輕公司。在中輕公司自動履行生效判決后，遠大公司也正式通知刑事案件執行法院將刑事案件追繳賠償的權利由中輕公司享有。三、中輕公司的再審申請歪曲事實。（一）遠大公司的再審申請符合法律規定。（二）中輕公司關于《銷售合同》簽訂的事實經過陳述完全錯誤。1.《銷售合同》的簽訂時間不是6月25日，而是7月24日之后。遠大公司當庭提交法庭的合同原件，原件上方的傳真抬頭表明遠大公司收到該合同的時間是在2008年7月24日。2.中輕公司在《銷售合同》簽訂前即明知并認可該合同主要條款。3.《銷售合同》經中輕公司確認。《銷售合同》（含附件）上蓋有中輕公司合同6號章，表明中輕公司在與遠大公司簽訂《委托代理進口協議》（以下簡稱《代理協議》）之前對于《銷售合同》的內容就已明知并且認可。遠大公司并未依據銷售合同向中輕公司主張權利，而是依據《代理協議》，向中輕公司主張權利。因此，中輕公司僅依據合同內注明的簽約時間就認定遠大公司存在過錯，沒有任何事實和法律依據。（三）中輕公司具有棕櫚油進口資質，并不意味著其只能自行進口。根據《農產品進口關稅配額管理暫行辦法》第十七條的規定，中輕公司可以自行或委托簽訂進口合同。正是因為中輕公司具有棕櫚油進口的特殊經營權，使得本案中雙方簽訂《代理協議》的主體資格完善，合同有效。商務部頒發的自動進口許可證本身就說明本案合同項下交易完全符合國家關于棕櫚油進口的監管要求。（四）本案雖涉及刑事案件但應按照民事案件處理。1.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128號生效裁定書（以下簡稱最高院128號裁定）已認定本案應當按照民事案件進行審理，不能免除中輕公司民事責任。該民事裁定作為已生效法律文書具有既判力，其合法性不容質疑。原一二審法院判決并無不當。2.本案與刑事案件存在關聯，但這種關聯并不能改變中輕公司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3.中輕公司承擔合同違約責任。趙遠征在簽訂和履行該合同過程中的行為構成表見代理。最高院128號裁定已對構成表見代理事實進行了認定。二、原一二審判決并無任何法律適用錯誤。（一）民事判決與刑事判決并無沖突。刑事判決是對犯罪嫌疑人犯罪行為的認定和處罰，并不涉及遠大公司與中輕公司之間民事責任的處理。（二）關于違約金過高的問題。首先，日萬分之五的比例是當時自愿約定，并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該比例在1999年之前甚至是法院司法審判中確認的逾期付款違約金標準，如最高院法復[1996]7號《關于逾期付款違約金應當依據何種標準計算問題的批復》。其次，8年的違約期限。正是因中輕公司一直拒絕履行付款義務導致遠大公司始終承受著這部分資金的損失，而中輕公司8年來一直占用巨額資金，是獲益方。

本院經審查認為，本案再審審查階段爭議的焦點問題是：原審法院判令中輕公司向遠大公司承擔《代理協議》項下的違約責任，是否屬于認定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適用法律錯誤。

一、原審法院認定案件基本事實是否錯誤

（一）一二審法院認定中輕公司與遠大公司簽訂的代理協議合法有效，是否沒有證據支持，沒有事實依據。第一，《農產品進口關稅配額管理暫行辦法》第十七條規定：“最終用戶按國家相關商品進口經營的有關規定，自行或委托簽訂進口合同。”因此，中輕公司可以自行或委托簽訂進口合同。該代理進口的模式符合相關規定和商業慣例。商務部頒發的自動進口許可證本身就說明本案合同項下交易完全符合國家關于棕櫚油進口的監管要求。中輕公司具有進口棕櫚油的資質，并不足以否定案涉雙方簽訂《代理協議》的可能性。遠大公司當庭提交法庭的《銷售合同》合同原件的簽訂時間不是6月25日，而是7月24日之后。因此，中輕公司據此認定一二審法院認定案件基本事實錯誤的申請理由不能成立。第二，刑事判決書認定簽訂《代理協議》為合同詐騙罪的行為和手段，一二審法院將該行為認定為合法的民事合同行為，是否與刑事判決書認定的事實相沖突。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在保護法益、證明標準、歸責原則、責任形式等方面均存在不同。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在民商事領域的法律效力應根據民商事法律規定進行認定。盡管簽訂案涉《代理協議》等行為被認定為詐騙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但在民商事領域，并不當然導致合同無效。刑事上構成詐騙罪，一般而言，民事上屬于以欺詐手段訂立合同，除非存在特殊情形。《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四條規定：“下列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根據上述規定，案涉《代理協議》在效力上應認定為可撤銷合同。在撤銷權人中輕公司不行使撤銷權的情形下，該合同應認定有效。依據中輕公司的工作分工，貿易二部開展棕櫚油進口代理業務，主要由趙遠征負責，故趙遠征在與遠大公司與洽談案涉棕櫚油代理業務時具有代理中輕公司行為的權限。中輕公司認可，案涉《代理協議》是趙遠征利用合法貿易合同夾帶該協議偷蓋的真實的中輕公司6號合同專用章。遠大公司在簽訂合同前，亦對中輕公司經營地以及相關證照進行了考察、驗證。在辦理涉案棕櫚油進出口許可證時，遠大公司申報過程中使用的是中輕公司電子密鑰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提交文件，并與銷售商簽訂《銷售合同》，遠大公司據此有理由相信合同相對方系中輕公司,相信趙遠征是代表中輕公司與其簽訂代理合同。一二審法院認定趙遠證行為構成表見代理、并在中輕公司主張合同有效的情形下，認定案涉《代理協議》有效并無不當，與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并不沖突。一二審法院認定委托代理合同與刑事犯罪沒有關聯性確有不當，但其實體審理結果并無錯誤。

（二）一二審法院認定遠大公司的代理行為已經完成，中輕公司應承擔合同責任是否屬于沒有有效的證據支持，認定錯誤。遠大公司依據《代理協議》而非《銷售合同》訴求中輕公司承擔《代理協議》項下的責任。《代理協議》第十一條約定，本合同項下貨物進口后存放的倉儲公司系由委托人指定，委托人應自行承擔因該倉儲公司的原因導致貨物滅失的風險，且委托人并不因此種貨物滅失而解除其在本合同項下對委托人的任何付款義務。因此，遠大公司是否將貨物交付中輕公司，并不影響本案《代理協議》的完全履行。遠大公司依約開立了信用證，涉案棕櫚油亦實際進入東莞市華南油脂工業有限公司儲油罐，案涉《代理協議》已經實際履行完畢，中輕公司應依約承擔《代理協議》項下的民事責任。一二審法院認定遠大公司的代理行為已經完成，中輕公司應承擔民事合同責任正確。

（三）關于本案是否應在刑事案件執行終結后由遠大公司另訴以及認定遠大公司的實際損失為1406萬元是否正確問題。如前所述，刑事案件與民事案件在價值取向、保護法益、責任形式、證明標準、舉證責任承擔等方面均存在不同。因同一法律事實分別產生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的，構成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的聚合，刑事責任的承擔并不能否定民事責任的承擔。刑事案件沒有執行終結也并不影響民事案件的受理和審理。為避免民事權利人（同時為刑事被害人）雙重受償，可在執行中對于刑事追贓與民事責任，依據實體責任的認定進行綜合處理。因此，刑事案件未執行終結并不意味著民事案件不能受理。由于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審理的法律關系和救濟的法益不同，本案所涉刑事判決書認定遠大公司實際損失的標準和依據與本案一二審法院認定的標準和依據存在不同，并不違反法律規定和客觀事實。本案一二審法院依據中輕公司基于《代理協議》而提出的訴請，認定遠大公司的損失為遠大公司開立信用證支付的金額扣減追回的贓款、中輕公司支付的保證金后的數額，并無不當。

二、原審法院適用法律是否錯誤

（一）一二審法院根據《審理經濟糾紛案件涉及經濟犯罪規定》第三條的規定判決中輕公司承擔合同責任是否屬于適用法律錯誤。《審理經濟糾紛案件涉及經濟犯罪規定》第三條規定：“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該單位的名義對外簽訂經濟合同，將取得的財物部分或全部占為己有構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外，該單位對行為人因簽訂、履行該經濟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如前所述，趙遠征在與遠大公司簽訂《代理協議》時具有代理中輕公司簽訂該協議的身份和權限，其以中輕公司的名義與中遠公司簽訂《代理協議》構成表見代理。中遠公司以《代理協議》有效，中遠公司已完全履行《代理合同》項下的義務、中輕公司構成違約為由，訴求中輕公司承擔違約責任，一二審法院據此認定案涉《代理協議》有效、中輕公司承擔合同責任符合《經濟糾紛案件涉及經濟犯罪規定》第三條的規定，并無不當。

（二）刑事判決與民事判決是否存在法律沖突。在民刑交叉案件中，由于救濟的法益不同、責任形式不同，刑事案件與民事案件對于刑事被害人或者民事權利人的救濟方式并不相同。在刑事判決明確進行追贓，民事判決判決責任人承擔民事責任的情形下，應對追贓與民事責任的認定和執行進行協調。在民事案件審理過程中，追贓款應從民事責任人賠償范圍內進行扣減。在執行過程中，執行法院應結合民事責任、刑事責任的認定，確定民事責任人應承擔的民事責任范圍和贓款的退還對象，避免民事權利人（刑事被害人）雙重受償。在民事案件已經執行完畢、刑事被害人的民事權益得到全部救濟的情形下，因罪犯是民事責任的最終責任人，民事案件的責任人承擔完民事責任后有權向罪犯追償，因此，贓款應退還給民事責任人。本案中，中輕公司已全部履行本案項下全部給付義務，故案涉追贓款應給付中輕公司。一二審法院未明確該事項雖存在不當，但該不當不影響本案實體審理結果。

（三）本案違約金給付標準是否過高以及違約金總數過高是否系法院的過錯導致。中輕公司認為其承擔的違約金高于本金1.5倍之多，不符合我國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釋的規定。本院認為，其承擔的違約金總額高于本金是因為給付違約金的時間過長而非給付利息的標準過高。違約金制度的功能主要在于填補民事權利人的損失，兼具懲罰責任方的功能。本案中，中輕公司占用資金期間導致中遠公司資金損失。該損失主要是資金的利息損失。在當事人雙方均為企業法人的情形下，按照民間借貸的利率計算的利息損失具有合理性。依照《代理合同》的約定，違約金按照日萬分之五計算，折合成年利率為18.25%，并未超過依法保護的民間借貸利率24%的標準。因此，一二審法院判決中輕公司給付違約金的標準并不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九條的規定的過高情形，法院不應調減違約金。中輕公司支付巨額違約金的根本原因是該公司拒絕履行《代理協議》項下的給付義務，而非法院審理程序過長。各級法院審理本案均系依據合法程序進行。在案情復雜、法律適用存在爭議的情形下，由于正常的認識偏差導致的法律適用錯誤并不屬于國家賠償的范圍。上級法院依法糾錯正是依法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利的程序價值所在。中輕公司認為系因法院審理期限過長導致違約金過高而主張國家賠償的申請理由不能成立。

綜上，中輕公司的再審申請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二項、第六項規定的再審事由。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二款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中國中輕國際控股公司的再審申請。

來源：民事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