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08年4月11日，原告紅星村委會與被告謝某某簽訂《果園承包合同書》，約定：原告紅星村委會將其位于長背的果園承包給被告謝某某經營，經營期限為30年。2017年，該果園被列入政府征收范圍，雙方對該果園的征收補償款的歸屬發生爭議。2017年6月20日，原告紅星村委會與被告謝某某簽訂了《關于紅星果園征地補償爭議糾紛處理的協議書》，其中第二條約定雙方同意將征收補償爭議向贛州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2017年7月8日，原告紅星村委會訴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謝某某返還原告紅星村委會果園征收補償款190萬元。被告謝某某在首次開庭前以有書面仲裁協議為由，對法院受理該案提出異議，并認為該案糾紛應當按照原、被告簽訂的《關于紅星果園征地補償爭議糾紛處理的協議書》約定向贛州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

分歧：

　　涉及非家庭承包方式中發生的農業承包合同糾紛是否適應商事仲裁。

　　第一種意見認為，根據《仲裁法》第七十七條：勞動爭議和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農業承包合同糾紛的仲裁，另行規定，原告紅星村委會與被告謝某某之間達成的果園承包合同糾紛，系農業承包合同糾紛，不同于一般的經濟糾紛，不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的規定。

　　第二種意見認為，《仲裁法》第七十七條之規定，系指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土地承包糾紛不能采取普通仲裁方式予以解決，該規定明確約定的是內部，即家庭承包方式中發生的糾紛不屬于商事仲裁機構仲裁的范圍，而應由專門的仲裁機構進行處理，并將訴訟作為最后的救濟手段。但其他方式承包的合同糾紛能否按照普通仲裁申請仲裁，應當取決于當事人之間的協議。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首先，由于農村土地承包糾紛較普通合同糾紛具有其獨特之處，主要表現為：涉及承包主體面廣、流轉方式多樣化、合同約定權利義務不明確、社會影響較大等。正因為如此，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仲裁法》以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解仲裁法》的規定，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土地承包經營糾紛，不適用《仲裁法》的規定，它是一種特殊的經濟糾紛仲裁，不同于《仲裁法》規定的一般經濟糾紛。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由專門的農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員會負責仲裁，且其與一般商事糾紛的仲裁在仲裁申請程序、仲裁裁決效力、仲裁機構設置、案件管轄等方面存在區別。但從上述法律的規定可以看出，其明確規定為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農業承包合同糾紛不適用《仲裁法》的規定，也即是家庭承包方式中發生的糾紛不屬于商事仲裁機構仲裁的范圍。對以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其他方式的承包合同，因其不同于家庭承包合同，法律并未將其排除在《仲裁法》的適應范圍之外，所以，以其他方式承包的合同當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約定糾紛的解決方式，管轄的仲裁機構或者人民法院。如果當事人約定以商事仲裁作為解決糾紛的方式，一方訴至法院，就應當按照《仲裁法》第二十六條的規定：當事人達成仲裁協議，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訴未聲明有仲裁協議，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開庭前提交仲裁協議的，人民法院應當駁回起訴，但仲裁協議無效的除外，予以處理。

　　其次，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可知，農村土地承包雖然主要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家庭承包方式為主，但是對于不宜采取家庭承包的荒山、荒溝、荒丘、荒灘等農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承包。通過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承包農村土地，經依法登記取得承包經營權證或者林權證等證書的，其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采取轉讓、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轉。也即是說，非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在市場中流轉，適用一般經濟法則。非家庭方式承包的合同主體應為平等主體，其因農村土地承包產生的糾紛因屬于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糾紛，故而應當屬于《仲裁法》的調整范圍。

　　綜上，筆者認為，被告謝某某并非為原告紅星村委會的村民，其通過公開協商方式與原告紅星村委會簽訂《果園承包合同書》，承包了原告紅星村委會用荒山開發的果園予以經營發展果業，雙方后因該果園的征收補償款發生爭議，并在協商過程中自愿達成了就征收補償款爭議提交贛州仲裁委仲裁的書面協議。因該承包方式不屬于家庭承包方式，雙方書面約定將果園征收補償糾紛提交贛州仲裁委員會仲裁，系雙方當事人對糾紛途徑的選擇，符合法律規定，對雙方當事人均具有約束力。因此，該案不屬于法院管轄，應當裁定駁回原告紅星村委會的起訴。

　　作者：李東香